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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洒洞长湾
红3军在桑植没站住脚回来后，在鹤峰、巴东、建始、恩施、宣恩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恢复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游击队，并在鹤峰走马坪与卢冬生率领的独立师会合，而后将全军缩编为7、9两个师。
3月间，敌军一度攻占了鹤峰城，红3军退到太平镇。我随贺民英到了军部。从几年来的游击生活中，贺民英和我们都深深感到：像过去那样孤零零地活动，力量太小了，只有紧紧地与党和红军靠在一起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我再一次提出要跟红军走。贺民英则向7师政委、负责湘鄂边游击队工作的陈培荫第二次提出入党要求。
陈培荫也像关向应政委一样对贺民英解释说：“大姐，你够条件，但是根据你过去的情况还是暂时留在党外好，”
离开军部时，贺龙、关向应对贺民英讲：“根据过去你们在湘鄂边坚持的情况，大姐你这个队伍还可以扩大些。”他们叫军部拨给我们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说：“你们还是回洞长湾去，扩大武装，把附近村子里的贫苦农民都组织起来，成立赤卫队。”
这次见面之后，红军主力又去别处活动了，我们仍留在洞长湾。贺民英按贺关说的，集中了太平镇附近村子的一些贫苦农民，发了枪，成立了赤卫队，实行联防，分散务农，集中练兵。
5月，敌周矮子（周燮卿，旅长）、朱疤子（朱际凯，团长）率部围攻鹤峰城，各地团防乘势进攻游击队、赤卫队，太平镇一带的团防罩福斋也蠢蠢欲动。
这时正值插秧时节，各村的赤卫队员们白天要各回各家插秧，晚上再集中起来驻防。几天下来，大家都感到非常疲劳，就连苦了一辈子的贺民英也觉得有些吃不消了。
于是，她对大家讲：“这样太累啦。你们把秧插完再来，晚上就各回各家休息吧。”
这样，她只留下十来个人，分住在洞长湾的两户人家。
洞长湾周围是山，中间几块水田。一条小沟将两栋木屋隔开。沟西一户姓向的人家，住着贺民英、徐焕然、向轩、谷大妹、徐焕然的老父亲徐方刚、儿子徐立礼、唐老么兄弟俩、刘烈璜、张志道等。沟东面是农会委员许磺生家，住着贺戊姐、贺戎姑、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肖庆云，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养病的红军团长向刚。两处屋场相距不到百米。
这天晚上大家太累了，只派了唐老么一个哨兵。
第二天拂晓，突然一声枪响，把我们从熟睡中惊醒。
原来就在夜里，我住的这家主人、农会委员许璜生叛变投敌，向团防覃福斋密告了游击队的情况，引着百多人的团防大队来偷袭。敌人从山背后摸下来，分两路靠近两处屋场。放哨的唐老么发现了，他刚要报警，就被敌人打死了。
我们听到枪响，摸到枪就往外打。红军团长向刚跳起来，背起我的女儿春莲，喊了声：“我喊赤卫队去啦！”他第一个冲出去，上了屋后的山坡。我冲着屋里的人喊：“你们快走！”而后提着驳壳枪冲出去。天还是黑黑的，也不知敌人来了多少，到处是枪口迸出的火光。我打了几枪，看到其他人都跑出来了，就绕到屋后上了山。后来才知道，贺戊姐患哮喘、肖艮艮抱着儿子跑不动，落在后面被敌人捉住了。
与此同时，沟西也打起来。贺民英提枪冲出门，被一颗子弹把右腿打断了，她跪在门边向敌人还击。7岁的向轩爬到她身边，要拽她起来，贺民英把手枪塞给他说：“快走，找大舅去，报仇！”徐焕然冲过来背上贺民英要走，肩胛上中了一枪，背不动了，只好把她放下，就在这时又一颗子弹打中了贺民英的肚子，把她打死了。徐焕然只好自己冲出去。向轩人小却很机灵，钻到地板下面，敌人冲进屋后没有发现他。
我们冲出来的人在山上跟敌人对射着，向刚带着从太平镇召集的赤卫队赶来，敌人匆匆退去。
太阳出来了，枪声平息了。我们来到屋场上，只见贺民英倒在屋门边，贺戊姐被敌人推走时枪杀在水田里，敌人还抓走了我的妻子肖良良和2岁的儿子。与贺民英、贺戊姐同时遇难的还有唐老么、张志道和徐焕然的父亲徐方刚，受伤的有徐焕然、向轩、谷大妹。一片片殷红的血迹洒满了洞长湾。眼前的惨景，使每个人都不禁痛哭失声。今后怎么办呢，大家商量了一下，由我给贺龙写了封信，派人送到住在麻水的红3军军部。我们把贺民英、贺戊姐两姊妹和其他死难兄弟埋在洞长湾的山脚下。贺龙接到信后，派了警卫员朱绍田来。大家搀扶着受伤的人，跟着朱绍田，翻过山到了麻水。
在军部，我们向贺龙哭诉了所发生的一切。贺龙听后难过得许久不出声，看得出，他为一夜间就失去大姐、二姐而悲痛万分。过了好一阵，贺龙问徐
焕然和我：“大姐她们牺牲啦，你们打算怎么办？还干不干？”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干，横直革命到底！为她们报仇！”
徐焕然也是这么回答。
“好！”贺龙说：“你们回去招人，搞枪，把游击队重新建立起来，同那帮坏家伙干到底！”
他指着徐焕然说：“我任命你为鹤峰县游击第4大队大队长。”又指着我说，“你为副大队长。”
徐焕然和我当即接受了任命。贺龙又说“你们先养养伤。”我们在军部休养了几天，把贺戎姑、谷大妹、向轩、肖庆云留下来，就准备回去。临走时，贺龙又给了我们一批枪。
我们重返太平镇，集合起各村寨的赤卫队员，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继续同敌人战斗。我们游击大队在太平镇一带同团防队打了两仗，牺牲了两名战士，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不久，我调到红3军军部工作，游击大队编入红7师21团，大队长徐焕然当了21团副团长，在龙山县茨岩塘的战斗中牺牲，徐焕然的弟弟徐武生在长征时当了4师供给部长，病逝在贵州黔西县。
§贺家姊妹
几十年来，围绕着贺民英几姊妹的生前与身后，各种各样的说法不一，尤其对贺民英更是众说纷坛。
在苏区老百姓的口碑中，她是贺龙红军的“女司令”，驰骋湘鄂西的“女赤卫队长”。
在白区国民党报纸上和桑鹤“剿匪临时指挥”陈策勋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以及叛徒罗钩关于“湘西共产党组织及其阴谋计划”的供词里，她是“带约二三百人，连枪居多”、“女扮男装”的“女共匪”。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婆”。
今天，贺民英又被人们称颂为传奇般的女英烈。
这些说法，有誉有毁，有褒有贬，既有从不同立场出发得出的不同结论，也有对不同侧面的不同认识。
对于贺民英及其姊妹，究竟怎么看？我觉得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她们，评价她们。
我个人对贺家姊妹是比较熟悉的。除去小时候的接触不算，从1927年秋投奔贺民英，直到1933年春亲手把贺民英、贺戊姐安葬，我在她们的身边生活、战斗了七个年头，应该说对她们的了解是比较多的。
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贺家姊妹，我的概括的看法是：两个阶段，五条贡献。纵观贺家姊妹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反抗恶势力。
贺家姊妹出身贫苦，母亲体弱多病，很早就病死了，家里兄弟姊妹七个，生活相当艰难。她们从小就参加了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由于不满反动统治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迫，她们结婚后就协助自己的丈夫搞武装，反抗恶势力。以后贺民英、贺满姑又自己带队伍，贺戊姐因体弱多病跟着大姐的队伍，贺三妹、贺戎姑则和丈夫一起带队伍。贺民英是大姐，最早帮助操持家务，侍奉父母，教养弟妹，担起生活的重担，磨练出描龙绣凤的巧手和吃苦耐劳的品格。 20岁时她与表兄谷吉廷成了亲，协助丈夫进行反对满清的斗争，夫妇双双参加了反清团体哥老会，分别被推举为“龙头大爷”和“凤头大姐”。在他们的影响下，贺龙也加入哥老会，拉队伍 、搞武装，以后因谷吉廷年纪大些，思想也保守一些，与贺龙有了分歧，各干各的。谷吉廷一度接受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委任，当上支队司令，不久就被唐荣阳用武力提了枪，谷吉廷和贺民英逃回家乡，在杜家山的鱼鳞寨重整旗鼓，与官府豪绅作对。
湘西军阀陈渠珍指使部下余连长，也是谷吉廷的旧友，在洪家关摆下“鸿门宴”，把谷吉廷整死了，随后赴宴的弁兵只有徐焕然一人带枪冲了出来，跑回鱼鳞寨。亲人的惨死，使贺民英看到，在这个官匪横行、虎狼当道的世界上，要想不受欺辱、不被宰割地活下去，只有拿起刀枪。丈夫生前拉起的队伍，一些人散去了，一些人留下来，拥戴贺民英带领着大家继续干。
为了生存，为了报仇，贺民英没有别的路可走，她接过丈夫的队伍，在鱼鳞寨上竖起“打富济贫”的旗帜。在这一阶段，贺家姊妹由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转变成旧世界的造反者。她们的目标还不高，是要生存，要反抗。她们的队伍也不大，多以亲戚、朋友和丈夫的旧部为主。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发性、盲目性、狭隘性。在她们的身上既表现出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沾染上一些江湖习气，像贺民英还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毛病，这都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自身的经历所决定的。但是，主流是反抗恶势力。
后一个阶段，投身工农革命。
在大革命及其以后的年代，贺家姊妹受到工农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贺龙的直接影响。贺龙北伐到武汉，就写信叫贺民英去。她从桑植出发，一路走，一路看，沿途各地工农运动 如火如荼，显示出翻天覆地的力量。她在汉口住了几个月，形势起了变化，国民党右派露出仇视工农运动的嘴脸，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的一些人也开始动摇，贺民英从贺龙那里要了一批枪，又筹款买了一些枪弹，返回家乡。
她回桑植后，不仅带回了武器，也带回了新思想。从此，她把个人的抗争同工农革命联系在一起。关于贺民英的武汉之行，贺龙在1962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贺民英的思想变化是从农民运动中受到启发。以后，又受了我的影响，有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在汉口时，她就告诉我，你靠那些国民党左派靠不住”，贺民英也对我谈过与武汉之行有关的一件事。那是她从汉口回来经过长沙时，遇见在省城读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桑植籍学生、共产党员朱孔华。应朱的要求，贺民英给了他一笔钱，作为费用。不久，朱孔华在常德惨遭枪杀，贺民英对他的死深感惋惜和愤慨。
她们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眼界开阔了，目标也提高了，积极投身到工农革命中去。她们从同情到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从支持到参加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斗争。她们自己也从传统的农民造反者转变成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参加者。这个阶段，是贺家姊妹一生中最光彩、最重要的阶段。
贺家姊妹从1928年洪家关“聚义”时起，为党和红军做了许多事情。我看，起码有这样五件事，或者说是五条贡献。
第一条，1928年贺龙、周逸群等受党中央派遣回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贺家姊妹把自己的队伍连人带枪都交给了贺龙，交给了党，成为工农革命军的重要来源之一。后来只是由于斗争的需要，贺龙又退了一部分人枪给她们。她们这么做不光是出于对贺龙的姊妹情，如果对革命一点印象都没有，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我记得贺民英最先把自己的队伍交出来时，曾对贺龙讲：“带队伍你比我强，但你没队伍；我有队伍，但带队伍不如你。我把人枪都交给你。”贺民英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一种“龙胜于鹰”的思想。她从多年的斗争生活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带队伍 、搞武装，贺龙比她强，当了共产党的贺龙就比她更强。这种“龙胜于鹰”的思想，反映出她对贺龙的认识和支持，对革命的认识和支持。
第二条，在工农革命军几起几落的困难时期，贺家姊妹给了力所能及的支援。1928年底，贺龙率部从石门转战回来，贺民英、贺戊姐相继派人送去了东西，贺民英还对贺龙谈了自己的建议。
对这件事，贺龙在1962年向我谈道：“我们队伍从石门失败回来，大姐问，你们有好多CP、好多CY？还说队伍就是要伍，要整顿，要多流动，才能强大。她给队伍送来棉衣，解决大问题。”
第三条，在红军主力东下洪湖以后，贺民英、贺戊姐、贺戎姑上了四门岩的大山，坚持反“围剿”斗争，并且招待、掩护了一些红军伤病员和党与苏维埃的干部。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相继撤走后，她们仍然在山上坚持，一直坚持到红军主力回来。
第四条，贺家姊妹的队伍虽然没有正式的游击队番号，队伍里面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是她们是坚决跟着贺龙、跟着党的，她们的队伍是党影响下、领导下的游击武装。贺民英本人曾先后两次提出过入党要求，尽管她到死也没能入党，但那不是她本人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组织上认为她在党外更方便些。
后来我到红3军工作又了解到另一个原因，就是湘鄂边苏区和红3军的党组织都被左倾路线给解散了，贺民英自然不可能再加入党。
第五条，贺家姊妹是为革命而死的。贺民英、贺戊姐是在同一天、同一地点被敌人枪弹打死的，贺满姑是被敌人抓去后一刀一刀刺死的，贺戎姑在丈夫刘玉阶当红军营长牺牲后，病逝在最困难的1934年。
在湘鄂边防“围剿”的艰苦岁月里，我目睹了贺家姊妹对党的无私奉献，对革命的坚贞不渝，对敌人的绝不屈服。斯人虽已去，风范永存留。我永远怀念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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