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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强化基础科学研究”，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制约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了20条重点任务，同时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专门就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全面部署。那么，对于即将迎来发展春天的基础科学研究，有着较强科研实力和优势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又该如何作为？本文的解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转型中面临机遇 基础科学研究是指揭示某一自然或社会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基础科学研究很重要、也很关键，在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中，与应用科研解决从“1到∞”的问题不同，基础科学研究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即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基础科学研究是高新技术的“地基”，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都与基础科学研究紧密相关。比如，量子论和相对论的产生，促成了半导体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与核技术等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遗传定律和DNA双螺旋理论的发现，奠定了现代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的基础。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提升创新能力的“供给侧”，是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动机”。 近年来，随着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几代科研人的奋斗和积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在全球排名中的位置也在迅速上升，无论是研发支出、产出数量与质量均是如此，但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缺乏能开拓前沿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虽然就度量基础科学研究成效的重要指标SCI论文来讲，2017年我国发文量、被引用次数均跃居世界第二，但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明显，各学科加权影响力指数（FWCI）也低于世界平均值。此外，同期全球创新指数我国也仅排名第22位。这一巨大反差，反映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表现在科学的理论、原创的思想由我国科学家提出的还非常少，能长期稳定深耕基础理论的人才队伍还不够多，大部分学科和领域还处在跟踪追赶的水平，开创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的能力还尚未显现。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转型，倒逼我国在全球竞争中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跃进，倒逼科技创新从“跟随模仿创新”向“引领创新”和“原始创新”跃进，这自然也地引发了对原创性研究的海量需求。这意味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将面临一个转型期，按照原科技部基础科学研究司司长叶玉江的说法，已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这对有着较强基础科学研究条件和实力、已纳入一流大学建设的42所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的95所高校来讲，实现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以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应是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重点。 2.“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高校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力军，那么，“双一流”建设高校便是主力军。依托研究型高校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成功经验。它们虽有各自的科技体系和结构，但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却存在一个通用模式，即研究型高校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执行者，因为这样做，还可以很好地解决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如何紧密结合的问题，发挥高校既出高水平成果又出高层次人才的双重效能。“双一流”建设高校，都是我国的研究型高校或是以研究为主的高校，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它们理应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之所以这样，还在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研究型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保持其科技发展的国际领先地位，主要在于其拥有一批一流的研究型高校这一重要“筹码”。迄今为止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科技成果，有70%甚至更多都诞生于研究型高校。 研究型高校之所以能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其基础科学研究引领着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这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研究理应作为研究型高校主要领域的，这是其科研不同于企业、科研院所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基础科学研究也应该是研究型高校之所长。因为与其他科研机构相比，研究型高校在人才、学科、设备、信息等方面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如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大都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包括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科研梯队，拥有有利于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且又有利于组织跨学科团队实施基础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的多门类学科专业，拥有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先进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和科研设施等。 目前，处于我国科学、人才和创新交汇点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不仅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具有其他高校和机构所不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也有巨大的发展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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