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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英国国王 查理一世 1625~1649年在位） 学界都承认，英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暴力革命，是发生于1640年～1660年期间的内战事件。掐指一算，此去已经350多年了。换句话说，在长达35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没有发生内战；对照中国历史，这是罕见的政治成就。在世界范围内，也见不到在长达350多年时间里没有内战的国家。这也是它最值得世人研究的地方。 这场革命，在中学教科书上，至今都被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学界认为实属不当。这场革命既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发动的，也不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矛盾对立的结果。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焦点，其实是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议会”。革命中虽然还伴掺杂着宗教矛盾，但宗教矛盾并不是导致革命发生的主要矛盾。 革命发生在国王查理一世在位期间。查理一世于1625年继承王位，时年25岁。他既不善于打仗，也不善于经营政治，但却不乏任性。他是一位生不逢时的国王，因为17世纪的英国已经不是国王的美好年代。 17世纪之前，欧洲发生了诸多重量级事件，例如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影响到了英国。因为“人”的发现，世俗社会与教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亨利八世在位期间，英国与罗马教廷一刀两断，成为完全的民族国家。 （图：英国国王 亨利八世 1509年－1547年在位） 亨利八世是精明的国王，其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矛盾虽然始于其离婚的诉求，但他却是用史实和理论来论述英格兰的教会应受国王而不是罗马教廷领导。英国从此确立了教会不再效忠罗马教皇的法律，英国国王从此成为英国范围内宗教界和世俗界的双重领袖。但是英国的修道院等教会机构并不买账，他们坚持向罗马教廷效忠。亨利八世最后被迫祭出杀招：依法没收了这些修道院的财产。亨利八世虽然在法律上解决了英国教会的效忠问题，但却无法左右信众的选择，包括王室成员。所以，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在信仰上也撕裂了英国社会的信仰。不过，从整个欧洲的情况来看，罗马天主教廷的影响力已是江河日下，而且极端教派层出不穷。这些极端教派大多主张否定罗马天主教廷以及教皇作为信仰上帝的“中介”作用，强调直接信仰上帝、信仰即可得救、以及简化宗教仪式和纯洁教会。所以，国王信仰天主教在英国容易被大众视为对自由的威胁。客观地说，这些“极端教派”的主张实际更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 但查理一世偏偏有明显的天主教情结，在宗教立场上相对保守，这成为日后失去民心的原因之一。 查理一世喜欢任性地使用权力，但却无法回避英国早已是一个“王权有限”的国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中，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总揽一切的。但英国至少在13世纪初、在《大宪章》中就已经确立了“王在法下”的传统。 该传统源于当时的国王约翰“失地王约翰”违反“封建制”的规矩，对贵族强征税收。按照封建制度，国王作为“封君”有保护自己“封臣”的义务。所以，国王对贵族强征税收，是不合法的。于是，贵族建立了反叛联盟，并打败了“失地王约翰”，并迫使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个法律文件《大宪章》。《大宪章》一共63款，是英国历史上少有的成文法典。它规定，臣民有对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反抗暴君的权力；它允许国王收税，但又要求不能超越封建义务，否则需要“本王国一致的同意”，在讨论征税额度的问题上需要“国王发起召集……开会”来讨论研究。《大宪章》在“失地王”约翰签署后，虽然屡遭国王和教会的抵制破坏，但却还是确立了“王在法下”、“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成为英国宪政的基础和宝贵财富。《大宪章》中在讨论征税额度的问题上需要“国王发起召集……开会”的规定，又间接推动了议会和议会制度的形成。1258年《牛津条例》订立，议会制度初告建立；1295年“模范议会”召开，意味着议会制度正式建立，并从此成为约束国王权力的最重要机构。议会依据《大宪章》的精神，掌握了一项制约国王的有力武器，那就是——批准新税的权力——国王要征收新税，必须得到议会批准。这项权力使得议会不可被废除、不可被绕过。于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也就长久地种下了。这样的国情，大概不会发生在其它国家身上。 （图：英国国王 伊丽莎白 1558年－1603年在位）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本国血统的君主，也是一位引起世人瞩目和赢得臣民爱戴的女王；她终身未婚，未来维护民族的统一而放弃了建立家庭的权利。她的一生对英国有着辉煌建树：彻底摆脱英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并夺取世界殖民霸权、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昌盛。但是多年的对外战争，也导致了国家的债台高筑，加上卖官鬻爵等行为，社会上已经存在了深层次的危机。由于伊丽莎白·都铎没有子嗣，所以随着她的去世，英国的都铎王朝结束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继承王位，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史称詹姆士一世。 （图：英国国王 詹姆士一世 1603~1625年在位） 詹姆士一世记忆力强，是一个学者；他反应敏捷，热爱学术，年轻时写过诗，发表过论文。但是作为一个君主，他过于深居简出，疏远民意。詹姆士一世继承的英国，通货膨胀严重，王室的实际收入因而急剧下降，国王甚至不能依靠自己生活。随着乡绅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的提高，议会在政治中越来越自信，对王权的制约能力越来越强。清教徒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对王权构成新的挑战。清教徒渴望革除英国国教中的天主教色彩、清楚天主教仪式、宣扬因信得救、反对主教团控制教规。但詹姆士一世继承王位后，首先激化的矛盾不是与新教徒、而是与议会。 1625年，詹姆士一世去世，他的儿子查理一世即位。他既缺乏父亲的机敏，又比他父亲更加疏远臣民。他宣扬“君权神授”的理论。这是他父亲只敢想一想、说一说，而不敢做的事情，但查理一世却决心付诸于实践。这就是查理一世悲剧人生的起点，也是英国历史为之改变的导火线。 （作者简介：袁岂凡，北京市第十五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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