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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古史中的「三皇五帝」 提及中国古史，必言「三皇五帝」。 三皇之说莫衷一是，较为流行的为「天皇」「地皇」「人皇」，或指伏羲、女娲、神农。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言「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人」之说盛行已久，以此来看，三皇之称确有其文化脉络。 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三皇都可称作是「始祖」。但现代人也都知道，这部分的古史属于传说时代，如果较起真来，我们似乎无法去证明三皇是否确有其人。 连一向严谨求证的司马迁也不敢妄言。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以《五帝本纪》作为第一，也就是说，《史记》中的中国历史，是以「五帝」作为开端的，而非「五帝」之前的「三皇」。 关于五帝之说，也众说纷纭。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五帝当为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其中，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颛顼的六世孙。 但是，在现代人看来，五帝之说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传说时代，较起真来，我们很难将「三皇五帝」与「确有其人」划上等号。 就连司马迁在写作《五帝本纪》时也说： 「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即是关于黄帝等人的事情，大家也都说不清楚。但司马迁在仔细考察辨析后，还是肯定了这部分古史的价值： 「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于是，司马迁对这些古史加以甄选，写成了这篇《五帝本纪》。 司马迁后，历史沧桑一瞬便过去了2000余年，在这数千年中，三皇五帝早已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最早开端，也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信仰。 事物一旦到达文化信仰的高度，辨其真伪是不太合适的，但是若将其拉回到历史层面，我们不禁要疑问：三皇五帝真的是史实吗？ 02. 「信古」与「疑古」 对此，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持否定态度： 「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这种说法传到了后世，便成了历史上不易消释的『三皇五帝』的症瘕，永远做真史实的障碍。」 ——《<古史辨>第四册序》，1933年 在顾颉刚的推测中，「三皇五帝」之说盖只是人们为了「大一统」的观念而编造出来的事情。 民国二年（1913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顾颉刚听了章太炎先生所办的「国学会」讲学，对章氏大为敬佩，并一度立志做一名古文经学家，此时的顾颉刚，对中国的古史与古书是持相信态度的，这就是所谓的「信古」。 
但是没过几年，顾颉刚读到了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虽不能完全信服于康氏的论述，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观点还是给予了他很大的启发。由此，顾颉刚对古文经学不再一味崇信，转而对古史的真伪进行怀疑，这就是所谓的「疑古」。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思潮遍卷全国，怀疑思想也得以盛行，于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便兴起了，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形成了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疑古思潮。 顾颉刚于1921年开始着手疑古工作，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问题，这三人均是疑古派主要代表人物。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文，并于1926年正式主编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一书。 《古史辨》的出版犹如晴天霹雳，其对中国古史系统的「破坏力」似乎已达到了可以「摧毁」的地步。疑古思潮立即赢得了众多史学家的响应，《古史辨》一书也很快被翻译成了英文、日文版本。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以来，罗根泽、吕思勉等文史大家也参与进来，至1941年相继出版成《古史辨》共七册。  ▲《古史辨》编著：顾颉刚等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1982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即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比如，在《论语》中，孔子是只讲尧舜的，而到了战国时期，古史才追溯到比尧舜更早的黄帝，及至更后，才出现更为完备的「三皇五帝」古史体系。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时间越往后，中国的古史期就愈长，所以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很大一部分都是后世层累地积造出来的。 在疑古派看来，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些古史缺乏相应的文献资料，而流传至今的古书，也存在着大量的伪书。从古史真伪到古书真伪的辨证，中国古史瞬间变得茫茫不可考证，中国历史也由煌煌上下5000年变得仅有2000余年可考。 03. 考古学对「疑古派」的冲击 在顾颉刚看来，缺乏文字资料的东周以前的古史，自然是不可信的。但是，疑古派没有充分考虑的是，一旦有考古资料的出土，古史与古书的证实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提出过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在古史研究中，将已有的文字资料与新发掘的考古资料相互结合验证，便能更为准确地佐证古史，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阳甲骨文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917年，王国维更是根据甲骨文资料考据出了商代王世系表，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殷墟的发现，证明商朝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甲骨文资料也佐证了古书中记载的商王世系表的准确性。考古学的兴起对疑古派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些被怀疑的古史，某些部分已经被证实是真实的，那些被怀疑为伪书的古书，很多也被考古证明为是真实的。 正如王国维针对考古资料的价值所说： 「由此种材料（注：指考古之地下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北京大学先秦古史研究学者韩巍老师，也在《探寻西周王朝的衰亡轨迹——＜西周的灭亡＞读后记》一文中评价「二重证据法」的重要作用： 「由于文献史料的匮乏，过去史学界对西周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中晚期则薄弱得多。自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将『二重证据法』引入古史研究以来，传世与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逐渐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基础资料。」 
疑古思潮在不断新的考古发掘中而不断消褪。1990年代，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并于1994年出版了《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在著作导论一篇中，他写道： 「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做不到的。」  ▲《走出疑古时代》作者：李学勤出版社：长春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年 李学勤指出了「疑古」的局限性，而考古研究恰填补了这一局限性，现在我们得以用更新更充分的材料来解释、逐渐完善出真实的古史，这就是所谓的「释古」。释古既包含文献研究、也包含考古研究，自然也可以囊括其他新的研究方法。 「释古」这一概念，冯友兰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便已提出。冯友兰1937年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他在序言第一句便写道：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 于是，在新史学界的趋势下，人们又开始大肆反思与批判「疑古」。但是，我们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真的解决「三皇五帝」以及其他古史的问题了吗？ 很显然，没有。 考古研究虽然推翻了疑古研究的部分观点，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否定疑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无论信古、疑古、释古、文献研究、考古研究等，都是史学研究的方法或理论之一。 由顾颉刚所掀起的疑古思潮其价值仍然需要重视，「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也显然是正确的学说，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 「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确是汉代以后的上古史籍的实际情况，层累造成的古史显然是不可信的。」 ——《张岱年全集》 著名古文献研究专家裘锡圭也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提到： 「根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先秦秦汉文献来看，古史辨派在古籍真伪和时代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是失多于得的。而他们在古史传说方面的见解，从我们上面所作的讨论来看，则可以说是得多于失的。」 所以，古史研究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三皇五帝到底是不是信史？为西方史学界所质疑的夏朝，到底能不能被证明其存在？史书中记载的古史真伪究竟该依据何种方法去辨析？流传至今的古书又有多少是伪作？我们现在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到底是真实的历史描述，还是祖先留下的共同记忆的再构建？ 对此，「明白知识圈」特邀历史考古学者、古文献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老师，为我们讲解「历史的真实还是记忆的构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古史？」 
04. 走向先秦古史研究 1978年，韩巍老师出生于湖北宜昌，他从小就对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一位学术功底十分扎实的青年学者。 1996年，18岁的韩巍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之后又继续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商周考古专业（2000-200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学专业（2003-2007年）分别攻读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虽然在北大的本硕博阶段接连换了三个系别，但韩巍老师所学的专业都是相通的。在上大学之前，韩巍便笃定了对历史的兴趣，尽管大家都在说历史是一个不太好找工作的冷门专业，但他还是依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历史学专业。 韩巍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史、西周金文、古文献等等。对于最初只是喜欢历史的他，没有想到会走到现在这个研究方向。其实，韩巍老师走向先秦研究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进入北大历史学系后，系里要求新生要在第一学年写一篇读史报告，韩巍便选择了去读《史记》。当读书报告完成后，北大历史学系的张帆老师、丁一川老师觉得他写得很不错，一个大一的新生便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于是便建议韩巍去学习先秦史方向。 韩巍老师自己也曾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青年论坛」（2014年5月15日）上的发言中回忆说： 「现在回想一下，当时其实挺偶然的。如果我当时拿起的一本书不是《史记》，而是《资治通鉴》，可能我就去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了。」 然而，先秦史与其他中国史方向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是先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于普通历史文献的解读，还必须要结合考古研究，这是后世史学研究一般所不需要的地方。于是，韩巍便在本科期间，经常跑去考古系听课，他选修了一门考古课程，最后考试的得分竟然是全班第一，比考古系本系的学生还要高。 2000年本科毕业之际，韩巍老师不敢确定自己能否拿到本系的保研名额，因为当时北大历史学系给出了12个保研名额，而韩巍恰好是第13名。在老师的建议下，韩巍选择了较为保险的方法，转去了考古系攻读硕士学位。 这一选择也基本决定了韩巍老师以后的学术方向，而先秦史本来也需要与考古学相结合，攻读考古学专业对于韩巍来说也正是恰得其所。 2003年，韩巍老师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商周考古专业毕业，进而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先秦考古专家、古文字研究专家李零先生。 刚进入中文系，李零老师就让韩巍做一个关于西周金文研究的博士论文，这即是韩巍老师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 对先秦史、考古学、古文献及古文字的研究，使得韩巍老师的学术功底恰应对了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韩巍老师也得以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与其他学者一起不断拨开中国古史的的迷雾。  ▲《黄土与青铜：先秦的物质文明》作者：韩巍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 在北大历史学系、考古系、中文系三个院系之间兜兜转转了十多年，韩巍老师始终围绕着「中国古史」做功夫；而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参与了曾轰动全国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整理工作，并编撰出版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多部著作。 古史，已经成了韩巍老师在不惑之年最深厚的人生及学术积淀。 这种厚重的积淀，也正应了古史本身的厚 重感，韩巍老师对古史研究的独到见解，也值得我们后继的学子去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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