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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张爱玲席卷行囊，从上海坐船到浙东，千里寻夫。 此地古称“东瓯”，“瓯”本是一种陶制器皿的名称。约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便制作了这种陶器，也出现了最初的商业文明。 她思夫心切，船还未靠岸就站在船头遥望，觉得这座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 20天后，这位风华绝代的才女却以独来独回的方式，对着瓯江的滔滔黄浪，涕泣离开。 那座城市，就是温州。 温州城是坐南面北的一个城市，沿瓯江南岸而建，往东就是浩瀚东海。 北宋时，当地造船业兴起，时人有“城脚千家具舟楫”一说。彼时瓯地，颇为繁华，没有战略因素和意识形态的磕绊，商贸渐荣，一度被唤作是“小杭州”。宋、元年间的“繁华地”至明、清时，因国家的海禁政策而凋敝冷落。 1949年之后，沉闷了数百年的温州并没有迎来新生，“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这句曾流行一时的顺口溜说出了温州城的尴尬和温州人的郁闷。温州三面环山，偏居浙东南一偶，处于离台前哨位置。长期以来，国家除了军事战略角度考虑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国有资本在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仅为宁波的1/4，占同期国家对浙江投资总额的3.24%，人均每年仅为人民币2.83元。工业经济极为萎靡，大型国有企业一个都没有，与其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 直至1989年，温州仍是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唯一一个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的副省级城市，乘船成了主要出行方式。多少年，温州到上海的轮船票一直是抢手货。温州人因此无奈感叹说，“温州，温州，只有水（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 但也因为水路，走私狂潮泛滥，席卷了温州苍南、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瓯海、鹿城等7个县区，覆盖了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乡镇，如柳市、金乡、鳌江等地。一艘一艘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等偷运进来，在偏僻的小码头形成走私交易市场。当时，温州全市有大小走私市场17个，尤其是柳市的里垅、苍南的林家院和关尾洋每天客流达万人以上，当时号称“台湾有基隆、香港有九龙、温州有里垅”。 名表、计算机、涤纶布、收录机、电视机……这些走私货便成为了“文革”后第一代稍成规模的商品集贸市场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些背着这些商品四处兜售的温州人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不管是否认同，走私活动推动了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的萌芽，全民参与让商品意识极度扩展，也让很多人完成了灰色的原始积累，温州人第一次闻到了金钱的血腥。 1982年，国务院两次发文要求打击“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秩序”行为，温州柳市的“八大王”被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全国重点打击对象，私营个体户风声鹤唳、鸡飞狗跳。 经济整肃让地方的民营经济噤若寒蝉，但历史从来浩荡向前。因为穷过，苦过，所以当改革刚刚露出一丝春风，温州人就像一群浩浩荡荡下水的鸭子，毫不犹豫地扑了进去。
1983年10月，苍南设立龙港镇的第二年，宣布在龙港实行“户籍改革”、土地“有偿使用”、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等改革，提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最吸引人的口号是“欢迎农民进城开店办厂”，谁出钱谁建房，谁投资谁受益。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以自理口粮迁户口进城，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大胆创举。 面对花钱买地造房的机会，去龙港信用社交钱的农民把柜台都挤垮了，一捆捆的钞票堆成了山。凭借一张规划图纸和两张皮（地皮和嘴皮），龙港唱的“空城计”竟然集资了1.2亿元。 “渔村”农民自费造城的惊世创举，硬生生地造就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诚恳而言，相对于北上广或者是杭州、宁波，爹不亲娘不爱的温州几乎没享受过财政上的最惠待遇和政策特权，那是一个铁路、机场、大桥、道路、大学甚至体育馆都要地方民间筹钱的城市。可以说，当年除了勇气和眼力外，温州人几乎一无所有。 1990年温州要造机场，中央不批准，急切想“飞起来”的温州老板先斩后奏，掏出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建造的机场“生米成熟饭”了。有了机场就要有航线，航空公司不开，一个叫王均瑶的农民购销员走进民航局，“胆大包天”开出国内第一条私人包机航线。
1994年，建城市体育馆资金出现缺口，温州市政府以投资5万元即可获得前排“贵宾席”座位终身享有权的思路，一下就从民间“借”到了上千万元。 1998年，在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筹资下，中国第一条由香港、地方和铁道部三方合资兴建，全长251公里贯穿浙西南山区的“金温铁路”开通。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温州民间力量，在国家投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脆弱无力的情况下，足以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做法都没有预谋、没有策划，完全是现实境况造成了变革的自发压力。 你可以在温州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嗅到这股奇异的能量气息。在浙江乃至新中国的改革史上，温州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迹”： 中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 中国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 中国第一批股份制合作企业； 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中国第一个实行金融浮动利率改革； 中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中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中国第一家无区域限制的民营财团； 中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 中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联合党委； …… “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创造了这些温州“奇迹”。这里还必须赞赏温州乃至浙江省主管一方的政府官员，他们较早意识到千百万民众脱贫致富的朴素愿望，而政府可供运作的资源有限，因此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无为而治”承担一点风险，让民众为摆脱窘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对当政者来说也是巨大的考验。
谁都没有料到，擅于做来料加工、小家电、打火机、服装、制鞋的温州人，竟然会靠炒房狠狠地掘了一桶金。成千上万的温州乡亲扛着现金，组成炒房团浩浩荡荡地从温州出发，呼啸着席卷了杭州、上海、北京甚至香港的楼盘销售处。 温州不缺游山玩水的地方，唯缺可以发展大城市的平原土地。摊开地图，你会发现温州陆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离山都不到10公里。生活在一个空间受到挤压的城市，温州人对依附于土地上的房产，显然有近乎偏执的渴望，而他们也恰恰是最早发现房产的价值并努力去挖掘的群体。 忽然间，温州人坐着大巴沿沪杭高速一路北上，“买房如买菜”的传闻不断在坊间流传：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3天之内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温州神秘女子用900万“私房钱”买下上海某顶级小区三套别墅；温州某炒家购房无数，腰上挂满了几十把钥匙，而房子具体在哪都没见过…… “温州炒房团”作为一个新生经济学名词，成为中国房地产资本时代到来的象征，他们被形容为成群结队的狼，疯狂穿行于城市，所过之处，寸房不存。 催生这一极具特性的群商现象，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温州人喜好集群抱团，大凡有温州人的城市都会有温州商会的组织，他们就像一群“蚂蚁”聚集成雄兵，以血缘亲属和非血缘的乡亲关系，滚雪球般地聚集起资金力量，以团购、群购方式直接杀低吸入，牟取利润最大化。 当炒房团还未偃旗息鼓的时候，“炒煤团”再次将温州推到风口浪尖。一个在当时盛传的说法是，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足以影响全国煤价的涨跌。 除了山西，温州人又大规模转向新疆，炒棉花、炒油井；到贵州炒矿产，到宁德、镇江炒出租车经营权……温州，上世纪80年代是“妖”，90年代成了“神”，进入21世纪又变成了“魔”，让中国如此神魂颠倒。 经历近30年“全民总动员”式的市场经济实战锤炼，在商业利益至上的熏烤下，缺乏人文精神的温州民间资本，以草根式的疯狂，四处泛滥。无论投资也好投机也罢，温州人从不讳言自己强烈的赚钱欲望，他们也从不以品格高尚自我标榜，面对概念化、情绪化的舆论指责，他们总是一笑置之。 在疯狂的资本投资热潮下，温州人错过了最好的转型机会，服装、皮鞋、箱包和打火机依然是温州制造的重点，沿海其他城市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在温州没有出现，名噪一时的“温州模式”遇到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尴尬。 没有人永远能够始终保持百米冲刺，温州当然也会遭遇新的挑战和阶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风乍起，便又是一片灿烂。 这片资源稀缺的土地提出了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的战略设想。起始于2003年，每五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温州人大会，意在加强与海内外温州人的联谊交流外，动员在外温商回乡创业、回归实体、回迁总部。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可用土地极少的局面，温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填海规模最大的城市，高于深圳。尤其是2011年国家批准的“瓯飞工程”，造地面积达49万亩，相当于320平方公里，是温州建成区面积的1.64倍。这个国内最大的单体填海工程，使温州的城市框架从“瓯江时代”跨向了“东海时代”。 换言之，今天的温州最值得思考的已不是如何继续富起来或富下去的问题，而是如何为未来留下成长和可塑的空间。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对温州来说，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一切“奇迹”皆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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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milano1895 > 《城市及区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