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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武帝又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来“独尊儒术”呢?儒术独尊的真实面貌又怎样呢? 先得来认识一下这位汉武帝。《史记·孝武本纪》载: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 按汉初的制度，身为胶东王的刘彻是没有资格做皇帝的。他之成为汉武帝，纯粹是无心插柳。汉武帝之母王夫人只是皇帝身边众多妃子中的一个，但这位王夫人颇有政治眼光。据《汉书》，窦太后之长女、长公主刘嫖有一女，想要嫁给当时的太子，但太子之母栗姬不答应，这一下惹恼了这位长公主。而聪明的王夫人很开通地容纳了这桩亲事，聪明的刘彻还留下了“金屋藏娇”的故事。后来薄皇后遭废，而长公主仗着母亲窦太后的宠爱，多次数说栗姬的不是，夸奖王夫人及自己的女婿刘彻。这样，久而久之，栗太子刘荣立为太子四年后终于被废为临江王，后又因巫蛊事而被下狱自杀。刘彻得立为太子。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西汉初期自吕后开始便有了母后干政的传统，宫廷政治多围绕母子、祖孙、帝后后妃之间产生明争暗斗，政治漩涡接连不断。汉景帝之母、汉武帝之祖母窦太后便是又一个重要角色。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能力颇大的窦太后年轻时只是一位宫人，靠的是逢迎而受到文帝及其母薄太后的欢心，积累了丰富的宫廷政治经验。而西汉初年又盛行以孝治国，即便是皇帝也不能违逆母后的旨意。正是这位喜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却几次想要立景帝之弟、自己的少子梁孝王刘武为太子。因而废栗太子刘荣，这位窦太后不一定使了什么力，但至少不会阻拦;但立刘彻为太子，却没那么简单，一则文帝曾有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二则梁孝王在平定七国叛乱之中立有大功，这更使得刘彻的皇位之路颇不平坦。若不是袁盎等大臣从中关说，加上后来梁孝王阴使人刺杀大臣而事发，刘彻之前途不可知也。 故司马迁说:“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武帝即位后，他那位双目失明多年的祖母仍然监视并控制着朝政。建元初年，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制礼改制是武帝试图亲政的举动，最后也在他的祖母粗暴干预之下统统取消，使得这位胸有雄才抱负的皇帝无用武之地，并一度心灰意冷。六年后，己经二十一岁的新皇帝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掌控汉家天下二十二年之久的窦太后驾崩。汉武帝立即对目无天子权威的祖母实行报复，罢除所有被祖母安排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大臣，换上一班自己的人马。但是一二次人事变动并不怎么重要，彻底扭转国家的统治思想，在汉武帝看来才是最根本的。 窦太后在世时，始终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这从《史记》中反复强调的窦太后好黄老术可以看出，景武之际许多大事都是在“黄老之术”的名义下从事的。故而，原本敬鬼神的武帝在即位之后开始“乡儒术”，在心底里埋下了罢黜黄老术的种子。如果说建元初的制礼改制只是一次不知深浅的尝试，那么，武帝亲政后的一切举动则是对黄老术(或者干脆说是对祖母窦太后)的彻底反动或曰报复。朱维铮说罢黜百家其实是罢黜黄老，在我看来，罢黜黄老其实是罢黜祖母，黄老只不过是祖母的影子。这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实用意。 另外，由于先秦文献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多种版本、多种不同的理解，如同样作为“五经”，孔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五经文本显然与墨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文本有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传播手段的单一，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文字传播都明显地受到地域的限制。六国古文的差异导致了文本在理解上的差异，而不同地域的方言也同样影响到文本在口头传播中的变化。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古文，其动机也就是出于文字上的统一。到汉代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文化统一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主张的统一。原来先秦数百年间后先继起的诸子学说，在汉朝人看来，确实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气象，百家不一，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思想意识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确有必要对这些歧见纷呈的诸子思想主张进行一次大统一。 当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独尊儒术也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有关。年轻气盛的少年皇帝哪里甘心垂拱而治、南面无为啊。此外，罢黜百家还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分不开。当时势力最大的两大集团，一为窦氏(婴)，一为田氏(蚡)。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儿，当年为支持皇帝反对自己的姑母，本来喜好侠的栗太子傅窦婴还转而好儒术;但没想到，皇帝大了重用的却是王太后的弟弟田蚡，窦婴受到田蚡的排挤。故朱维铮指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那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 那么，我们再来看汉武帝和田蚡之流到底是怎样好儒尊儒的?罢黜黄老之后，汉武帝延引招纳的固然本应多为儒者。但其实不然。武士出身的丞相卫绾就出面指责:“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元光年间，汲黯也当面批评汉武帝，“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中还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武帝好儒的实情: (公孙)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正如朱维铮指出的:“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间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受到汉武帝敬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及学《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赵人徐乐、齐人庄安，同为典型的杂家，同样上书言事，同时受到汉武帝召见并叹为相见恨晚，而主父偃还赢得同时任何儒者都梦想不及的恩宠，一年内四次升官。还有张汤、赵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以深刻为九卿’，就是说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这些例证都出现于元光元年之后。”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情况。 然而，这样一个真实情况两千年来都被这八个字所遮蔽了。至于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更不大引人注意了。 总之，儒术独尊，并非历史的必然。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然性，或者某些人的一念之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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