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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集下：论文与讲演录》，1993 谈文学 一千年来，一种根深蒂固、坚不可摧的常识一直是英国思想的特点，它就像新近学会认字读书的水手和士兵们那种刚刚用于思考的蛮力。英国人没有奇思异想，从来不会被人弄得猝不及防，脱口说出一句含沙射影或机智幽默的妙语，而这种语句深得雅典人和意大利人的赏识，不久以后还可以改成一则寓言。英国人喜爱粗犷有力的表达方式，准确无误，粗里粗气，但绘声绘色。有些话尽管为王公贵族所讲，但对贱民百姓也同样合适，可以随便使用。这种朴实无华，这种活灵活现，这种平易的风格不仅表现在现存的最早的作品中，而且也出现在最近的著作中。它把泥土的芬香、牛羊的气息带进了民歌和民谣，就像一名荷兰画家，追求一种家庭的魅力，利用锅碗瓢盆也在所不惜。他们在诗歌中要有切身有用的东西。甘蓝、鲱鱼从来不曾消失。迸发出一阵想象之后，诗人敏捷地回过神来。英国的诗神喜爱农家院落，巷道阡陌和集市。她用史达尔夫人的话说：“他们要逼我直上云霄，我却穿着木鞋踩在泥潭里。”因为英国人具有精确的知觉；能够正确地把握事物，不会有任何闪失。他喜爱斧头、铁锹、船桨、枪炮和蒸汽管；他已经制造了他所使用的机器。他唯物独尊，讲求经济，重视商业。对待他必须真诚实在，请他吃松饼，而不是只给松饼的许诺；他宁肯吃他的热排骨，因为吃起来保险、方便，也不要印在浮雕花纹纸上的最丰盛的法国式菜单上可能吃到的东西。倘若他有学问，是一个诗人或哲学家，他会把同样严格的真理、同样灵敏的机械也带进精神领域。他的思想必须立足于事实。他不会感到迷惘，不会捕风捉影，然而思想必须有一种看得见、摸得着而又凛然不可侵犯的象征。他之所以欣赏但丁，是因为但丁用老虎钳般的执著把一种心灵中的意象摆在眼前，仿佛它是画在盾牌上的盾饰。拜伦“喜欢某种峥嵘之物撞击他的头脑”。英国人的特点就是喜欢平易强烈的语言，被人称之为《圣经》文体。它表现在阿尔弗烈德身上、在《撒克逊编年史》中、在《北欧英雄传》里。拉蒂默朴实无华。霍布斯精于“高尚粗俗的语言”。多恩、班扬、弥尔顿、泰勒、伊夫林、佩皮斯、胡克、科顿和一些翻译家也写的是这种语言。斯威夫特在处理他的题材时多么逼真或实在啊。他似乎在为警察描述他的那些虚构的人物。笛福下笔万无一失，不容选择。《休迪布拉斯》具有同样严格的精神——对感觉和理智都一样逼真。 《鲁滨逊漂流记》，1797 这种现象在诗歌中也并不少见。乔叟对坎特伯雷香客们的一丝不苟的描绘使人觉得无可挑剔。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在他们达到巅峰状态时都有这种对民族的充分理解和严谨的精神。这种精神上的唯物主义在上述几位作家身上，在赫伯特、亨利·莫尔、多恩、托马斯·布朗爵士身上造成了英国超验天才的价值。这种撒克逊的唯物主义和褊狭升华到智力领域，便造就了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天才。当它进入化境时，它腾云驾雾如履实地。在唯物主义升华时，甚至它的诗歌就是获得灵感的常识，或者白热化了的钢铁。 这两种特点的结合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先以撒克逊词汇作框架或骨架，当追求典雅或华美时，又以罗马词汇来点缀。但不可滥用，全用罗马词汇造成的句子肯定不会铿锵有力，这是一条心照不宣的语言准则。儿童和劳动者使用地道的撒克逊语。纯正的拉丁语则进了学府和议会。混合是英伦三岛的一个秘密，在他们的方言中，阳刚之气来自撒克逊语，而阴柔之美则来自拉丁语；而且二者在每一种讲话中都结合在一起。一个优秀的作家，如果他一度沉溺于罗马的圆润，必然会用英语的单音节词来洗练、振作他的文句。 哥特民族进入欧洲时，发现希伯来和希腊的日月在欧洲争辉。他们大脑的牌匾由于长期保存在黑暗之中，所以能很好地感知这双重的光辉。面对来自这一双重源泉（基督教和艺术）的这些影像，心灵变得丰富起来，就像由圣灵孵化出来似的。英国人的心灵在各个才能中都开花吐艳。常识感到惊异，又受到激励。两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哲学、宗教、诗歌蔚然成风。思想内涵似乎更为广阔；宽敞得像雨库似的记忆，研究的热情和毅力，思想结构的大胆与灵便，他们的幻想、想象和思想的纵横驰骋，对新课题的进取和试探，以及在一般情况下对力量的随意运用，凡此种种，都像“沃里克的盖伊”的功绩一样使人瞠目结舌。撒克逊的精确和东方的高超合为一体，在莎士比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近两个世纪作家身上也有所表现，只是力有未逮而已。我发现不仅那些令人不可望其项背的大师，就是那个时代的整个作品都充满了一种雄健的力量和奔放不羁的气势。 甚至二三流的作家也有一种健康的纯朴、粗犷的活力，把事情描绘得惟妙惟肖；我认为这都是人们的共同风格，人们在引用的遗嘱、信函、公文、谚语和各式各样的言谈中都可以发现。更加诚挚和浑厚的表达方式正可以说明北欧人的蛮气仍未完全泯灭。他们能动的大脑抛出他们的言词，就像旋转着的石块甩出一粒一粒的沙砾一样。我可以摘引一些十七世纪的语句，其锋利程度是十九世纪的语句望尘莫及的。他们的诗人凭借简单的精神力量就跟我们的诗人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分庭抗礼。乡绅们有一种他们称之为“十月佳酿”的奶酒或饮料，诗人们似乎从中受到启示，明白了如何把整个季节的精华蒸馏提炼成他们醇熟如秋的诗句，就像大自然一样，为了激发更多的兴趣，有时把畸形丑陋的东西在某个绝代佳人如阿丝帕齐娅或克娄巴特拉身上塑造成美；希腊艺术创造了许多花瓶和圆柱，其中太长、过软、节疤、凹陷、斑点现在都构成了一种美。同样，这些诗人是如此敏捷而富有活力，可以借卑贱、粗俗之物引人入胜，使人觉得丰富多彩。 人们一定认为那个时代很有教养，富有思想，因为像本·琼生那样气势磅礴、充满英雄气概的假面剧和诗歌都博得了它的青睐。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实，即对莎士比亚的不动声色的欢迎——他的发迹证明了他深受欢迎；缺乏同时代人的赞扬证明了对他的冷淡——似乎表明了人民思想的高超。一个民族越伟大，相形之下它的伟人就显得越渺小。当时，我们现代化的工具尚未具备，没有字典，没有语法，没有索引，人们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光靠教授讲课再靠自己钻研，这种学习方式需要一种更强的记忆力和各种能力的配合；他们的学者如卡姆登、厄谢尔、塞尔登、米德、加塔克、胡克、泰勒、伯顿、本特利、布赖恩·沃尔顿都具有工程师的可靠与方法。 英国天才的身上都沾染了柏拉图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喜欢类比，他们的心灵能认识到相似之处，从而爬上统一的阶梯。那些只看见同一性的人与那些只看见差异性的人之间的冲突古已有之，这一冲突在不列颠又东山再起。诗人们自然是一派，精通世事的人是另一派。然而不列颠有许多柏拉图的门徒——莫尔、胡克、培根、锡德尼、布鲁克勋爵、赫伯特、多恩、布朗、斯宾塞、查普曼、弥尔顿、克拉肖、诺里斯、卡德沃思、贝克莱、杰里米·泰勒。 培根勋爵具有英国式的两重性。他所掌握的几百年对实用科学的观察资料和他的实验我认为毫无价值。富兰克林、瓦特、道尔顿、戴维，或者任何一个有实验才能的人所给的一点暗示就抵得上他一辈子搞的雕虫小技。然而，他从一条更加神圣的小河里饮水，标志着理想主义流入英国。理想主义所到之处就有诗歌、健康和进步。理想主义起源和扩散的规律现在仍鲜为人知。那种知识如果我们有了，就会取代我们所谓的心理学。它似乎是一个关于种类和原子结构化学的问题——关键在于统一意识和寻求相似的本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因为，思想无论在哪里迈出一步，它就使自己跟一个更大的种类趋于一致，因此发觉它超越了它早已熟悉的较小的种类，因此便产生了一切诗歌和肯定性的行动。 培根的书，1623 培根的思想框架中，有类比推理论者、理想主义者、或者（按我们通常的说法，用最好的例子命名）柏拉图主义者。谁怀疑类比推理论，而且未经尝试任何理论就要求大堆大堆的事实，谁就没有诗才，谁就不会创作出任何新颖、美丽的东西。洛克无疑是分解与散文的集大成者，就像培根和柏拉图主义者们是生长的汇总者一样。柏拉图主义是诗歌的倾向，所谓的科学则是否定的、有害的。斯宾塞、彭斯、拜伦和华兹华斯无疑将成为柏拉图主义者；而那些沉闷的人则会成为洛克主义者。于是政治和商业将从知识阶层中吸收有才华而无天才的人，正是因为那些人不会进行抵抗。 培根精于观念，忠于目的，所以在他的思想地图上首先需要的是普遍性，或者“基本哲学”，这是一个容器，能接纳一切没有落入哲学的任何一个特殊部分的范畴、但更加普遍、更为高级的有益的言论和公理。他坚持这一基本要素，从来没有把它忘记。谁忽视它，他决不会宽恕，因为他相信：不可能在平地上做出完美的发现，你必须登上一种更高的科学。“如果有人认为哲学和普通性是无用的学问，他就没有想到一切职业都是从那里提供的，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阻碍学业长进的一大原因，因为这些基本知识仅仅是在事件中学习的。”他举出各式各样关于概要和普遍法则的稀奇古怪的例子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因为每一门科学对那种概要和普遍法则都有自己的例证。他抱怨说：“他发现这一部分学问非常欠缺，那种更为深沉的才子不时打一桶水供自己使用，水源却无人问津。这就是这种烤焦和损害大多数人的水性的干光。”柏拉图的话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凡是伟大的艺术都需要对自然法则进行一种细微的思辨性的探索，因为高超的思想和对于每一学科的纯熟的驾驭似乎都起源于此。伯里克利不仅有一种伟大的天才，而且还具备这种能力。阿那克萨哥拉就是这样一种人，伯里克利和他一见如故，便拜他为师，学到了关于绝对理智的高超的思辨，并且把凡是有用的东西都用到演说中去。” 几种概括总是在世界上传播，对它们的创造者我们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几种概括令人惊奇，仿佛是通向广阔的思想王国的大道，而且像哥白尼与牛顿的物理学理论那样，存在于世界的永恒事物中。在英国，这些概括通常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或胡克，甚至追溯到范黑尔蒙特和伯麦那里，而且都是柏拉图等希腊人的嫡传。这一类的概括有以下种种：培根勋爵的名言：“要驾驭自然就要服从自然”；他的诗歌理论是：“展示事物要适应精神愿望”；琐罗亚斯德的诗歌定义，虽然神秘，却很确切：“明白地描绘不明白的特性”；斯宾塞的信条是“灵魂是形式，肉体由此产生”；贝克莱的理论是：我们无法肯定物质的存在；塞缪尔·克拉克博士从时空的性质为一神论辩护；哈林顿的政治原则是权力必须建立在国家的基础之上——这一条原则可以随意加以解释；斯维登堡的理论，由于被他自己广泛应用，以致人创造了自己的天堂和地狱；黑格尔把文明史当作观念的冲突和更加深刻的思想的胜利来研究；谢林的同一哲学潜伏在“一切差异都是量的差异”这一论断里。所以万有引力论、开普勒的三大调和定律、甚至道尔顿的定比定律的宣布在思想中发现了一种突然的反响，这件事仍然是一种高于经验主义论证的证据。我列举了这些概括，其中有一些是新近才提出的，只不过是为了表示一个类别。不是这些详细情况，而是产生这些情况的思想水平或气氛才是我们笼统地称之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作者和读者的家乡和环境。伊丽莎白时代在文学史上指1575年到1625年这一个阶段，这一阶段非常之短，几乎足以证明本·琼生对培根勋爵的评论言之有理：“围绕着他那个时代，在他的视野之内，诞生了所有能为国增光或推进学术的才子。” 这种天才济济的局面以前也仅仅出现过一次。这种高度也没有维持下来。正如我们在我们的肥力耗尽的土地上发现了巨树的残干，就接受了古代在沃土上耕作的传统一样，历史推算出了有名的种族智力衰竭的时代。英国天才的命运也是如此。高峰过去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精神的猥亵和滑坡现象，丧失了翱翔的翅膀，没有高超的思辨能力。对观念的意义并不了解的洛克，成了哲学的样板，而他的“知性”成了世界各国衡量英国智力的标准。他的国人离开了帕那萨斯山的高坡，而他们一度是迈着回声不绝的步子在上面漫步的，他们也割舍了他们一度钟爱的研究；思想的能力逐渐湮没。后世的英国人缺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能力，没有通过洞察一般规律把人分成自然类别的能力，因为那种洞察力如此深邃，能从很少几个或者一个对象身上推出通则，其准确性跟从千千万万的生命中推出的不相上下。莎士比亚在这一点上，跟在一切伟大的智力上一样，是出类拔萃的。德国人总结说，英国人无法解释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科学却了解英国人。英国人畏首畏尾，喜欢堆积如山的事实，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能力的匮乏，就像一个蹩脚的将军，需要百万大军、千里防线来鼓舞士气、壮大声势一样。 英国人怕概括。“他们没有把眼光放开注意普遍性，或者说他们只是在‘基本哲学’的泉水边盛满一桶水供自己使用，却不去探索源头。”说这话的培根在他的同胞中，至少在散文作家中，是唯一具备这一才能的人。弥尔顿是一个将英国天才从莎士比亚的顶峰接引下来的阶梯或高台，他有时候在诗歌中运用了这一特权，在散文里运用的机会则更为罕见。此后很长一个阶段，这种特权就荡然无存。柏克热衷于概括，可是他的概括线路不长，他的思想深度不够，范围也有限。休姆的抽象既无深度，亦欠明智。他只是靠一个敏锐的观察而博得了声望：无论在物理学上还是在思想上，任何因果之间都看不出有什么连结物，因果这一术语只是松散地或毫无道理地运用于我们所知道的连续关系中，却决不适用于因果关系。约翰生博士成文的抽象价值不大，只是抽象的情调构成了它们的主要价值。 哈勒姆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写出了三百年的欧洲文学史，这表明他的抱负不凡，因为他试图对每一本书都作出评价。然而他的眼光达不到理想的标准；判断全部来自伦敦，所有的新思想都必须铸入旧模子。创造文学的广阔因素都被坚定地否定了。柏拉图及其学派都遭到了抵制。哈勒姆一贯彬彬有礼，但缺乏同情心；他写起文章来果断、慷慨，然而意识不到存在于神秘主义者身上的深刻价值。这种价值作为一种能量的种子和一种革命的源泉比那个时代正统的作家和显赫的名声更可贵。他对那些更加深沉的大师，不是悄悄地放过，就是不屑一顾地加以摒弃，他认为一个喜欢观念的人不仅意气不投，而且难以理解。哈莱姆知识渊博，论述详实，对好书的喜爱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博得了人们的敬仰，然而他恃才傲物，自认最能承认莎士比亚伟大的几乎非他莫属，他欣赏弥尔顿胜过约翰生。然而在哈勒姆身上，或者在麦金托什更加坚定的智力中，人们仍然能够发现同一类型的英国天才。这种天才睿智、富有，但它靠自己的资本过活。它喜欢回顾过去。所以它怎能察觉并欢呼刚刚在地平线上隐隐升起的形式？那巨人般的新思想岂能穿过去的旧衣柜里的行头？ During the Middle Ages，1818 《中世纪欧洲国家观》亨利·哈勒姆 henry hallam 当代的散文、小说和诗歌也具有类似的地方局限性。狄更斯凭他对风俗语言和五花八门的市井生活的超常感悟，以哀婉动人、嬉笑调侃之笔，怀着爱国热情和仍在与日俱增的宽宏大度，描写着伦敦地区。像贺加斯一样，他是个描绘英国生活细节的画家；他具有地方色彩和趋时风格，目标也不够远大。布尔沃是个勤奋的作家，偶尔还露出生花之笔，他把智能当作一件俗物来崇尚，从而声誉鹊起，他还能投合学子追名逐利的野心。他的传奇容易为这些低级趣味煽风点火。他们的小说家对感情感到绝望。萨克雷发现上帝在他的宇宙里没有为可怜虫留出余地——他认为更多的却是怜悯——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一些：我们必须放弃理想，接受伦敦的现实。 狄更斯《雾都孤儿》，1838 才华横溢的麦考莱表达了当代英国统治阶级的基调，他直言不讳地讲：好就是吃好、穿好，要有物质用品；现代哲学的光荣就在于它对“成果”的说明，就在于生产经济的发明；现代哲学的长处就是避免观念，避免道德。他认为这就是培根哲学的突出优点，因为它战胜了古老的柏拉图哲学，因为它把智能从“万事公正”、“万物皆好”的理论中解脱出来，迫使智能为一名残疾人造一把比较好的专用椅和一种比较好的奶酒——说这话不是冷嘲热讽，而是诚心诚意——他认为他所谓的“实在的好处”由于总指的是感官享受方面的利益，所以才是唯一的好处。天文学的突出的好处就在于它创造出了更好的航海术，能够使水果运输船把柠檬和葡萄酒运到伦敦食品商手中。英国一千年的文明和宗教到头来竟然否定了道德，把智能贬为一口平底锅，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结果。批评家用英国崇尚实用的假话来掩饰他的怀疑主义。要让人信服理性，要触动人的良心，那是罗漫蒂克的装腔作势。美术斯文扫地。美，除了当作一种奢侈品，已不复存在。顺便说一句，如果培根勋爵仅仅是他的批评者所封的享乐主义者，他肯定不会赢得堪称一代宗师的声名。正是因为他有想象力，有闲情逸致，远离英国现代尘嚣，沉思冥想，自得其乐，所以他才对人们的想象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师。戴维·布鲁斯特爵士看到了培根的显赫地位，却没发现牛顿受惠于他，所以认为这样推崇培根是个错误。培根占据这样显赫的地位，依赖的是特有的严肃或轻率，不是他所创立的功业，或者对牛顿等人或多或少的熏陶，而是在后来的胡克、波义耳和哈雷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的同一个原因所产生的一种结果。 柯勒律治，博大精深，渴望获得各种观念，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寻求最优秀的诗人和贤哲，写出、讲出了他那个时代独树一帜的批评。有人认为英国再也没有能力欣赏这个岛国所出的最罕见的人才，柯勒律治就是使英国免受这种责难的人物之一。然而他一生不幸，他广泛尝试，但实施失当，未能完成任何一部杰作，这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便在他身上，传统的英国人的性格太强，所以当不了哲学家，自然也难免落入俗套。正如柏克力图把英国理想化一样，柯勒律治谋求让英国国教的哥特式教规和教义与永恒的观念协调一致，结果反而“变得心胸狭隘”。要不是柯勒律治和行踪诡秘、沉默寡言的少数人在偶尔的批评中、更经常地在私人谈话中表露观点，人们就会说，英国的最杰出的思想在德国和美国才得到应得的尊重。如果婆罗门不再能够阅读或理解婆罗门的哲学，那就是民族衰微的最确实的征兆。 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诗集1798-1800 唯物主义所导致的腐败和窒息中，卡莱尔由于厌恶猥亵和虚假，不得不宣扬命运。与这种腐化相比，任何制约，任何清洗，哪怕借助于火，也是求之不得、美丽绝伦的。在那些斗士身上，或者在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中间，卡莱尔看不出多少区别；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种人正在迅速奔向深渊。而他的想象由于并没有在任何创造中发现滋养，便只好歌颂腐朽规律的壮丽，以此进行报复。思想结构的必然把所有的思想硬性分成几种类型，哪里由于不能忍耐人们的诡计使得复仇女神和蔼可亲，并为否定之神建起祭坛，哪里就会对英雄主义或个人豪侠义气产生不可避免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会在意志跟命运势力悬殊的鏖战中给杀戮戴上荣耀的光环。 威尔金森编辑斯维登堡，注释傅立叶，扶持哈恩曼，他对于关系有一种全面的知觉，堪与最高尚的尝试媲美，他有一种像古代无敌骑士的武器一样的修辞手法，所以给形而上学和生理学注入了一种天然的活力。在他的思想活动中有一种缓慢的大西洋洋流的翻滚，这仅仅在最深的水中才有，只是缺乏应当伴随那种力量的一个明显的中心。如果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顽固的偏见里，活动范围也许还要更大一些，还不是返回的时候，然而一位大师应当激发出这样一种信念：他会坚持自己的信仰，使他当前的研究永远保持同样高的地位。 要说英国人的思想基调范围有限也不尽然，找出一些例外并不困难，如果还想举出一些风格迥异的优秀例证更是易如反掌，倘若我们跳出教条的框框，步入总体文化的领域，那么就有知识阶层的无穷无尽的优雅、快乐、机智、敏感和博学。然而作为一切英国行为特点的人为的应急手段也在文学中露头，他们的许多艺术产品不是文物古董，就是粗制滥造。而赳赳武夫摇身一变成了文坛名士，他们跟文学的缘分纯属偶然，他们只不过是受到时尚的驱使，才另操新业的。所以就在此时此刻，野心勃勃的青年都在钻研地质，因此，议员、牧师的造就也如出一辙。 英国人对实际技能的偏爱已经对民族心理产生了影响。他们不能当一个无用的废物，甚至在歌曲里都在歌颂五种机械能。他们的现代诗神的声音使人联想到汽笛的长鸣，诗歌创作也只是用来粉饰他们的君主制度，决不会是清晨啼晓的小鸟，由于能充分欣赏新生的事物，把过去的世界完全遗忘。他们很难有理想，他们是一些条件限制得最厉害的人，好像有了最好的条件，他们就不能将它们丧失似的。他们人人都是千岁老人，依靠记忆过活，如果你说这样的话，他们还把它当作赞美欣然接受下来。 苏格兰文学集萃1778-1910 书店里进的书不外乎是政治、旅行、统计、制图、工程之类，即使所谓的哲学和文学，也是结构机械呆板，仿佛灵感已经终止，好像远大的希望、宗教、欢歌、智慧、类比已不复存在。学府、学者、文坛都笼罩着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我似乎走在寸草不生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在地下挖掘自己的种种才能，不妨说他们在一种下意识里生活和行动。他们丧失了文学、哲学和科学的一切权威性的观点。一个健全的英国人把他四分之三的思想封存起来，只用其中的四分之一。他有学问，有良知，有劳动能力，有逻辑，然而现代的英国思想抛弃了阿基米德那样的一种思想法则的信念，抛弃了欧勒和开普勒所相信的经验必须遵循而不是领导思想法则的那样一种信仰，抛弃了胡克、弥尔顿和哈林顿那样对政治理论的奉献精神。 恐怕他们在科学上也犯着同样的毛病，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怎样使它显得令人反感，怎样剥夺大自然的魅力——尽管也许怨声迭起，毛病与其出在英国物理学家身上，不如说出在其他许多人身上。博物学家的眼光必须像大自然本身一样广阔，对一切印象要特别敏感，他们不仅要观察到创造的逻辑，而且要体味到创造的感情。然而英国科学已把人性拒之门外。它缺乏那种检验天才的联想。科学没有诗意就是伪科学。它把它进行解释的爬行动物或软体动物孤立起来；尽管爬行动物或软体动物只能在体系之中、联系之中生存。而诗人则把科学看成在造物主的道路上不可避免要走的一步。然而在英国，有个隐士发现了这个事实，另一个隐士又发现了那个事实，他们从生到死并不知道这一事实的价值。当然也有重要的例外，如思想家约翰·亨特，也许还有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还有理查德·欧文，欧文把德国的同源输入英国，并且用他自己的贡献丰富了科学，有时候还把古代大师的预言增加到英国思想的完整的劳动力中。然而大体而言，英国的自然科学跟道德的神圣同盟已经解体，它像转让证书制作一样缺乏想象，缺乏活跃的思维。它跟德国人的天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德国人是半个希腊人，他们喜欢类比，由于他们高瞻远瞩，所以保留了自己的热情，并且为欧洲着想。 没有希望，没有高明的预见使学子欢欣鼓舞，不能通过实验很有把握地跨向一个预知的定律，而只是像加利福尼亚的矿工那样乱碰一气，这里刨刨，那里挖挖，勘探一个有利可图的“含金的砂矿”。他的眼界只有他撑开的雨伞的直径那么大，周围又是铜墙铁壁，因此他的感知被严严实实地禁锢起来。可悲地满足于陈规陋习，对哲学和宗教的名义加以嘲弄，狭隘地追求蝇头微利的政治，盲目崇拜实用，凡此种种，无一不在暴露生命和精神的衰退。他们为了在欧洲和亚洲再造伦敦和伦敦人，践踏了很多民族，同样，他们害怕敌对的观念、诗歌和宗教——仿佛是一群镇不住的恶鬼——而且，尽管他们力图同化“圣灵”本身，给它穿上英国的绒面呢和松紧鞋，但他们还是坐卧不宁，害怕这里潜藏着一股力量，会把他们的制度推翻。艺术家们说“大自然把他们赶出去了”，学者们变得没有理想。他们打哈哈，开玩笑，避免严肃认真的谈话；他们哈哈大笑，使你讲不成话，或者干脆改换话题。他们对酒断言，“事实上，关于自由之类的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用和安逸的东西提出无情的要求，压迫他们，他们几乎没有丝毫的余力搞英雄主义创作诗歌了。诗人不敢在他们的诗歌里低声吟诵美。牧师也不敢暗示有一种不尊敬英国实利的天意。这个岛屿就是一座咆哮的火山，是由命运、实利、关税、清规戒律、饱和的市场和低廉的价格构成的。 由于没有崇高的目标，由于不是真诚地热爱知识，由于没有服从自然，想象力便受到压抑，感官和理智便出现反常的亢奋；我们有了人工，丢了自然；有的是庸俗的消费、享受的艺术以及给作为一名图谋在人与物之间再设置一个障碍的出色的发明家的犒赏。 诗歌也堕落了，沦为一种装潢。蒲柏及其门徒写的诗只配装点花式蛋糕。沃尔特·司各特洋洋洒洒地写了些什么呢？无非是一本押韵的苏格兰旅游指南。他们印刷的汗牛充栋的诗集具有这种伯明翰的特点。我们不知道翻阅多少卷格律讲究的诗歌才能感到充实，有所启迪，有所增进！我们需要的是神奇，需要的是工厂作坊制造不出来的美——不可言喻的美；乔叟和查普曼所洞悉其秘密的美。常规的诗歌都是低级、枯燥的；只是偶尔华兹华斯还写得严肃认真，拜伦写得热情奔放，丁尼生写得矫揉造作。英国有的是指点迷津、安抚众生的名句经典，它们仍然光芒四射，效果非凡，可是我们屈指数数有多少诗人为这些经典做出了贡献呢？——真是凤毛麟角！我能在当前的权威诗人中发现我的珍馐琼浆吗？现代英国诗歌的宏伟构思又在何处呢？英国人已经忘记了这一事实，诗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表现精神法则，达不到这一条件，什么精彩的描写、丰富的想象，在本质上就谈不上新颖，跳不出散文的框框。因此那些严肃的老诗人，像希腊艺术家一样，重视的是构思，而不大考虑润饰。他们的职责就是把人们领向圣泉，因此这一切的一切，甚至更多更多的东西，都会从那里喷涌出来；如果诗歌里有了这一种信仰，它就会使我们有了一定的收获，我们在诗歌中就能够提供某种庄重、冷峻，没有通俗的情调。 丁尼生作品集·12卷 华兹华斯的天才则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例外。他没有名师指点，仅仅是一个在大自然怀抱中成长起来的孤独者。兰多说“他写诗毋需干戈相助”。在一个追名逐利、野心勃勃的时代里，他的诗无疑是心智健全的心声。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气质还不够柔和，对声律还不够精通。他到没有灵感时还在写作。至于其他方面，无人可与他抗衡。 华兹华斯之所短，恰恰是丁尼生之所长。丁尼生听力敏锐，精通音律，无人能出其右。色彩从他的笔端涌现，就像黎明的万道霞光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蔚为壮观，所以我们是不会忽略那中心形象的。他通过种种精巧细腻的手法打动广大读者的心——这就是良知和全才的明证，因为他一心要当英国人民的诗人，所以他就得如伦敦一般博大，但并不是跟伦敦一模一样，而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然而他缺乏一个主题，并且不能高瞻远瞩地把它的秘密展示给人们。他满足于把英国人描写成他那个样子，再没有提出更好的来。诗分三六九等，我们必须感谢每一种优美的才华。然而做到悦耳动听仅仅是第一个成功。最好的诗人的最好的职能一直是显示他们总的风格是怎样低下，没有灵气，只有一两次他们拨动了绝妙的琴弦。 华兹华斯的《远足》The Excursion，1814 那种浩瀚正是诗歌的精华，他们却没有。说下面这番话的不是牛津大学的学生，而是哈菲兹，“让我们戴上玫瑰花冠，让我们喝酒吧。将那沉闷古老的天顶一举打碎，改成新的式样吧。”一曲自然之歌牛津学生是无法欣赏的，他也不重视潜心于真理、不带一点附带目标的智力活动的显著的疗效。 根据对立法则，我在英国寻找一种不可抗拒的东方文化热。英国人过的是一种自负、时髦的生活，鸡零狗碎充斥其中，他们迷恋物质文明，厌恶思想观念，对于这种生活，除了用东方的博大来补救外，别无他法。这种情况使英国体统惶惶不安。至少这一次英国响起了前所未闻的惊雷，看见了前所未见的闪电，出现了玩弄时空的力量。我发现像沃伦·黑斯廷斯这样一个英国人对印度作品雄伟的思想风格感触良深，对国人的偏见不敢苟同，便拿出一本《薄伽梵歌》的译本以飨国人，见到这种情况我并不感到惊讶。“我是一个粗人，如果我可以斗胆把批评的范围加以限制，在估计这样一部作品的价值时我就不会考虑古代或现代欧洲文学的一切清规戒律，不会考虑在我们自己的模式中已经对思想和行动变成了礼仪准则的那种情感或举止，同样也不会考虑我们天启的宗教信条和道德责任。”他进而请求纵情欣赏“不适合我们情趣的光怪陆离的想象和我们的鉴赏习惯觉得难以达到的崇高篇章”。 《薄伽梵歌》木盒装帧版本 与此同时，我知道在英吉利民族中有一种拯救力量，它似乎会发出任何可能的反冲作用。换句话说，这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少数思想深沉的人物，他们能意识到每一种昂扬的智力，每一点细微的动向。尽管建设性的才能似乎矮小而浮浅，批评的格调往往极为高尚，它暗示出隐形的诸神的存在。我完全能够相信我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英国有两种国民；不过不是指穷人和富人，也不是诺曼人和撒克逊人，更不是凯尔特人和哥特人。这两种国民总是在相互转化，因为罗伯特·欧文并没有夸大环境的力量。而是两种气质或两种思想——感知派和实用至上派——总是相互平衡，彼此影响；一方寥寥无几，另一方不计其数；一方勤学善思，注重实验，另一方是忘恩负义的学生，饮水弃源，却在利用知识谋利；这两种国民一方是天才，一方是兽力，尽管前者只有寥寥十余人，后者有洋洋两千万，但通过他们的矛盾和统一产生了英国的力量。 三联书店 题图：爱默生全集，1903-1904 Via sotheb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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