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庐艺术文踪》
封泥，亦名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门户和包裹封口的凭记。
魏、晋之前，纸张虽已发明，但尚未为社会广泛使用，文字多书写在长条而薄薄的竹（木）简上，以若干条的竹（木）简聚积成文，世称简牍。在成捆包扎好的简牍外表，“缄之以绳，封之以泥，抑之以印”，经过这手续的往来文书，可以防止私拆，起到保密的作用。这方法同如今的用火漆密封文件，随后盖上印章极为相似。秦、汉时期，印章的功能之一就是以印封泥，“以检奸萌”。考察这一时期的印章，上至帝王，下迄县宰，印面不大且大小相仿，印文也多为阴文。阴文钤于泥呈阳文，宜于辨识；印面不大，宜避免泥封的自损。这些都是受到实用的制约。官印的越制越大，印文的改阴为阳，同样也是适应于印章钤盖于纸张的实际需要。不过，这是隋、唐以后的事情了。纸张的盛行，替代了先前的竹（木）简；印色钤印替代了封泥的方法，封泥遂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被淘汰。因此，今天见到的出土或传世的封泥，绝大多数是汉代及汉以前的古物。
封泥概说
封泥的名称，最早的记载见于《续汉书·百官志》。由于封泥脱离社会实用的时日久远，以至后人竟相见而不相识，不知其名，莫明其用。当清代道光初年，沉埋于地下的封泥实物日见出现，吴荣光、赵之谦等学者印人均误称它为“印范”，即把由印章按在紫泥上的印痕，反误以为是铸造印章的母范，完全本末倒置了。至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刘鹗方始纠其谬讹，正名为封泥。嗣后，王国维著《简牍检署考》一书，以其宏才卓识，仅据有限的资料，证简牍之制，论检署之法，才将封泥之谜基本解开。解放以来，长沙马王堆和甘肃肩水金关遗址的发掘，都有“封泥匣”实物出土，使我们对它更有了明确的认识。
封泥，具有不一般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尝称：“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的确，清末乃至后起学者，据封泥的出土地域及其印文，对比史料，详加考订，在学术上曾取得不小的成果。
封泥概说
诚然，封泥更具有不寻常的艺术价值。我们知道，今存的秦、汉印，多半是供殉葬的明器，它的制作及篆刻的艺术水平较彼时的实用印章颇有高下，而封泥则是由官方郑重制作和颁发的或私家日常使用的玺印所抑出，从这一点看，封泥印保存的艺术性，起码是不亚于今存的秦、汉印的。它是古代篆刻艺术十分珍贵的遗产之一。缘于封泥的晚出，及对它一时的误会，以至使最善于从古器物中汲取养料的赵之谦，也失之交臂，没有跟它发生过艺术上的瓜葛。近代印人中对封泥借鉴并卓有大成者，当推吴昌硕。封泥，在追求“道在瓦甓”的吴昌硕篆刻风格里占有特殊的比重，他那高古雄浑、大气磅礴的作品，无不与封泥的气质相贯融。吴氏曾对封泥艺术特性作过深邃而精当的总结。他尝称：“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又谓：“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二语。”封泥由秦、汉真印按出，形体笔势多平方正直。方易于劲（遒劲），但方并非即是劲，故要得其方劲；圆易于转（婉转），但圆并非即是转，故又要得其圆转。有方劲而乏圆转，近于犷悍；有圆转而失去方劲，近于媚俗。学封泥贵在方劲而兼具圆转，诚会心之论。古封泥由玺印按出，摹封泥印则由刀刻石，故用刀要拙，不拙则无高古雄深的气韵；用锋宜锐，不锐则无峭拔英迈的风神。封泥四侧的边栏，多宽厚而富变化，它出于天成，古意盎然，别具一格，学封泥，无有不借鉴这类边栏的。然而，边栏宽厚就易实、易板、易重，产生沉闷迫仄的窒息感，以至殃及印文，损伤全局。故边栏之妙在于实中见虚，虚中见灵；气格壮伟雄强而意味纯朴虚和，方为通晓个中三昧。虽然吴氏借鉴和开挖封泥的妙谛远未抵达尽头，但是这位篆刻大师实践而有大成的心得，是值得我们细加玩味的，它至少应当成为我们学习封泥的艺术向导。
集辑封泥，椎拓成谱之风，是近百年的事。一八九八年秋，以吴式芬、陈介祺旧藏辑成《封泥考略》十卷，此为封泥印谱之滥觞。嗣后有陈宝琛《澂秋馆封泥考存》，罗振玉《齐鲁封泥集存》，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马衡《封泥存真》，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为大宗。成书于一九三一年的《封泥汇编》，侧重于篆刻艺术的借鉴，它基本上是依据正、续、再续《封泥考略》三编，去其印文重复者及印面过于损坏者，删去原书的考释文字，共得周、秦、两汉封泥一千一百十五枚，为古来封泥汇录之冠，既多且精，故初版一出，即告售罄，印人学者，求之不得，每以为憾！今上海古籍书店重版精印，堪称印林快事。特不揣谫陋，将本人对封泥的认识陈述如上，管窥蠡测，挂一漏万，尚乞专家和读者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百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