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治疗』第十六章　离婚和再婚家庭　1

第十六章　离婚和再婚家庭

 

遭遇分居、离异、单亲以及再婚，都是家庭生活的变数，这意味着从原先的核心家庭到不同家庭结构中可能出现的暂时或永久性的转折点。在每一点上，家庭都面临着发展出一种方案以培育现实环境下家庭抱持能力的任务。在每种情况下，家庭问题都会因为孩子和父母在'分离－离婚－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强烈情绪而使任务变得艰巨。可以预计的是，这些强烈的情绪包含丧失和内疚感、低自尊和对关系中安全感的焦虑、极端的愤怒以及无助感。但是一个最令人苦恼的问题在于，当父母试图处理因离婚的痛苦而带给自身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减少了他们作为父母的能力。

 

孩子在经历父母任何一方的相对撤回的同时，也遭受了父母共同提供共有抱持能力的分裂。任何家庭形式都有提供一个感受充分的抱持情境的潜在可能性，但是，这种形式也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早期的'理想核心家庭'。换句话说，如果强调了现实的不同，一个有效的家庭就能够支持每个成员表达他们的丧失感、焦虑感以及无助感。这个任务如此困难，以至于任何成年人都不能独自完成，特别是当父母发现自己的自尊和精力都处在衰退期时。还要在孩子们的困扰达到顶峰的时候表现得富有创造性和支持性这点会特别的困难。

 

夫妻面对分居

 

尽管有爱的意图、'生物－社会'联结以及在治疗中真诚的付出，一些婚姻仍然难以继续。当夫妻在治疗中就这二点达成一致时，我们仍然可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面对现实以及表达丧失、内疚和矛盾的感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这些感受就不作决定。治疗师踩在促进修通和妨碍决定之间的一条线上。当夫妇能理解相互都存在着煽动令其苦恼的客体关系时，或者至少夫妻一方放弃婚姻时，就有结论了。分居的夫妇在决定之后也可以通过在一定的时期内分别会见治疗师来继续治疗，他们很少会双方在同一时间里形成一致的决定，总有其中一方相对准备不足，通常是造成困难的实际问题引起对个体治疗的需要。

 

达尔文夫妇的婚姻很有问题。他们有着惊人的性生活，却在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交流。达尔文太太试着在达尔文有限的收入条件下控制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发现这种焦虑难以忍受。达尔文先生对她变得疏远，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网球上。他发现达尔文太大的愤怒爆发得愈加频繁，她想要更多的钱，并且毫无时间概念，而他的回避加重了她的暴怒。最后达尔文先生同意分开并分割房子的收益。两个人继续来见治疗师，但只在各自的治疗时间里。达尔文太太在先生终止治疗后还坚持治疗了一年，然后丢了她的工作，再也不能负担治疗费用。几个月之后，她因为达尔文先生开始约会其他长得像她的女人而变得很不舒服。他开始带这个女人出席各种社交俱乐部，而且在他们以前一起住的地方和那个女人同居。她感到完全被取代了。也因为丢了工作而觉得羞耻和受伤害，最后形成了广场恐怖症。不过她后来又得到了一份工作，并开始找她以前的治疗师，而这个治疗师拒绝了她，因为现在他是她前夫的治疗师，这个治疗师认为分清他们之间的界限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残忍地强化她被取代的感受的附加丧失。

 

有些案例中，夫妻的一方可能有更深入的个体治疗，如果另一方并不反对，就很可能形成这样的治疗。但如果夫妻之间对谁可以留下治疗师存在竞争，最好是在夫妻关系结束时也结束治疗，并推介他们去其他治疗师处进行治疗。这是因为他们多半不会在达成客体关系的分析之后互相认同离婚的决定，因此我们的治疗工作也不顺畅，然后治疗任务会转变为帮助被抛弃的一方去感受另一方离开所感到的悲伤、内疚甚至仇恨的感觉。有孩子的夫妻则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处在分离中的家庭

 

如果分离的夫妇有孩子，丧失就被放大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夫妻间以及夫妻组建一个家庭的理想的丧失，还是现实理想家庭的丧失。有时，夫妻们如此痛苦以至于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治疗师应该时刻记着孩子，尽管夫妻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孩子们的生活受到了父母决定的深刻影响，不管是好还是坏。父母常常问我们：“什么时候离婚最好?是在孩子多大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永远都不是好的时候，或者没有一个合适的年纪。这个反应经常是深远的，只是在质量上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孩子自己的发展阶段。泰斯曼、沃勒斯坦以及凯利对这些不同进行了相当细致和丰富的描述。

 

简而言之，我们知道年纪小的学前儿童可能会遭受急性退行和分离焦虑，并转向过渡性客体作为一种支持;而稍大的学前儿童可能更加有能力认识到悲伤感和对自尊的打击感，并通过游戏来整合他们的体验；潜伏期(6 - 12岁）的孩子可能有更加强烈的痛苦、恐惧感，或者抑郁、被幻想占据、依附或者拒绝他们的父母；大一点儿的潜伏期孩子表现出更加公开的愤怒方式，对打破规则的父母变得义愤填膺，可能会在学校造反或者表现不好。通常这样的孩子不能从朋友身上观察到适当的社会行为，因为其他孩子会避开这些麻烦的孩子。青少年时期是最好整合他们父母决定的阶段，他们体验到深刻的丧失感，并对现实的经济支撑感到担心，他们对孩提时理想父母和早年依赖、嬉戏的丧失的哀悼，与现在附加的现实的父母关系和童年家园的丧失混合在了一起。这使得青少年从家庭分离的棘手任务复杂化，并产生了对他们未来能否形成稳定的性关系的担忧。

 

教授给夫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认知能力和能接受的反应可以对离异夫妻提供帮助。治疗师期望他们会与孩子交流并为孩子做出计划，这强化了夫妻的抱持能力。沃勒斯坦和凯利跟踪了一小群离异家庭，报道说三分之一的母亲和一半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孩子的痛苦。当父母参与治疗，能为孩子们的需要有所打算，并能够用孩子所处年龄阶段的语言向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孩子对他们离异的适应是最佳的。

 

所有的孩子都希望同时拥有相亲相爱的父母双方。为了保持这种幻想。他们可能压抑对婚姻不和谐的认知。沃勒斯坦和凯利在研究中发现，三分之一的孩子完全没意识到婚姻中的冲突，而即使长期意识到这一点并非常焦虑的孩子，也无法为父母婚姻的结束作任何准备。正如迪克斯(1967)所说'我感到人类尽管表面上愤世嫉俗，内心却有深深的价值感，因为他需要完整的婚姻关系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样的关系满足了孩子对稳定的相亲相爱的父母二元体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也是他们人格成长的最佳环境'。所以，完全有必要鼓励父母在夫妻治疗中对他们的婚姻进行工作。尽管他们共有的病理意味着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有时候，有些夫妻没有任何动机或者可能性来达成兼容。尽管他们会因为现在离异而烦恼并且在多年以前就如此，孩子们却在父母决定结束不愉快的婚姻时感到很轻松，他们能够从父母做出这样有胆识的决定上获益，特别是看到每个人随后从丧失中恢复并重建生活时。

 

当家庭离异

 

据记载，在1984 年的美国有1155000 对夫妇离婚。受到这些离婚影响的儿童的数据无法统计，但是在1983 年有一项评估显示。1091000 个孩子在一年中遭遇了家庭的破裂。当沃勒斯坦和凯利跟踪他们的离异家庭群体5 年后发现，他们离异后的症状尽管在5 年时间里有所改善，但是5 年后仍然存在着适应困难。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离异过程有一个延期的时间表。父母对失败的婚姻感到内疚并不奇怪，延迟他们的决定也不足为奇，他们有时候要忍受'一种长期的、程度惊人的性生活的剥夺与孤独'。

 

丧失原生家庭可能意味着丧失家园、邻居和生活标准，甚至包含与更多亲人或父母一方完全失去联系，在这样的压力下，家庭可能退行到用更加原始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体验。泰斯曼描述了孩子们怎样试图认同离开的父母一方而不接受另一方。我们已经注意到当孩子感到不好以及被拒绝。他们通过将这些感受归咎于父母中的一方来加以处理。有时候，离开的父母一方承担所有责任：除了孩子，通常父母一方也会把所有他们对婚姻失败的负面情绪、父母婚姻关系的丧失以及家庭抱持能力的丧失投射到离开的另一方父母身上。另外一些时候，离开的父母一方被理想化，所有的悲伤和愤怒就指向不能阻止分离的现在仍在场的父母一方。

 

内在的坏客体在父母一方身上找到它外在的轨迹，并将其体验为拒绝性的。这是为了在好客体上保持好感和信任感，以此来保护它不受孩子的愤怒和父母无助地攻击他们婚姻的毁灭性力量的影响。有时候，好客体不得不被看成还在家的父母一方，因为孩子感到这个父（母）可以依赖。这种防御的两极化很容易突然和迅速地转换，然后离开的父母一方因被渴望作为兴奋性客体，而在家的父母一方感到不能在婚姻中保持兴奋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家中的父(母)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孩子确实很想念爸爸或者妈妈，但不仅仅想念他们，也想念在充满活力和安全氛围中保持家庭整体性的父母配对和关怀性的关系。在被父母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家中时，孩子的丧失感最强烈。这个时候，原先家庭的抱持情境最明显地缺失了，而替代的单一父母的抱持能力很清晰地是被分开的。依赖于一方父母以求得支持的孩子对被转给另一方父母照顾颇感焦虑，特别是当父母都在最大程度上焦虑的时候。更准确地说，当他们都在用亲吻孩子来跟孩子告别或问好的时候，每一位父母都会因丧失感、憎恨以及依依不舍相互吸引的感受被激活而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