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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2年，阮福映击败西山军，建立阮朝。同年五月和十一月，阮福映两次遣使赴清，请赐国号“南越”。清朝君臣认为“南越”“名实既不相符，体制犹为未协”，因而于嘉庆八年（1803）改赐以“越南”之号。但在阮朝内部，该国号长期以来并未行用，嘉隆帝在接受“越南”之后不久，就改国号为“大越南”，1839年明命帝又更为“大南”，此后“直到20世纪前三十年间，随着字母文学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扩展，‘越南’国号才逐渐开始运用”。国号既是现实国情的体现，又表明了后世对前世国统的继承，如果将阮朝更改国号之举，置于清阮关系的复杂背景下来考虑，则又牵涉到双方在既有格局中的博弈问题。历来学者在解析阮初国号问题时，大多只取某个国号加以阐发，未有描画阮初国号的变迁全景，以及其下深层动因者。由于阮朝国号的更动俱发生于嘉隆和明命二朝（1802-1840），笔者因以此时段为研究尺度，以其间国号的更动为切入点，试图发掘国号变迁之全程，并对国号寓意、变迁原因及对清阮关系的影响等相关问题做些探讨，尚祈方家教正。 一、阮朝初立与定国号“南越” 《大南实录》载：“（阮福映）以今年（按：1802年）五月初一日昭告天地，次日昭告列圣，纪元‘嘉隆’，以一统纪，新视听。” 1802年五月初二纪元“嘉隆”这一举动，标志着阮朝的正式建立。同月，嘉隆“以郑怀德为户部尚书，充如清正使，吴仁静为兵部右参知、黄玉蕴为刑部右参知充副使”，携国书至清朝求封。查理﹒梅伯在其著作《安南国近代史》中提及了此份国书的法文版，内中记载阮福映自称为“南越国王”（“roi du royaume de Nam-Viet”）。铃木中正和刘仁善俱以“南越国王”是误译，原文当为“南越国主”或“南越国长”，但原文究竟是“国主”还是“国长”，二氏俱未点明。笔者则认为，此处的“南越国王”乃“南越国长”之误译，因清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也记载了此次郑怀德如清之事，其中即记阮福映为“南越国长”。同年十一月，阮福映又遣黎光定为使，请封“南越”国号，《军机处录副奏折》亦记其为“南越国长”。阮福映既自称为“南越国长”，则当时阮朝当以“南越”名国。《军机处录副奏折》记阮福映为“南越国长”，只是照实抄写阮福映的表文而已。 与《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照实抄录的“南越国长”不同，后出的《清实录》、《清史稿》中涉及此段史事，俱称阮福映为“农耐国长”。这是因为后来嘉庆帝驳回了阮福映赐“南越”国号之请求，“南越国长”之号在清朝的叙述语境中遂不得成立，故而后世史臣在修撰《清实录》、《清史稿》时，只以阮福映的兴起之地为号，而记其为“农耐国长”。 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的行为，引起了嘉庆君臣的警觉，从180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保宁上书请求“所有该国长请赐名南越之处，应无庸议”开始，清朝和阮朝围绕国名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博弈。请封正使郑怀德在其《艮斋诗集自序》中对此间过程有详载： 广西巡抚孙玉廷督令缴原表，务使改请从“安南”国。本国后文以“安南”经为伪号，不肯从命，为此，巡抚孙布政公峨、按察使清安泰勒请使命轮流辩难，诱使具修表文，附寄回奏，求速送改。禀以议自上裁，非出强专命之事，孙抚台甚加忧惧，忙赴太平府近关修书，往复关头候命，羽檄交驰。加以两国之兵，因寇乱初平，于关上地头，未免各张声势，与递送使事接递公文，兵弁守候，并严整节，而国号一事，彼欲固要而我国不肯转从，往复文书，辩论未定，以故外间讹传二使部已为内陆拘禁。于是，北城总镇公经委问行往桂探候。癸亥四年，因后表所叙我国‘先有越裳，后有安南’之语，事经先朝廷议，准许使部经程进京（以此遂封为“越南”国）。 可见，在最初交涉之时，阮福映的态度十分强硬，声称“不允即不受封”，这和清朝“务使改请从安南国”的立场背道而驰，其后阮朝使臣“再三复书辩折”，致使双方沿边军民转生疑忌，不利于交邻关系的保持，因而清朝的态度也逐渐转变，由“固要”而转为制定“越南”之号。清朝颁赐“越南”国号，在嘉庆八年（1803）六月己丑，但清使正式南赴升龙宣谕，则在嘉庆九年（1804）春正月。此后在进呈清朝的国书中，阮朝遂以“越南”为自称。 对于“越南”二字的囊括范围，学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说法认为“越”指越裳，“南”即安南，亚历山大··伍德赛德继承和细化了这一观点：“‘越’代表这个国家的旧有部分，即黎朝大越国时期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南’代表了新辟之地，即南方的殖民地，这块地区此前从未纳入传统越人王国的治下。”但近年来，崔秉旭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这个国号并未将嘉定地区囊括在内，因为嘉定直到明命晚期，才归入阮朝治下。”崔氏的说法，建立在他对明命时期对嘉定政策的悉心研究上面，他认为嘉定地区在黎文悦主政时期，地位相当独立，直至黎文悦死后，随着黎文魁之乱的平定和废城置省、改派流官等各项措施的推行，嘉定地区才真正的归于阮朝统治之下。笔者则认为，“越南”一词之所以被阮朝君臣接受，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即1802年嘉隆一统罗河南北，不但继续统治原广南国领地，还将原黎郑故地括入辖内，因此“越南”一词，应须指代阮朝全境，方足为嘉隆乐见，至于嘉定地区的地位，属于阮朝的内部行政问题，与“越南”国号是否成立，关系不大，因此，笔者赞同陈重金和亚历山大·伍德赛德的意见。 明命十四年（1833）铸“越南元宝” 综上所言，自1802年五月初二阮福映建元起，至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是阮朝以“南越”为国号的时期。此前的李朝、陈朝和后黎朝，都奉行双重国号制，即对内自称时用一个国号，而在对北方宗主国的国书中又采用其它国号。但在1802年五月初二至1804年正月这段时期内，阮朝国号的使用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阮朝对内以“南越”名国，对清朝亦以此号反复交涉辨折，可见它暂时抛去了前朝的双重国号制，而改用单一国号；另一方面，清朝又始终不承认“南越”之号，只许其“仍以安南为称”，“务请改从安南国”，是此时期内清朝只承认“安南”国号。由此亦可知，清朝注重的是历史权利的承继，力图稳固既有的格局和交往体系，阮朝则强调现实力量的更动，并试图在维持传统关系的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试图挣脱对清朝的藩属地位。通过对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缘由的解析，我们可以更清晰的认识到此点。 二、阮福映弃“安南”而请“南越”探析 1、阮福映放弃请封“安南” 上文已经述及，1802年，阮福映先后于五月和十一月，两次派遣使者奉表于清，请赐其国名“南越”。越南自李朝英宗受“安南”国号，直至西山，袭用不绝，历朝对此均无异议，何以此时阮福映独欲更张呢？对此，当时的使华副使郑怀德有记： 彼（按：指清朝）以请封表内所请为“南越”国一语，颇与两粤古号相同为关碍。经奉天朝运机大臣诘责，广西巡抚孙玉庭督令缴原表，务使改请从“安南”国。本国后文以“安南”经为伪号，不肯从命。 所谓“经为伪号”，即阮惠曾受清封“安南国王”一事。由于广南国灭于西山之手，新、旧二阮势如水火，因此旧阮后裔阮福映才斥新阮之西山为旁系闰统，“安南”随之沦为“伪号”。 日本学者吉开将人通过对《军机处录副奏折》、《清实录》等资料的研究，对此事提出了另一种见解：“在实现越南国王被册封之前，存在阮福映自称‘南越国长’和清朝对他的称呼‘农耐’并用的情况”，“这是阮福映为了与清朝建交时能够避开篡夺‘安南’之污名所采取的策略”。笔者认为吉开氏之说有一定道理。阮朝是灭掉西山朝建立的，亦即是说它的建立是对清—西山朝宗藩关系的打破。在清-西山关系语境中，阮福映所代表的旧阮势力只能归为西山治下的地方割据力量，虽然清朝至始至终都在观察这场安南内战，并决定根据实力变化而取舍，但一旦旧阮真的击败了西山朝，那么随之而来的名分秩序中各个要素的骤变，势必会给原本常态化的中国和安南关系，带来许多变数，甚至由于之前的联络无多，旧阮还可能引起清朝的猜疑、拒斥。这些都是阮福映请封之前必须考虑周备的。故此，在请封表文中，除了宣称祖辈的继统优势、西山的统治无道，以及抚恤清朝风难船民、遣送陆海盗贼等措施外，阮福映刻意弃用传统的“安南”国号，以避开“篡夺”西山朝之污名。 2、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之缘由 关于请“南越”国号之缘由，阮福映在表文中自承：“窃念臣之先祖，辟土炎郊，日以浸广，奄有越裳、真腊等地方，因建国号南越，父传子继，两百余年。”是以“伏望圣聪曲垂轸顾，锡以荣封，兼赐国号南越”。解析阮福映的表文可知，其请赐“南越”国号主要缘由有二： 第一、为了国号与国土的名域相谐。越南学者陈重金对此点也有过精到阐释，其言曰：“（嘉隆）请改国号为南越，因取安南之南，越裳之越，故名。”所谓“安南之南”，即阮主所辟之广南国境域，由于安南后黎朝的疆土只延展到富安之石碑（Da Bia）山，以南之地已不属之，因此陈重金将阮主新辟的石碑山以南之地称为“安南之南”；而“越裳之越”，乃以古名代指后黎朝之疆域。此时阮福映奄有安南后黎朝之境土与广南国之新辟地，又以广南国为其先祖所立，故而将“南”置于“越”前，组成“南越”国号，因以请封； 第二，为了袭取祖名。以时间推算，阮福映表中所称的两百余年前之“先祖”，即广南国第一代阮主阮潢。但揆之史事，阮潢虽是广南国的开辟者，却一直称臣于后黎，并未单独立国；又，阮潢若立国，兹事体大，越史对其必然大书特书，但观所存越史，无论官私，俱无一字记之。不惟阮潢一代，其后的历代阮主都未称“南越”国号。因此阮福映在进表中所称先祖“建国号南越”之事，显系“权宜之计，并非有所凭据”。 但阮福映以名域相谐和继承祖号为名而请赐“南越”的要求，最终遭到了清嘉庆帝的拒绝，因为“南越”国号使嘉庆君臣产生了不好的联想。从语内语境来看，在越南语法中，“Nam Việt”（“南越”）为“越之南地”，但译成汉语“南越”后，意思就变成了“南之越地”。在越南语“越之南地”的语义中，阮福映意指古越族分布地的南方部分。但清朝在解读“南之越地”时，是以其所在之中国北境为空间坐标的，自此南瞰，“南之越地”将两广也囊括在内。由于阮福映之疆土只在两广以南，“若该国复南越之古，名实既不相符，体制尤为未协”，因此嘉庆帝遂拒绝之。 以语外语境来看，“南越”之名，曾在汉时为赵佗所用，“御黄屋左纛,称制与汉并”。这与清朝的立场是对立的，清朝在对待周边属国的态度上，“既强调天下一视同仁的神圣理想，又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型塑自我优越的迷思”，因此它不能容忍其属国有一丝一毫的僭越之举。阮福映提出“南越”国号，暗示了其与清朝在名分秩序中的对等性，这是清朝所不乐见的。故此，《清仁宗实录》云：“阮福映求封南越，显有恃功要请情事，恐其心存叵测，所有广东、广西一带海道边关，俱着密饬地方官留心防备，不可稍涉懈弛，将此各传谕知之。” 事实上，阮福映本人“好观古史”，“崇尚儒术，垂情礼乐”，而其使臣如黎光定、郑怀德悉为华侨，为越南文学史上著名的“嘉定山会”之开创者，汉文汉诗造诣也极高，自能明辨“南越”在越南语和汉语中的语义差别，对于赵佗南越国之史事亦必了然于胸，他们应该可以预料到，以其表书中所列的两条理由来请封“南越”之号，势必遭到拒绝，因此此两条理由，应非其实际想法。那么他们请赐“南越”国号的真实缘由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有三。第一点，前文在论阮福映弃请“安南”国号时已分析，即阮福映以请“南越”来缓冲自身因为打破清-西山宗藩格局而带来的压力。虽然稍后的清阮交涉证明，阮福映此举实属多虑：在宗藩关系架构下，至要之务理应是维护此种架构本身的存在性，在1789年西山阮惠击败清军，灭亡后黎朝时，清朝就转而采用温和的政策，没有再次派兵南下。同样的，当阮朝的建立，对清朝—西山朝这种宗藩格局产生打破效应时，清朝也会适时调整策略。在西山君臣尽被阮福映俘获、无人前来告救的情况下，清朝已经没有像乾隆五十三年(1788)那样的出兵理由，因而它的选择只有一个，即承认新兴阮朝。但是，无论后续事态如何发展，阮福映在事前就以“南越”为请，以作为规避风险的举措，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点，我们可从清朝对阮福映此举的评论中窥出端倪：“阮福映边徼小夷，此时即全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安知非欲夸示外夷，故请易国号先为尝试。”中越之间久远的封贡往来，不仅在越南朝廷中视为中越关系的常制，而且在民间也得到广泛的认识，历代越南王朝建立后，如不荷蒙中国之封号，“不独无以服国人之心，且杂杜邻土之衅”。学者们也将“得到中国的认可”作为越南政权合法化的五个必备条件之一。反之，越南也自觉的将获取中国的封号，作为在与其周边国家交往中的一种手段来使用。 阮朝建立之后，在中南半岛建立了亚宗藩关系体系，老挝、真腊等清朝属国，同时也向阮朝称藩。如果将中越传统的宗藩关系称为“元体系”，则阮朝和周边属国的这种亚宗藩关系，可称为“次体系”，因为亚宗藩关系体系就是由“元体系”派生而出的，因之，“次体系”必然会受到“元体系”的极大影响。元体系中诸国的地位、层级、名分、关联度等诸种要素的变动，会引起次体系的相关要素的变化，阮朝通过请赐“南越”国号，就有以干扰元体系来深化其在次体系中的影响的意图：如所请之“南越”国号能得准许，阮朝就会获得名分地位的提升，连带引发的则是中南半岛诸国对其实力的猜想和敬畏，这样，阮朝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操作中，就具备了巨大的优势，其建立的中南半岛亚宗藩关系体系也将更为稳固。 第三，阮福映请赐“南越”国号，实乃越南长期以来自尊其国、间隔华夷意识之流露。黎初阮廌《平吴大诰》曰：“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即殊，南北之风俗亦异。粤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或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吴士连曰：“五岭之于我越，是为险塞，国之门户，犹郑之虎牢，虢之下阳者也。帝越者固宜设险守国，不复使之失也。赵氏一失其守，国亡统绝，土宇瓜分，南北之势成矣。”这些安南士人的字里行间蕴含了强烈的与中国侔的分强观念，此种观念的内核是“自尊其国”意识。“自尊其国”乃是越南千余年的北属史造成的。降至阮朝，由于清朝在先前曾败于西山军，西山军又败于阮朝，受盛大武功之鼓舞，这种意识愈发膨胀，其国内需要树立一个历史王朝来作为此种意识之象征。自越南现存最早的史籍《越史略》设《赵纪》，以赵佗为安南国统开创者之后，越南士人都将曾与汉朝并立的赵佗南越国看成越南国统之发端，因此，如欲择一王朝作为托古之标的，南越国是当仁不让的。 而在越南自尊其国的意识中，还夹杂有间隔华夷之潜流。阮福映曾宣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彼以诚来斯受之。”又言：“朕不忍驱中国之兵，以为远役也。” “中国之兵，岂夷狄报怨之具耶?”此处的“中国”是指阮朝，清朝则被另称为“北朝”。从名分秩序的立场来看，这里的“中国”从实土国家被置换成了一个概念国家，在这个抽象的“中国”里，判别正统性的标准不在于历史权利和疆土大小，只看其所谓的政统和道统是否延续。而在阮朝看来，“清之得明，以匈奴入中国，以夷变夏”，清朝是“以夷变夏”的“夷”，已经不是“中国”；而阮朝奄有全越，“取之于西山，非取之于黎氏，名正言顺，迨过于清”，因而它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是“中国”。因此，阮福映在其国内，“将中国使用的朝贡一词改为‘邦交’，贡使一词改为‘如清使’，意图与中国形成平等的关系”。 越南古代自尊其国和间隔华夷两种意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正是受其驱使，黎末儒宗吴时仕才提出了弃掉“安南”、更改国名的主张： 国名既赐，犹加“安”字于“南”字之上，宋人有强我之意，迄今未之能改。必欲正名，惟称“南越国”乃可耳。我国英君良使代不乏人，改正国号，其必有所待焉。 吴时仕的论调非只是其个人想法，而是在为当时整个士林发声。阮福映好经史之学，受此种思想之濡染自然甚深，加之前文所言的规避风险、“夸示外夷”以巩固亚宗藩体系的需要，所以才在进表中提出赐名“南越”之请求。 明命十九年（1838）铸“大南元宝” 三、以“大越南”名国与阮福映复国号为“大越”之事辨析 1、阮福映以“大越南”为国号 清阮双方关于“南越”国号的论争，以清朝颁赐、阮朝接受“越南”国号而休止。“越南”这一国号为何能暂时平息双方论争呢？《清实录》对于嘉庆赐封“越南”一事记道： 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锡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 《大南实录》对此则言： 清帝恐失我意，遂以越南名国，来书言：从前抚有越裳，已称南越，又得安南全境，循名责实，自当总前后所辟疆土肇锡嘉名。其定以“越”字冠于上，示我国承旧服而克继前徽；以“南”字列于下，表我国拓南交而新膺眷命。名称正大，字义吉祥，且与内陆两粤旧称迥然有别。 比较两者大同小异的记载可知，双方都强调了在处理“越南”国号问题上的三个基点： 第一、事惟务实。“南越”为赵佗南越国之旧称，其疆域涵盖两广及阮朝北部疆域，因此阮朝不当以“南越”名国，但其又确实占有越裳和安南之地，因此国号必须要符合疆域之实，“越南”因实而名，最是合宜； 第二、治在正名。“南越”国号所蕴含的自尊其国和“夸示外夷”的内容，不利于清阮宗藩关系的构建，清朝遂调整“南”、“越”两字次序，相较“安南”来讲，“越南”既肯定了阮朝的历史统系，又认可了其现实权利，即使阮朝循名责实，反向推之，“越南”也同样合于事理，阮朝难以再用疆土的变化来做借口； 第三、体制允协。“南越”国号是清阮交涉的一大难题，阮朝既已明言“安南”为伪号，清朝如果仍强以“安南”名阮朝，则其势必怨怼难平，但“南越”国号又嫌疑重大，不可准许。“越南”之号则比较恰当的解决了名实问题，使得清阮双方仍沿袭了清朝和后黎朝、西山朝的宗藩体系。这三点就是“越南”国号能够暂时平息论争的原因。 清朝以“越南”代替“南越”，比较完满的处理了阮朝的诉求，因而阮朝部分士人对于此国号的评价是比较务实和积极的，嘉隆六年（1807）黎良慎为黎光定《华原诗草》作序：“晋斋黎公特以兵部尚书充求封正介，是行也侈旧邦之崇称，创新封之国号，事体尤重，为皇朝使命第一科。”郑怀德则言：“以此遂封为越南国，盖以善加调度，彼此两全，善得事体。”这种评论比较清楚的看到了清阮双方在国号问题上的僵持局面，以及解决手段上的政治灵活性。 但对于另一部分固执的认为“越南”本非阮朝之所求，因而阮朝在国号问题上仍未得到公正待遇的人来说，这种结果虽亦属双赢，却并非等利，如阮福映本人虽接受了“越南”之号，但对内并未以之名国，而是在词前崇以“大”字，以“大越南”国自称，是以《大南实录》载：“我皇考世祖高皇帝奄有安南，爰建国号为‘大越南’国。”其后的明命十九年（1838），明命帝更对内更异国号，这种举动可视为宿怨之升格。 2、《国史遗编》嘉隆十一年“复国号为大越”辨正 据《大南实录》载，自1804年春正月阮朝接受“越南”国号之后，一直沿用到阮圣祖明命十九年（1838），其间未有改号之事。明命十九年（1838），始改国号为“大南”，明命二十年（1839）正式施行。但据《国史遗编》载，在此前的嘉隆十一年（1812），阮朝亦有更改国号之举，其文曰：“（嘉隆十一年十二月）复国号曰大越。”陈荆和先生认为此条记载可补《大南实录》之阙,郑文亦引此条记载，认为嘉隆十一年改号确有其事。 事实上，《国史遗编》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很成问题。首先，此条记载不见于它种文籍，尤其是官方史书《大南实录》，乃是孤证，未可遽加采信；其次，现存的阮朝货币中，有铸造于明命十四年（1833）的“越南元宝”金条，《大南实录》载：“（明命十四年春三月）命铸造黄金百两锭一百，锭名‘越南元宝’。”（金锭式样见图一）如果嘉隆十一年（1812）确曾改“越南”为“大越”，那么此元宝便不当名“越南”，而应为“大越”。 那么会不会另有一种可能，即阮福映时虽已改国号为“大越”，但为了掩清朝之耳目，明命帝在铸造元宝时故意使用“越南”之名呢？笔者认为这也不可能。虽然阮朝向来奉行双重国号制，清朝君臣亦知之，但只要越南不公然在名分秩序上对其发动挑战，清朝亦未便加以干涉，故而越南也没必要因为清朝的疑忌而故意隐讳国号。明命十九年（1833）阮朝改国号为“大南”之后，就立即铸造了“大南元宝”（见图二），以作为昭示正统的象征之物。这说明阮朝为了避免清朝疑忌而隐其国号的假设，并不能成立。 《国史遗编》所记他种史事往往与《大南实录》相合，为何偏偏在变更国号这等重大问题上不一致呢？阮朝明命帝的一段话可以给出答案，《大南实录》载其谕旨曰： 我皇考世祖高皇帝奄有安南，爰建国号为“大越南国”。其历书但单书“大越”二字，于理本是无妨，向来行之已历年纪，乃有草野无识之徒，见安南国陈、黎历朝历日亦有“大越”字样，谬认雷同，妄生疑讶。 明命眼中所谓的“草野无识之徒”，是指文化知识较为贫乏的普通民众。明命十四年（1833），一位在越南从事印刷业的清人在信中即写道：“它的国名为‘大越’。”他之所以这样说，应该是得自于与普通越人的日常交流经验。但是，从上引明命这段谕旨中可知，阮朝所通行之“大越”，非为陈朝和后黎朝之国号，而是阮福映“大越南”国的略写。“大越”与“大越南”国通用，在越南史书中还有一些例子，如在由吴高郎编撰、呈明命帝观览的《国朝处置万象事宜录》即是如此，此书卷一第十九页载：“大越南国乂安镇镇守阮、协镇阮、参协黎，肃书于万象国王。”卷二第七十六页则言：“倘该国该蛮或有循习，递将品物，供贡于大越国，亦听依前体例。”由此可知，《国史遗编》所记的阮福映改国号为“大越”之事，应是时人混淆了陈、黎“大越”与“大越南”国略写之“大越”的结果，而作者潘叔直生年较晚，对此种传闻，应得之耳食，而非亲历，在记述之时，又疏于考证，是以给后人以误导。 基于上述论证，我们可以断言，《国史遗编》关于嘉隆十一年（1812）“复国号为大越”的记载并不准确，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之后，阮朝俱奉“大越南”为国号，从未更名为“大越”，这也是《大南实录》未记载此次所谓变动的原因。“大越南”国号的使用时间，自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清使正式赐封“越南”国号之后，一直到阮朝明命十九年（1838）更名“大南”为止，共计35年。阮朝对内称“大越南国”，对清朝则自称“越南”，两者涵义不尽相同，因而亦可视为双重国号。 四、明命更名“大南”及其寓意 阮朝明命十九年（1838）春正月，御史阮文琼疏请更改国号： 自古帝王，一代之兴，必建国号，或取其由兴之地，或取其所封之国，取其兆者有焉，取其易者有焉，非故为是以相异，盖所以明世代而垂永久。南服自有国以来，其建国号，揆之帝王阙如也。而所谓“南越”者，亦百粤中之一，乃自古所命之名，非一代有兴之号，迨乎后世史臣将本姓而称呼，如丁黎李陈黎是也。我国朝开创云初，未暇改越之旧号，今南北无事，天下太平，请建国号以新南服，庶垂后为千万世帝王之师法。 此奏疏中阐明了国号与国统之间的关系，并刻意强调了阮朝本身国号与清朝所赐之号的差别，进而提出建立阮朝自有国号的建议，不可谓没有说服力。 但阮文琼忽视了一点：“越南”国号虽是清朝所赐，但经历了清阮双方反复的程序确认，阮朝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认可了其正义性和合法性。在此种语境下，如果阮文琼不承认“越南”是阮朝的自有国号，那么也就否认了嘉隆帝阮福映确立清阮关系的努力，是以此举遭到了明命帝的驳斥： 我越自陈黎以前称“安南”国，本朝改号“越南”，内外臣民素所闻见，阮文谅平生学识安在，而国家大号，乃尔不知？且彼风宪中人，何乃出言狂妄至此，其即革职发镇西军次效力。 明命言语中虽并未刻意提及清朝所赐之号与阮朝自有国号的差别，但从其稍后主动更改国号的举动来看，他对确立自有国号的重要性是有充分认识的。明命十九年（1838）春三月，圣祖阮福晈宣布从明命二十年（1839）起，废止“大越南”国号，而代之以“大南”。《大南实录》对此事有详载： 戊戌明命十九年春三月甲戌，初定国号曰“大南”。谕曰：我国朝自太祖嘉裕皇帝南极肇基，暨列圣日增式廓，抚有越裳之地，故国中原号“大越”，历书亦以此二字冠之。本非袭用安南之别称“大越”者。比至我皇考祖高皇帝奄有安南，爰建国号为“大越南”国，其历书但书“大越”二字，于理本无妨，向来行之已历年纪，乃有草野无识之徒，见安南国陈、黎历朝亦有“大越”字样，谬认雷同，妄生疑讶，则所关国体不细。朕稽诸往古，如唐宋以前，多以兴王之地为奄有天下之号，至元明又嫌循袭故称，即以美字为国号，暨大清原称满洲，后复改为“大清”，皆因辰随宜，事以义起。兹本朝奄有南方，提封日辟，东边一带，讫于南海，绕过西溟，凡戴发含齿，皆隶版图，海澨山陬，尽归率土。原称“越南”，今称“大南”，更明名义，而“越”字亦在其中矣。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信符名实。准嗣后国号，宜称“大南”国，一切文字称呼，即照此遵行。或间有连称“大越南”国，于理犹是，永不得复称“大越”二字。其协纪历本年业已颁行，不必一一更换，仍须改印数千张历面呈进，候颁给京外官员，俾明大号。余即以明命二十年为始，改著‘大南’字样颁行，以正名称，播告迩遐，咸孚闻听。 《国史遗编》亦载此事，并引诏文曰：“其改国号曰大南，以二十年为始，或称大越南国亦宜。”潘叔直认为“大南”国号“或称大越南国亦宜”，与明命诏书中“或间有连称大越南国，于理犹是”的表达一致。山本达郎在编写《越南中国关系史》时，也沿袭了明命诏书和潘叔直之说，认为“大南”为“大越南国”的简称，笔者对此甚为赞同。 除欲澄清因为“大越”之号流行而在民间引起的歧义之外，明命更改国号还另有理由：“我国本称‘大越’，今疆宇日辟，大于南方，故以‘大南’称之。”与嘉隆时期的阮朝疆域相比，明命时期的疆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两个事件，第一是明命七年（1826），万象为暹所破，所属之镇宁（今老挝川圹地区）、玉麻及乐丸三峒（今老挝沙湾拿吉地区）、芒虎七蛮，咸愿归附阮朝，阮朝于其地建立镇宁、玉麻、临安等府，将原先属于统治区的镇宁诸地，升格为间接行政区；第二是明命十六年（1835）真腊内乱，阮朝将原设于南荣（今柬埔寨金边）之安蛮堡，改设为镇西城，其下设三十三府和二蛮，并逐渐改土归流。崔秉旭认为：“‘大南’国号反映了原本分立的三个地区，此时俱归阮朝统治之下，这三个地区为：越人的安南，占人的越裳，以及陆真腊之地。”因之，阮朝自居南方之大国，以“大南”自号。 正如前文所言，“北朝”乃是越南对清朝的称呼，“大南”国号明显有与“北朝”对举之意，其中所蕴含的重构清阮名分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这一意图实际上是对阮福映以“南越”请封一事的延续：首先，在明命的阐释下，“大南”既为“大越南国”之简称，表明他并未否定阮福映建立清阮关系的政治实践；其次，当初阮朝接受“越南”之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心甘情愿，因此“大南”国号又是阮朝宿怨的爆发和对清朝抗议情绪的自我表达。 但明命改号之举，在朝臣中并非全无异议，协办大学士武春谨在明命二十年（1839）春三月所进请安折中就认为“大南”曾为侬智高用为国号，阮朝以正统而用闰号，与礼不合。明命下谕曰： 以朕所见，我国本称“大越”，今疆宇日辟，大于南方，故以“大南”称之。若谓侬智高曾有此号，不可蹈用，则夫唐周汉宋之号，古后皆有之，究竟真伪自别。我今亦号“大南”，使天下后世，试观与前“大南”为何如耳。庸何妨乎？且国之有号，不过以殊称，原非有甚意义，独不思大明、大清之号，果何取义乎？ 明命此语，乃是基于实力和时势基础上，对名分的重新界定。侬智高之“大南”，只是摇摆于宋朝和李朝之间的从属政权，从正统观来看，不具有合法地位，因而与阮朝没有可比性。而阮朝之“大南”，在明命看来，不但符合疆域实况，而且继承了前代的名分，乃承继李陈黎诸朝的正统王朝，此亦明命深具自信之根源所在。 明命帝第三十七子阮绵寯在《孝史略诠》中说：“（夏禹）承舜道统，后胤封在我大南越国。”根据其书署名—“大南皇亲藩盛国公绵寯述著”—来看，此书作于明命正式更改国号之后，即明命二十年（1839）之后。阮绵寯素通经义，对“大南”国号之寓意自当了然于胸，不可能谬以之为“大南越”国。因此，笔者认为，此处的“后胤封在我大南越国”一句，在“大南”和“越国”之间应该读断，而不应合而解之，误以为大“南越国”。前引明命谕旨已经明言：“原称越南，今称大南，更明名义，而越字亦在其中矣。”阮绵寯以“大南”国号加于“越国”之前，以“大南”崇本朝之名，以“越国”明历代之统，其中崇奉今朝，论列名实之义，与明命谕旨正合。 由于明命晚期国内政局不稳，因而并未将“大南”国号提请清朝。自明命二十年（1839）至明命二十一年（1840），阮朝奉“大南”为国号，但在对清朝表书中仍以“越南”自况。“大南”为“大越南”国之省称，而“大越南”国是阮福映不满“越南”国号，自褒其名的产物。从词义上看，“大越南”国尚保有些许对清朝颁赐国号的尊重之意，“大南”则完全是与“北国”对举的意味，是以，陈荆和先生认为：“这明显地是明命帝所抱的基于越南霸权主义而产生的东西。” “大南”国号的出现，标志着明命在自尊其国的路上走得更远了。 五、结语 自1802年五月初二阮福映建元起，至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是阮朝以“南越”为国号的时期。与此前的李朝、陈朝和后黎朝，都奉行双重国号制的做法不同，在1802年五月初二至1804年正月这段时期内，阮朝国号的使用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阮朝对内以“南越”名国，对清朝亦以此号反复交涉辨折，可见它抛去了前朝的双重国号制，而改用单一国号；另一方面，截止到嘉庆八年（1803）六月，“改安南国为越南国”之前，清朝又始终不承认“南越”之号，只许其“仍以安南为称”，是此时期内清朝只承认“安南”国号。 自嘉隆三年（1804）春正月清使正式赐封“越南”国号之后，一直到阮朝明命十九年（1838）更名“大南”，二十年（1839）正式施行为止，共计36年。阮朝对内称“大越南国”，对清朝则自称“越南”，两者涵义不尽相同，此时段可视为双重国号制时期。自明命二十年（1839）春正月至明命二十一年（1840），阮朝奉“大南”为国号，但在对清朝表书中仍以“越南”自况，亦为双重国号制时期。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法战争后中越宗藩关系的解除。 总之，在阮朝嘉隆和明命时期，其国号制度经历了单一国号制至双重国号制的转变，具体而言：在本国境内，其国号从“南越”一转为“大越南”，再转为“大南”，在对清朝的交涉中，则经历了从“安南”至“越南”的更动（见文末“阮朝嘉明时期对内对外国号变化表”）。这段时期只有短短四十年，但却经历了如此频繁的国号更迭，这既体现了阮朝国内对自身认同标准的调整，也表明了清阮宗藩关系下名实问题的复杂性。 阮朝嘉明时期对内对外国号变化表
注：①清朝于1803年六月定议颁赐阮朝以“越南”国号，但直到1804年春正月，清使方至升龙赐封，因此，此处以1804年阮朝正式受封时间为准，此前在清朝仍以“安南”名之。
作者 ：韩周敬，暨南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越南历史与文化。 原发表信息:《海洋文明研究》第一辑，2015年8月。 越南历史研究第五十七期 编辑:韩周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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