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国带着我二人在汪辉祖故居遗址上边走边讲解,而在其前方不远处,有一栋孤零零的小楼,这座小楼占地面积估计仅有二十多平米。但汪建国却告诉我,这也是汪辉祖后人所建,此人已经成为了院士,现全家住在上海,然而他却是汪辉祖的第二十五世孙。前几年他们回到此处,建起了这栋小房子。我很是奇怪于这种建造手法,汪建国解释说,这些旧居原本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大杂院,每个大院落居住的都是同姓族人,后来分产每一家只能分到一小块地方。而张鹏说他家也是如此,他讲到父亲原本也住在一个大杂院内,里面的张姓人家有十几户之多,因为人多,每一家仅能分到很小的房屋。有的两家人之间,仅用薄木板隔开。看来这个院士当年分到的房屋面积也很小,所以才建起了如此小的一座小楼。 汪氏后人做了院士之后,回乡盖起的小楼 房前的石板仍说明这是当年地界 走到小楼近前,汪建国指着地面说,这些地上的石板与石条也同样是汪氏故居的旧物。如此说来,汪辉祖故居的地理范围十分的清晰,如果要做恢复完全就按照地面的石条范围建造即可。
在附近探看 汪家的码头 穿过小楼继续前行,石条的尽头乃是一条不宽的河道。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是沿河而居,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的船犹如今天的汽车、火车,而河道当然就是高速公路。富户人家的门前有这样一座码头,那大概就是私家车库。汪辉祖也有这样的待遇,这也足见他做师爷又做官后,也努力地向大户人家看齐。
故居旁的小河 汪建国告诉我说,以前这条河比现在宽一倍,只是前些年因为要拓宽道路,把河道的对面填了一半。而此河右侧的这一边,却保留了古代的原貌。展眼望过去,果真我所在的一面,河边有着古老的石条。而在上船的石台阶上,有一位汉子在那里洗衣服。我看到这里的河水虽然没有发臭,但也足够混浊,这让我想到渔父的那两句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么脏的水是否能洗脚我不确定,但洗不干净衣服却是显然的事实。那位汉子边洗衣服边张望着我的拍摄,我忍了忍没有吟出这两句诗。
以河水洗衣 但我还是惦记着汪辉祖故居的具体门牌号,汪建国说虽然本村前一度重新规划了门牌号,但因为汪辉祖的故居坍塌了,所以没有办法标号。而后他又把我带到了院士所建的小楼前,这座小楼门旁的门牌号则为大义村(华表弄)86号。看来,这条石板铺就的小路就叫华表弄了。汪建国证实了我的推论。
门牌号 走进旧居端详 我在这片遗址的周围拍了一通照片,而后又跟随汪建国往回走,重新来到了汪辉祖故居残存的部分。从侧面望过去,沿路的两个侧门已然斑驳,这两个门已经被封闭了起来。汪建国说,后来的住户已经搬走了。我试着推了推窗户上的折板,竟然未能推动,故而房间里的结构看不清楚。而汪建国劝我不要费这些劲,因为这两间屋是几十年前才增建出来的,不是汪辉祖原有的故居。即便如此,建这两间房的人愿意跟大藏书家比邻而居,他们多少也能沾一些灵气。
后盖起的房屋 历史的钓钩 可惜的是,汪辉祖被人贴上了绍兴师爷的标签,他的这个身份太过响亮,以至于少有人关注他在藏书方面还有着那么大的成就。虽然他的藏书数量我了解的并不清楚,潘衍桐所编纂的《两浙輶轩录续录》一书中则称:“积书数万卷,不问外事,暇则手书一编,丹黄铅椠,躬自校雠,以撰述课子孙。”
看来,汪辉祖的藏书达几万卷之多,并且这些书有很多他都做过批校,遗憾的是他的批校本我却一部也未曾得到。然而,由此可知汪辉祖不但藏书,他还批校书。看来,他的藏书更多是为了读。他的儿子汪继培、汪继壕在续补《病榻梦痕录》中称:“生平略无嗜好,惟癖耽经籍。向幕游时,暇即浏览书史。归里后键户读书,往往至夜分不止。尝笑曰:‘吾依书为命,子但见吾废书,当为料理后事。’易箦前三日,犹坐堂中看书。数数折角若将复阅者。”
汪辉祖是位达观的人,他整日里不分昼夜地读书,家中劝他注意身体,他却笑着说:自己是以书为命,你们一旦看到我不能读书写作了,就说明我的大限已到,赶快给我料理后世吧。果真他在去世的前三天仍然在那里读书。 石板路的尽头 关于汪辉祖的藏书数量,虽然《两浙輶轩录续录》上说他的藏书仅有数万卷,但从其他的情况上来推论,应该不会这么少。汪辉祖在《环碧山房书目》序言中称:“罢官归来,启钥见书,幸无蠹敝。会移居城南,即于宅后隙地筑楼三楹,中奉神主,藏书左右。”
汪辉祖退休后,又在萧山城南买了一处住所,此处名为“树滋堂”,他在这里又建起了一座藏书楼。除此之外,他的藏书处还有譔美堂,这样说来,其藏书量应该不小。
汪辉祖先后有三位夫人,共生育了六男六女,其中一男三女夭折了。而到其晚年,似乎汪辉祖最喜爱曹氏所生四子继培和五子继壕。看来,这两个儿子也喜欢藏书,然而他们喜爱的门类却有所不同。汪辉祖在《书目》序中说道:“两儿嗜好已不尽同,培喜收经集,壕喜收类书及说部,各得其性之所近。余亦不复强之使一,听其别立书目,附庋楼西。随时检阅,各从其便,不必援公书之例。”
转了一个小弯 汪辉祖倒是位憨厚的父亲,他知道继培和继壕藏书偏好不同,但他却任由各按自己的方式来藏书。看来,这两个儿子的藏书量也不小,因此汪辉祖让此两儿分别把自己的那一部分藏书放在藏书楼的西房,而不与自己的藏书相混。嘉庆元年,汪辉祖中风,继培和继壕照顾父亲很周到,于是汪辉祖就分别赠书给二人:“于公书中酌赏以犒其劳,培儿喜读经考古,给《通志堂经解》全部,《通典》《通考》各一部。壕儿喜读杂览,给《说郛》一部,令各自收藏检阅,不入公书数内。”(《病榻病痕录》卷下)
从他赠给儿子的这些书来看,就版本而言并不珍稀,只是部头都很大。但汪辉祖究竟在意不在意版本呢?从他的交往看,他跟很多重要的版本学家都有联系,比如《病榻梦痕录》上记载,乾隆五十一年,他见到了纪晓岚:“见《越女表微录》甚契,属邵二云约日来候,余因走谒,蒙赐五言古诗一首,相赏笃至。余向读先生闱艺,乡会二试实有渊源,因修弟子礼。”纪晓岚看到汪的著作后,命邵晋涵约汪来见面,见面时纪赠给汪一首诗,两人交谈颇为投机。汪说他曾读过纪晓岚的高考作文,正因为这样才使他提高了写作技巧,由此而考中了举人和进士,所以他把纪晓岚视为自己的老师。
旧居残留物 汪辉祖跟邵晋涵的交往更为密切,而邵也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除此之外,他还与著名的藏书家王宗炎、卢文弨等等有着较多的交往,而其跟大藏书家鲍廷博的关系更为密切。汪辉祖是在乾隆四十二年认识了鲍廷博,从此两人之间有了四十年的交往。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中收录了汪辉祖多部著作,而汪辉祖的文中也有多处提及鲍廷博。比如他在《梦痕录余》中记录了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两人的交往: 鲍君以文东渡,喜阴雨连日,藉可信宿盘桓。予交以文四十年,双节诗文刻碑镂版,具费心力。迩来岁一访予,今七十有八,精神愈健,谈说旧事,靡靡可听,于书籍尤殚见洽闻,尝劝其录记异同存佚,以资考订,以文每笑颔之,至今尚未属笔。
两人有着三十多年的交往,以汪辉祖的说法,他们两个每年至少要见一次。见面之时,所谈之事都是跟藏书与著书有关。但两人性格上还是有所区别:鲍廷博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刊刻稀见书方面,他的《知不足斋丛书》让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两代帝王都为之关注;而汪辉祖则把精力用在了撰写个人著述方面。对于汪辉祖的著书数量,鲍永军在《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一书中写道:“汪辉祖著述宏富,有三十余种五百余卷,今尚存15种。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史学、文学、文献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尤邃于史,长于名姓之学。”
汪辉祖撰《佐治药言》 清光绪十二年山东书局刻本,书牌 汪辉祖撰《佐治药言》 清光绪十二年山东书局刻本,卷首 汪辉祖的这些著作,有一些在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他所写的佐幕方面的著作《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这些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了师爷入幕前的必读书。故而,同样为萧山人的来新夏先生在《仁宦箴规百种》序中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乡贤汪辉祖所著《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诸作,皆尝寓目,深以龙庄娴于吏道,形诸文字,为入仕作幕者有所指南。”
汪辉祖撰《学治臆说》 清光绪十二年山东书局刻本,书牌 汪辉祖撰《学治臆说》二卷 清同治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书牌 汪辉祖撰《学治臆说》二卷 清同治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卷首 但相比较而言,学界更在意他的《史姓韵编》。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上说:“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为什么胡适会对该书有着这样的评价呢?1934年,瞿兑之在《汪辉祖传述序》中作出了这样的解答:“他创作一部《史姓韵编》,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部比他更好的二十四史索引。”
汪辉祖撰《史姓韵编》六十四卷 乾隆木活字本 《史姓韵编》乃是《二十四史》的索引,既然是一部索引之书,为什么会受到胡适的高看呢?鲍永军对此解释道:“《史姓韵编》开我国索引书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至深且巨。”看来该书乃是很有名的一部索引专著。而汪辉祖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书,至少说明他的藏书量十分之丰富,否则他无法写出这样一部体例庞大的著作。
以上的引文中多处提到了《病榻梦痕录》,看来这部书对研究汪辉祖十分重要。鲍永平称,该书与《梦痕录余》均为:“汪辉祖自定年谱,是他晚年回顾一生而写的自传。”对于这部自传的价值,瞿兑之在《汪辉祖传述》的序言中评价道:“尤其使现代的人看了不胜惊服的,就是他的一部自传——《病榻梦痕录》。中国文人的自传,很少有成整部书的。他的书不独自己描写自己的性情好尚,发抒自己的思想,记录自己的遗传环境、一生经历,而且将时代背景的一切社会制度风俗,小至于衣服饮食器用,无一不很忠实地写出来。我们看这部书,不独可以了解他个人,并且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不但当他一部《汪辉祖传》,而且可以当他一部乾隆六十年中社会经济小史。近来胡适之先生讲到传记文学,很表彰这部书。这种书在中国确实是难得的。”
汪辉祖的这两部书记载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当然更关心跟藏书、刻书有关的内容。而《梦痕录余》在嘉庆六年果真记录下相关的信息:“曩刻《双节赠言初集》,每百字版片写刻,共制钱五十六文,迨刻续集,增工价七文。丙辰儿辈刻《梦痕录》又增十七文,今欲仍八十文之数,承揽者尚有难色,强而后可。昨年以文言,杭苏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工,镂版日增,势实使然。”
看来,在乾隆时代,刻书价格也是一直在上涨,而苏杭等重要城市的刻书价格则更贵。但正是因为汪辉祖的细心记录,使得后世得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很多细节,难怪胡适把他的这两部书看得极其重要:“二千五百年中,只有两部传记可算是第一流: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胡适著《中国的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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