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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印章统称古玺，盛行于战国时代。印学界对古玺的认识，因为去古益远，而要滞后于汉魏印。明代朱简在《印经》中对一些“有识有不识者”判为先秦以上印，已属创见，但时代过于宽泛，也未能引起同仁的关注，在学术上达成共识。贤如印学家周亮工，在艺术上肯定朱简模仿古玺的风格，但仍将其名为“小秦印章”。朱文小玺在较长的历史年代中被印人误称为“秦小印”或“秦玺”。清代中期前，好古的鉴印家们在辑录古印谱时，也大多将古玺作“未识私印”附于谱后，甚至不予收录，这种误认颜标、朦胧无知的状况，直到大学者兼篆刻家程瑶田的出现，才得以改观。
程瑶田篆刻 “葺之兮荷盖” 程瑶田（1725—1814），出生时因稚嫩小手中有一“田”字掌纹，遂以田名，字易田、易畴，号葺荷、让堂。安徽歙县人。程瑶田勤思好学，博识多闻，却于科考屡屡受挫，四十六岁甫恩科中举，六十四岁授江苏嘉定（今属上海）教谕，嘉庆元年（1796）举孝廉方正。程瑶田早年与戴震、金榜同游皖派经学家江永之门，又与乾嘉学者钱大昕、王念孙、汪中、王鸣盛、翁方纲、阮元、桂馥等私谊深厚。他笃志著述，所著《通艺录》研究涉及到训诂、象数、地理、名物、制度、历算、声律、金石等各个领域，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晚年目瞽，犹口授晚辈撰成《琴音记续篇》。
《看篆楼古铜印谱》序 程瑶田在研究经史之余性耽书法，得晋人笔法。湖广总督毕沅重修黄鹤楼时，延请汪中撰记，程瑶田书丹，钱坫篆额，被时人称为三绝。工篆刻，宗法秦汉，尤钦服丁敬。时广东番禺进士潘有为宦游京城，喜收藏古铜印，达一千三百余钮，拓成《看篆楼古铜印谱》。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潘氏邀请相交多年的程瑶田观赏藏印，并嘱为印谱作序。程氏在序中真实记录下了与潘氏及其文友张敦仁、宋葆淳一起鉴印时的对话，如亲謦欬，诸老音容，宛在眼前，也为印学史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学术史料。
私玺 当宋葆淳留意一方“王氏之■”古玺时，程瑶田解答了“■”即“玺”字的缘由与区别，称：“《说文》‘玺’专属之王者，而蔡邕《独断》则以‘玺’为古者尊卑共之，秦汉以来，惟至尊称‘玺’。”证明“玺”是秦汉以来帝王印章的专用称谓，而在秦代之前“玺”是不分贵贱，“尊卑共之”的。宋葆淳又询问谱录中的“〗■”、“〖尒”与 “▽尒”诸印作何解时，程瑶田明确地说：“此皆‘私玺’二字也。私玺者，卑者之玺。玺但用‘尒’者，古文省也。”而“私玺”如同“家玺”可不冠姓名，均作为封物凭信之用。程瑶田通过大量古玺实物的比照，籍其对古文字学与训诂学等深厚的素养，得出这一重要、大胆的学术高论。虽寥寥数语，如探骊得珠，为古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使他站在了印学研究的学术前沿。 遗憾的是乾嘉时期大部分学者、印人对古玺的认识尚处于懵憧之态，加上彼时信息传递、交流的隔膜与迟缓，程瑶田这一真知灼见未能及时引起印学界足够的重视与传播，但他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古玺收藏、辑录与研究直至晚清的咸丰、同治始进入了一个兴盛期。像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和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中正式标出“古玺”类目，并将其置于秦汉印之前，揭示出古玺真实的历史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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