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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6年岁末，中国社会科学网率先发布了“追忆2016离我们而去的那些学者”，纪念那些不幸离世的国内社科界知名学者。随后，“财新文化”也发布了“我们与他们道别”，其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人文社科界，而是扩大到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思想市场”栏目以“带走了时代，留下了风骨”为题，纪念了28位于2016年离世的国内学术和思想界名人。三份令人心情沉重的名单令我想到了于2016年11月12日因病离世的丹麦考古学家克劳斯·韩斯堡（KlavsRandsborg，1944~2016）。 韩斯堡不为国内学界所知并不奇怪，因为他既非汉学家，也不是像2016年离世的《玫瑰的名字》的作者翁贝托·艾柯那样身兼文艺理论家与作家于一身的欧洲名流。但韩斯堡不仅是过去半个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的伟大人物之一，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韩斯堡是哥本哈根大学考古系终身教授，曾任系主任，后组建并领导“世界考古学中心”（Centerof World Archaeology）。他研究兴趣广泛，掌握多种语言，见识卓著，这些使他成为英国、荷兰、德国、美国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韩斯堡笔耕不缀，研究的时空范围异常广阔。从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欧洲考古学到非洲考古学，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他不仅在丹麦考古界首屈一指，在欧洲考古界亦有广泛影响。美国罗马大学校长理查德·霍格斯（Richard Hodges）在讣告中评价说，“韩斯堡众多著述中为人熟知的开端是关于丹麦青铜时代的开创性研究，随后是对丹麦维京时代的革命性阐述，以及对欧洲第一千纪的重新考量。自1980年代以来，他每年都有引人注目的研究专著或者一组具有挑战性的对遗址或区域的重读问世”。 韩斯堡著作等身，仅仅根据我个人不全面的藏书，他独立出版的著作有如下多部。 1、《维京时代：丹麦的形成》（The Viking Agein Denmark: The Formation of a State,London & New York: Duckworth & St. Martin Press，1980） 2、《欧洲和地中海的第一个千纪》（The FirstMillennium AD in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 Archaeological Essa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考古学与人造物现实》（Archaeology& the Man-Made Material Reality,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2） 4、《霍尔特斯普林：早期欧洲的战事与祭祀》（Hjortspring:Warfare & Sacrifice in Early Europe,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5） 5、《解剖丹麦：从冰河时代到今天的丹麦考古和历史》（The Anatomy ofDenmark: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from the Ice Age to the Present,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09） 6、《青铜时代的织物：男人、女人和财富》（Bronze AgeTextiles: Men, Women and Wealth, London: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11） 此外，据我目前掌握的有限材料，韩斯堡还有如下研究专著独立发表在哥本哈根大学考古系的《考古学报》（ActaArchaeologica）及增刊上。 1、《丹麦古物的时段》（ThePeriods of Danish Antiquity, ActaArchaeologica 60: 187ff, 1989） 2、《1750-1800年间“中产阶级”的斯堪的纳维亚古物学和考古学》（Antiquityand Archaeology in “Bourgeois” Scandinavia 1750-1800, Acta Archaeologica 63: 209ff, 1992） 3、《克维克：考古和图像》（Kivik:Archaeology and Iconography, ActaArchaeologica 64: 1, 1993） 4、《欧勒·沃姆：论古物的现代化》（OleWorm: An Essay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Antiquity, Acta Archaeologica 65: 135ff, 1994） 5、《被掠夺的青铜时代墓葬》（PlunderedBronze Age Graves, Acta Archaeologica 69:20ff, 1998） 6、《百斯特普－欧洲：始自公元1100年的丹麦巨型城堡主塔楼》（Bastrup-Europe:A Massive Danish Donjon from 1100, Acta Archaeologica 74: 65ff, 2003） 7、《伊尼格·琼斯和克里斯蒂安四世：建筑与考古学的相遇》（InigoJones & Christian IV: Archaeological Encounters in Architecture, Acta Archaeologica 75: 1, 2004） 8、《国王的耶令：宫殿、纪念碑、墓地和大教堂》（King’sJelling: Gorm & Thyra’s Palace－ Harald’sMonument & Grave －Svend’s Cathedral, Acta Archaeologica 79: 1, 2008） 韩斯堡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中，有三部大型报告也发表在《考古学报》上，一是2002年第73期的两卷本报告《凯法利尼亚的考古和历史：古希腊城市》（KephalléniaArchaeology & History: the Ancient Greek Cities, Acta Archaeologica 73）；二是2006年第77期的《青铜时代橡木棺墓：考古学研究和树木测年》（BronzeAge Oak-Coffin Graves: Archaeology & Dendro-Dating, Acta Archaeologica 77），合作者是基尔德·克里斯蒂安（KjeldChristensen）；最近一部是与瑛伽·默克特（Inga Merkyte）合作的2009年发表在第80期的《贝宁考古学：古老的王国》（BéninArchaeology: The Ancient Kingdoms）,该报告分上下两卷，韩斯堡是哥本哈根大学贝宁考古发掘和研究课题的负责人。
二 在韩斯堡的著作中，《解剖丹麦：从冰河时代到今天的丹麦考古和历史》一书以向非丹麦的读者介绍丹麦的考古和历史为己任，篇幅不长，但却能帮助我们了解韩斯堡的考古学思想，颇有指示性（图一）。 图一 在该书的“序言”和“导论”中，韩斯堡即向我们表明由考古发现和研究构建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的历史”（archaeologicalhistory）的可能性。韩斯堡认为，相比于文献，考古学研究所揭示出的“人造物的世界”（man-madematerial world）或者“物的历史”（material history）要远远早于文字的出现，而且因涉及包括地质、地理、气候、植物、动物等人类活动的多重环境因素，考古学所构建的历史将是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从这个认识出发，韩斯堡认为，在history与prehistory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甚至prehistory这个术语的提出就是以书写文献为依据的历史学家为贬低“物的历史”的臆造。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考古学直接面对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不会为了使“物”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而对其进行“还原”，而是力争保留其“包括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内的人类努力、认识和行动的整体性”。“整体性”这个词指示出，在韩斯堡看来，考古学比历史学更本原，除了因为“物的历史”远比文字的历史长久之外，更因为“物的历史”与历史发展本身更为贴近。这个观点我认为就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得以构建“知识考古学”的哲学批判的思想基石。从这个角度出发，韩斯堡坦陈《解剖丹麦》一书或许会给人以“拼贴”（patchwork）的感觉，但这恰恰就是考古学家眼中历史的本来面貌。所有具有清晰的发展线索和因果关系的历史著作，都是历史学家从一定视角出发对历史进行剪裁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斯堡是一个“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就该词的本原意义而言。 对于“物”的重视，应当是丹麦考古学的传统。早在19世纪初期，随着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三期说的提出，丹麦的考古发掘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它从书写历史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考古学家意识到了物质领域自身的存在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斯堡的论述中，他所用的概念是“人造物”而非“出土物”（unearthedmaterial）。之所以如此，我理解或许首先与丹麦的考古史有关。丹麦早在12世纪就第一次出现了由皇室组织的考古探查，并成就了一批皇室收藏。而带有考古学目的的发掘工作至少也始于同一世纪。17世纪20年代以来，丹麦开始对全国各教区出土遗迹和遗物进行详细记录，当时的一名医生兼科学家欧勒·沃姆（OleWorm）让遍布丹麦和挪威的所有教区的牧师报告其考古发现，以此创建了一个巨大的考古学—历史学意义上的地形学资料库。如此，在丹麦哪怕是早期的收藏品也都是发掘品，或有详细的记录和考古背景，所谓的“出土物”与“传世品”之间或许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使用“人造物”而非“出土物”的概念，正体现了韩斯堡重视“物”的思想，即凡是人造的“物”，无论其时代与存在状态——古代的或当今的，地下的或地上的——都包含有历史的信息。从城郊森林中青铜时代遗留下来的巨石，到城市内的皇宫、教堂、公共建筑，再到乡村农舍，所有的“物”在韩斯堡看来无不可以用考古学方法加以考察；对于“物”的时空连接的分析又将引至对历史的新的解读。 韩斯堡当然不会否认历史文献的价值，只不过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的目标在于用考古的发现、研究和结论来构建历史。为此，他尽量减少对文献的使用，《解剖丹麦》一书中引用的文献仅有寥寥几页篇幅。 在韩斯堡的研究中，考古学是作为一门独立的透视历史的方法。他认为考古学有属于自身的方法论，借鉴其他学科甚至是哲学的普遍理论或许会启示考古学，但其他学科却永远都不该对考古学指手划脚；他同时也认为，从社会人类学、历史学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实践中获得的中程理论也许是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难以直接用于解读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实物资料。正是由于对特定问题的关切而并不具备普遍性，所谓的中程理论才可能帮助我们从特定的角度去认识具体的资料，并推导出相关方面的结论。 在韩斯堡从事的各项研究中，科学思维贯穿始终。这里仅以他对青铜时代遗物的研究作为例证。1902年在丹麦西兰岛特伦霍尔姆（Trundholm）出土的公元前1400年的“太阳马车”是北欧最著名的青铜器，为一匹马立于有四个轮子的支架上。马后有一个置于两轮车之上的直径24.4厘米的圆盘，两面装饰有由数周圆圈纹组成的复杂图案，其中一面还有金箔。韩斯堡发现这件标识着古人太阳崇拜的圣器隐藏着很多与历法有关的数学知识：圆盘代表太阳，饰有金箔的一面为白天，其上有大小不同的同心圆纹饰52个，52是太阳历中的周数；青铜的一面代表黑夜，有同心圆54个，而54则是太阴历与太阳历天数相当的总周数。这两个数字恰好与天文历法相吻合。 类似的还有对“腰盘”研究。北欧青铜时代的女性墓葬有大量佩戴在死者腹部的青铜“腰盘”（Belt-plate）。盘呈扁圆形，中心有一个帽状突起物，四周有数周复杂的圆圈纹，它们是与“太阳马车”同时代的反映太阳崇拜的遗物。现存最大的一件“腰盘”出自腓特烈堡的朗斯楚普（Langstrup），上面共有四组同心圆，总数为“15+22+26+32=95”个。这个数字看似没有任何意义，但是韩斯堡由乘法和四组装饰而得出一个新的算式：“15×1+22×2+26×3+32×4=265”，这恰好相当于太阴历中的9个月（265又1/2天），也是妇女怀孕的天数。倘若把中间的帽状物也当成独立的一组装饰，那么这个算式就成为“0×1+15×2+22×3+26×4+32×5=360”，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太阳历一年的天数，而与近东历法中一年的天数等同。韩斯堡对很多“腰盘”一一进行测算，发现那些精美“腰盘”上的纹饰也都蕴含着高深的历法和数学知识。
三 作为考古学家，韩斯堡的身上充满人文情怀。在《解剖丹麦》一书中，每个章节开始之前都有一则题记，除“冰河时代到公元1200年”一章引用的是位于日德兰半岛的著名遗迹“耶令碑”（JellingStone）上的铭文“使丹麦人成为基督教徒”外，其余均引自文学作品中的名言佳句，体现出韩斯堡的文学修养。在所引用的文学家中，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一是丹麦作家约翰尼斯·延森（JohannesV. Jensen，1873-1950）1944年的诗句：“庄严地讲话，/在公路旁/在绿草覆盖的先人的坟墓旁，/不要遗忘逝者/作为遗产，他们给了你高贵的礼物”。延森的知名度主要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他于1925年获奖时，诺贝尔奖的影响远未达到国际化程度。其二是2016年新晋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1964年的歌词，可见青年时代的韩斯堡对于欧美流行文化的了解。此外，韩斯堡两次引用丹麦诗人、作家安徒生于1850年饱含深情地书写下的“我出生在丹麦，丹麦是我的家”的诗句，与该书的主旨相得益彰。韩斯堡对诗的偏爱是如此明显，以至在简短的讣告中也专门突出了这一点。 每一位跟随韩斯堡游览过哥本哈根城中心及城郊森林的人，一定会对他对这座城市遗迹和历史的熟悉留下深刻印象。在韩斯堡眼中，今天的哥本哈根市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他熟知城中每一处有来历的建筑的历史，能解读出每一处细微变化的意义。比如对于一座街区教堂，他可以详尽地告诉你该教堂在中世纪的格局以及后世改建的种种细节。在我所知道的韩斯堡的研究中，最能体现考古学家的自信、最完美地将科学思维和人文情怀融为一体的，就是他对哥本哈根一座优雅的皇家城堡“罗森堡”（RosenborgCastle）塔楼大门的研究。 图二 罗森堡位于哥本哈根城的中心，韩斯堡经常路过此地，塔楼大门的和谐之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随后展开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的基础之上，虽然韩斯堡名之曰“考古学与建筑的相遇”，但这实则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罗森堡修建于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KingChristian IV，1588~1648在位）时代，其时正值丹麦结束中世纪并开始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期。克里斯蒂安四世对于建筑和绘画艺术情有独钟，他在位期间哥本哈根大兴土木，造就了今天哥本哈根的城市格局。关于罗森堡塔楼大门的始建时间有1610、1606和1608年三种说法，建筑师的姓名亦有不同传闻。韩斯堡的论点是，塔楼大门“很可能”是17世纪英国建筑师、画家和舞台布景师伊尼格·琼斯（InigoJones）的作品。在这项研究中，韩斯堡参考了大量同时代的文献，尤其是伊尼格·琼斯的后继者和合作者约翰·韦伯（JohnWebb）在1665年留下的文献，同时梳理了丹麦王室与英国王室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以及从古至今的建筑学家对哥本哈根古建筑的分析资料。作为考古学家，韩斯堡重点对克里斯蒂安四世遗留下来的位于哥本哈根以及周边的著名建筑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例如弗里德里希城堡、罗斯基尔德大教堂的祈祷室、证券交易所等，并与同时期的英国建筑如伦敦新证券交易所、格林尼治“皇后之家”等进行了比照，在不排除作者个人的直观感受的前提下——如用“优雅的”、“可爱的”等定语来描绘特定的建筑物——他对建筑的正视图进行了数据分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的他对弗里德里希城堡的“国王秘密通道”所做的数据分析。韩斯堡推翻了一位建筑师在1927~1931年把正视图划分为相互重叠的7×10的长方形（这里采用的是丹麦的长度单位Alen，每Alen等于0.504米）的做法，将之重新解析为建筑和艺术史上著名的“维楚维乌斯三角形”（Vitruvius Triangle），后者由达·芬奇的著名绘画所描绘和展示，进一步揭示出人是万物及其环境的尺度。这一建筑规范为韩斯堡的判定提供了有力证据（图二，图三）。这项研究的最终结论是否合理，我无力评判，而且我认为结论并不重要。我关注的是此项研究选取的对象、视角和方法。即便不对这些名胜古迹做任何解析，这些古迹依然“自在地”存在着，被游人欣赏和赞美。但是，科学的分析不仅使我们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而且还为建筑物本身增添了更多历史和文化的意味。从此，“这个建筑物”不再是“这个建筑物”，就像福柯对马格利特的画作《这不是烟斗》的分析；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人造的物”，它上升到“人文”作品的高度。这个时候，我认为韩斯堡就是一位哲学家。 图三 四 从很多方面衡量，丹麦考古学从创立伊始便具有世界性。早在19世纪，丹麦考古学家把这门学科既看作是国家民族性的、又视为是一项国际性的新方法。广为人知的是，19世纪初期，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明确肯定了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关于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的观点，并以此方案陈列展品。三期说随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得到承认，最终同丹麦考古学提出的入侵、传播、相对阶段等思想，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史前学的理论支柱。事实上，丹麦考古学还始创了许多科学的考古思想和活动，如17世纪20年代以后对全国各教区古代遗迹遗物的详细记录、博物馆的建立和藏品展示，始自19世纪的科学发掘、不受历史文献左右的结论、遗物共出原理、迁徙的考古学标准，贯穿19世纪的细致的年代学，19世纪后半期的自然科学在考古学领域中的应用、区域调查、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等。自19世纪以来就在丹麦展开的有关方法和理论的争论，有很多是那些在20世纪后期被称为“美国式”的问题，如类型系列、自然科学方法、物质文化的结构和规律、社会性的诠释等。甚至所谓的“后过程主义的”或者无结论的主题也早就在丹麦被公开讨论了。丹麦的考古活动也是全球性的，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地中海、近东、非洲、极地和格陵兰都有丹麦考古学家的活动，而这一切又激励着丹麦本土的考古学研究。 丹麦考古学的世界性并不只限于它始创的思想和开展的活动，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也体现了对世界的关注。对维京时代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维京时代正值国家形成时期，其间涌现了王墓、特定的生产、市场和广泛的贸易网络，以及各地的冲突与征战。这项研究最终以考古学的方法证明了一个世界体系的特性。 韩斯堡本人的学术思想和考古活动，完全继承了丹麦考古学的这一特性。他是丹麦《考古学报》（ActaArchaeologica）自1930年创刊以来的第三位主编兼编辑。在2004年第75期的编者按中韩斯堡指出，《考古学报》的发展方向不仅是要使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走向世界，而且它还将努力成为欧洲和“世界考古学”的学术平台。 提到“世界考古学”，必须提到韩斯堡的田野考古实践，尤其是他在贝宁的考古发掘。贝宁的考古发掘项目始自1998年丹麦筑路队在贝宁阿波美（Abomey）的一次偶然发现，一个洞穴吞噬了挖土机，一名工人也“消失”在洞中。当丹麦工程师发现洞穴并非天然而是人为形成之时，便电话报告了哥本哈根大学考古系，当时韩斯堡正担任系主任一职，几个月后韩斯堡到阿波美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发掘，从此开启了持续10年的贝宁考古发掘工作。韩斯堡在研究方面从不人为设定界限，贝宁发掘的需求促成了他一直关心的“世界考古学中心”的建立，两厚本以资料描述而非诠释为核心的发掘报告《贝宁考古：古老的王国》是“中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图四）。 图四 韩斯堡认为，“物的历史是可视的”（visual），相比于文字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因此他在报告和著作中大量使用数据、图表、照片，而且很多照片都由他亲自拍摄。在《贝宁考古》中，图片资料的使用更是达到了“奢侈”的程度，其中包括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拍摄的工作照，因为这是贝宁历史上的首次科学发掘，韩斯堡意外地感受到了作为“先驱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于是决定在发掘报告中尽可能详细地描述出土遗物和记录发掘过程的细节，作为学术史的一部分留存下来。 10年的贝宁考古实践为这个西非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之前贝宁只有口述史和晚至17世纪初的文献记载的历史，但考古发掘的制造铁器的遗迹可上溯至公元前600年，早期聚落遗址中的陶片则上溯到公元2世纪[14]。发掘工作结束后，在阿岗高因图（Agongointo）的遗址上建起了一座考古公园和博物馆，该地现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这是韩斯堡和他的团队送给贝宁人民的礼物。 除了在爱琴海地区、希腊、乌克兰、美国中西部、苏丹和贝宁从事的田野发掘外，韩斯堡还到东欧、美国、西亚、地中海地区和西非等地进行研究和学术访问。2005年5月，他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观了北京、安阳、洛阳和西安等地的考古遗址和博物馆。在中国的参观日程紧张、内容丰富，韩斯堡总是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如乘坐火车别人都在休息时，打开厚重的日记本详细记录一天的活动和参观内容。甚至在回到丹麦后，还来信核实人名、地名之类的细节。他参观博物馆的习惯，是在仔细看完所有内容后再从头浏览一遍，时间再紧也如此，如同读完一本书后再串连一遍梗概，力求获得一个整体性的认识。韩斯堡的这些探究世界的研究之旅，扩大了他的视野，增长了他的知识，也强化了他的信念和对丹麦的热爱。
五 作为考古学家，韩斯堡不仅仅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古代的“物的历史”之上，他认为透过“考古学镜头”，我们有能力理解当今时代的社会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韩斯堡在《解剖丹麦》中仿佛穿上了“七里靴”，从“冰河时代”跨越到了“全球化”的当今时代，讲述了丹麦社会在“现代化（1950~2000年）”和“全球化”进程中的“考古学的历史”。虽然高度重视“物的历史”，但韩斯堡并没有由此将历史做“碎片化”处理，相反，他为当今时代的超大信息量对历史的“遗忘”和“娱乐化”处理、对“全球化”和“传统”之间的冲突表示担忧，希望以“老派的做法”在全球化时代为我们提供一幅关于特定地区的具有连贯性的历史图景。他认为，如同在科学、经济、政治、甚至文化领域中早已被证明的情形一样，考古学同样面临挑战，与全球化相对的地方主义和与历史的完整图景不合拍的想法应该遭到摒弃。
无论全球化思想在今天遭遇到怎样的挑战，我认为作为透视历史的方法的考古学，都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未来记录下今天。
谨以此文纪念我2000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访学时的导师和朋友克劳斯·韩斯堡（Klavs Randsborg）。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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