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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她身为女子，却豪气冲天、英武不让须眉；她出身草莽，却是最坚定、最忠诚的革命者，为革命付出了一切；她没有上过任何军事学校、未被授予任何军衔，却培养出了一个身为被封为开国元帅的弟弟、一个被授予开国中将的部下。 她就是巾帼英雄、贺龙的大姐贺英，也就是《洪湖赤卫队》中主人公韩英的原型。 南昌起义失败后，从1927年冬到1928年春，有关贺龙的各种谣传搅乱了整个桑植县。一些素与贺龙有隙的人闻风而动，千方百计要整垮贺龙的妞妞贺英，好得人得枪得地盘。 贺英带着一支武装在杜家山的鱼鲜寨、泉峪、马夫寨子地，一面同那帮家伙周旋，一面等候贺龙的确切消息。旧历二月间，有消息说贺龙要回家乡来了。贺英急忙带人赶到十几里外的垭口上，把贺龙一行接回洪家关。 姐弟相见，互诉衷肠。贺英得知弟弟已经是一个党员了，奉党的指示回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 对于贺龙这次回乡，人们议论纷纷，褒少贬多：三年前贺龙曾以沈州镇守使的身份荣归故里，威风得很，现在却丢了军长的职位，身穿布衣，足蹬草鞋，人也没了，枪也没了。许多人不理解，家族中也有怨言。 贺英却首先站出来支持贺龙，把自己的队伍连人带枪交了出来。她这样做，绝不仅仅是出于姐弟之情，而是有着更深的思想基拙。 贺英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香姑”。黑暗的世道、亲人的惨死，逼得她不得不拿起枪来反抗恶势力。她率领的队伍由一些贫苦弟兄和穷亲戚组成，其宗旨是要报仇、要生存。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贺龙北伐进驻汉口后，贺英曾到汉口住过几个月，亲眼看到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又和贺龙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而接受了一些新事物、新思想。她感到单靠个人报仇是成不了大事的，只有工农革命才是改天换地的真正力量。 回乡路过长沙时，贺英见到了洪家关朱家坪的学生朱茨棠（孙华）。朱是党员，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应朱的请求，贺英给了他一笔钱，作为活动费用。 回到桑植，贺英就照着在外面看到的样子干，开始把个人的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如今，当贺英知道贺龙已经是共产党员以后，就把自己的40多个人、几十条枪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贺龙。另外几姐妹贺戊姐、贺满姑、贺绒姑、妹夫刘玉阶等也都交出了各自的人枪。这些亲族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个重要来源。 把队伍交出之后，贺英随贺龙住在洪家关，帮助应酬前来拜见贺龙的各种人物。 多年来一个女人、寡妇，当司令带队伍，流言蜚语，枪林弹雨，使她身心俱疲，她打算过一下安宁的生活。 可是工农革命军成立仅仅一个月，军阀龙毓仁旅就扑来了。贺龙一面整理队伍准备迎战，一面与贺英商量：“你这一坨坨，什么姐姐呀、妹妹呀、外甥呀，过去都是你管的，还是归你吧。”结果又退给她几个人，几条枪。 为了让革命军无牵无挂地打仗，贺英又重新搞起武装。这一次比过去人少了，枪少了，但其性质有了一个飞跃，开始在党的影响下进行武装斗争。 在强敌进攻面前，工农革命军屡遭挫折，几起几落。当初参加起义的人们，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拖枪回家了，有的投敌反共了，也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十分坚定的分子继续跟着贺龙。贺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遭到罗峪被袭、姊妹离散、满姑惨死等一系列打击，她都没有动摇初衷。 1928年初冬，工农革命军从石门转回桑植、鹤峰交界的堰垭红土坪，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全军只剩百把人，缺衣少食，天寒地冻。贺英派人送来了自己积蓄的一些银元、布匹、棉花和根食，给部队解决了大问题。 1929年初，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军，相继攻占了鹤峰、桑植县城，建立了以桑鹤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领导苏区人民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到9月间红军退出桑植城，贺英就带领队伍在桑鹤边界的大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协助收编了甘占元的武装，收养了一批批红军家属和伤病员。 1932年秋冬，在党的特委和湘鄂边独立团已经离去、敌人“围剿”又紧的情况下，游击队员们饮山泉，食野果，卧冰雪，在深山密林里坚持到1933年初红军主力回来。 经过严酷的革命斗争磨练，贺英对革命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信念越来越坚定。她渴望入党，曾先后多次向贺龙、周逸群、关向应等人提出申请。 关向应对她说：“大姐，你有你的名气，有你的关系，你暂时留在外面，活动更方便。”贺英服从了这一安排。 回到驻地太平镇洞长湾后，她按照上级指示，积极扩大武装，在附近村子建立起赤卫队。 5月的一天，反动团防偷袭了洞长湾，贺英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贺戊姐等人，余部由徐焕然等人带领组成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7月间编入红三军七师二十五团。 贺英为革命贡献了一切，也培养和保护了一批子弟，她手下的不少战士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廖汉生就是从贺英那支队伍中突围出来找到红三军的，后来他做到了国防部副部长、沈阳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我大姐保留了一批革命力量，功劳也是不可抹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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