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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说：“上医医国，次之救人。”古人认为治国与治身的道理是相通的，《抱朴子》就有“知治身，则能治国”的观点。上医是指深谙治乱之道的宰相，他能襄赞国君治理天下，使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医指技术较高的医生，他指导人们各种预防和养生方法，以求防患于未然而得享天年。技术一般的医生便只能凭借药物来祛邪治病。 这个典故源于《国语·晋语》：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出曰：“不可为也?吾子不能谏惑,使至于生疾”；文子曰：“医及国家乎”? 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著名医家医和认为“上医医国，其次疾(治) 人”，是医家的职责。 到了唐代，人们对“上医医国”又有了新的观点：《新唐书·甄权传》：“古之上医，要在视脉，病乃可识。均是泛指医术高明之医者而言。”大文豪柳宗元在其《愈膏肓疾赋》一文中，通过论述治疗膏肓之疾的道理来说明治理国家和除弊利政的方法。 正因为如此，唐代对医家很是重用。武则天时名相狄仁杰，医道很高，有针到病落的故事。当时有朋友劝他安业行医时，他说：“吾之志在医国，行医治病，乃方士之事。”这说明他的志向是在从政治国。药王孙思邈，却与狄仁杰的观点完全相反，他在《备急千金要方·诊候》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因此钻研医道，济世救人，成为“上医”，充分体现出孙思邈等医家人格价值的理想追求。唐高宗李治要孙思邈出来做官时，孙思邈则说：“上医医国，吾不能也，次之人，吾所乐也。”拒绝了唐高宗的好意，继续当他的医生，这说明他的志趣，是在治病救人。 因此“上医”一词，既可称颂贤明的宰相等，也可以用以称赞医术高明的医生。所以古代有时称医生为国手。 “上医医国”的理论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的一些人文志士也会自比“活国医”、“医国策”。宋代的文人就比较突出，黄庭坚写过“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的诗句；陆游在《小疾偶书》中也慨叹“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辛弃疾更有“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的理想。 以医理论国事，体现了古代医家的家国情怀。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引《郁离子》用治病的原理，来讲历朝历代更替的道理，更是深刻明了，发人深省：“治天下其犹医乎? 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夏之政尚忠，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质；殷之政尚质，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钳天下；天下苦之，而汉乘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清代时，医家徐大椿专门撰文探讨“医道通治道论”，他提出了治病人之法与治国之术的相通之处：“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 而歧黄事业，则往往是对医务工作者职业的称呼。这个成语出自上古时代，歧就是歧伯，黄是指黄帝，这二人是有记载我国最早的中医医生，所以后世医家都奉岐黄为中医鼻祖。 黄帝本姓公孙，因为成长于姬水，故又姓姬，又因他生长于轩辕之丘，故号为轩辕氏。他为人精明强悍，他统领汉族后，励精图治，振兴文化，传说他命令大挠作甲子，仓颇作六书，伶伦定律名，隶首定算数，并咨歧伯作《内经》。 歧伯既是医生，又是黄帝的重臣，精通医理和药物，他写出了中国最古老的医学经典著作《内经》，因为他是黄帝指令所写，而且内容大部分形式是以黄帝与歧伯互相问答对话方式叙述的，所以后人又称《内经》为《黄帝内经》。所以，这就是后人称中医事业为歧黄事业的来历，中医有时也自称操歧黄之术。 黄帝与岐伯合著的《内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医书，堪称医书经典。内容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二十四卷，记述黄帝和歧伯的互相问答之语。《灵枢》二十卷，主要论述针灸之术。因为《内经》在祖国的医学史上占有首要地位，所以至今犹放射着不朽的光芒，成为祖国医学的指南。 作者：刘永加，鱼羊秘史签约作者。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特此声明：本文由「鱼羊秘史」制作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匿名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文中图片来源网络，为影视剧作品《大明劫》剧照，版权属于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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