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更加负责任的数字未来

世界正在经受技术破坏的锤炼，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和虚拟现实等创新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运行方式。从个体角度，这些技术的每一项都有可能改变既有产品、服务和相关支持网络。综合起来，它们将颠覆旧商业模式和机构，预示着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重大经济转型常常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新制造工艺最终带来了人类福祉的巨大改善。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薪水和生活标准也随之上升。但在这个过程的早期，机械化带来了消极后果，如失业、童工和环境破坏等。

数字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可能更加剧烈。有可能爆发战争和革命，人权和公民自由等价值观可能遭到削弱。我的同事和我在发表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的最新文章中指出，计算机越了解我们，“我们的选择就越不可能自由和不由他人预先决定”——因为信息自决权可望而不可即。

辛运的是，个体自主权的损失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设计一个更加负责的数字未来的可能性时存在的。但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成功需要公共讨论、数字启蒙和解放，以及对科技的风险的广泛认识。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的转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可以单枪匹马面对的。我们都有切身利益在其中：我们的未来。

显然，放任技术进步独自推动这一变化是危险的。2008年，《连线》（Wired）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大数据最终将揭示一切真理，不再需要科学或理论。显然，这并未发生。有了更多可以尽情使用的数据，科学家发现了更多研究模式；需要科学来判断哪些有意义，哪些具有误导性。人工智能将克服偏见等人类弱点的预期也落了空。如今，许多人工智能系统歧视人类，甚至可以操纵。

其他关于新的“数字社会”的预测也同样不靠谱。所谓的智能城市——城市生活自动化——没有达到预期。这是因为，城市不仅仅是规模庞大的供应链；它们也是试验、创造力、创新、学习和互动的场所。

最后，尽管在“平台经济”及其对互联网、计算和数据的依赖中产生了一些价值最高的公司，但它们也让许多公民变成了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超级联动的讽刺之处是人们不仅不再区分他们所购买的产品，也不再区分他们所消费的信息。毕竟，是这一“吸引力经济”产生了“假新闻”。

简言之，我们的数字乌托邦不能说来就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伦理的方针设计技术，这个方针要将宪政、文化和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与人工和自主系统相融合。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伦理一致”、“价值观敏感”的设计方针——不管是智能设备还是支持我们的政府和市场的软件。

比如，如果民主模式想要继续具有政治可行性，民主政府所使用的信息系统就必须支持人权、尊严、自决、多元主义、分权、透明、公正和正义。

要实现这一民主的数字未来，世界需要改变看待科技的思路。我们需要构建开放的参与式信息生态，为全球经济中的每一个人赋权，让他们贡献自己的思想、才华和资源。在网络化的世界中，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影响他人，我们必须学会超越自我意识，追求合作、共创、共同进化和集体智慧。

如果我们按照这条路径前进，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更加包容；这也是我的同事和我致力于发展的未来。比如，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我们正在开发兼顾社会责任的通讯网络和城市治理系统，而FuturICT计划（一个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网络）正在应用多学科方法进行技术开发。这两项研究的目标都是促进更加平等的数字未来。

我们有能力设计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奴役我们的科技。但构建这样一个未来需要新的数字时代精神，社会、文化、环境和伦理价值观要成为设计过程的一部分。创新和革命常常具有动荡性和破坏性，但在数字时代，它们也可以是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