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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是历史大家雷海宗先生的散论文集，所收文章写在抗战爆发前后数年。 时至今日，尽管大家对民国时期一些前辈学人的风范已略有耳闻，知道彼时风流人物辈出，但也未必熟悉雷海宗这位大历史学家。但一代代「识货」的读者，若有机缘读到雷海宗的这本小书，无不释卷叫绝。 该书最初于1938年末出版，雷海宗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他与同时代其他杰出的头脑一样，面对惨淡的国运，在战乱中思考中国的出路：这一次能走出生灵涂炭、治乱循环的诅咒吗？ 
或许他没给出直接答案，但穿透漫长岁月的覆盖，把同样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带到东方文化的起源处，直接体会我们身在其中的此文明体，它的生命力如何开始、如何早早衰败。映照现世，读者自然不难明白，秦制以下两千年直到近代，中国之遭际其来有自，我们只是习焉不察而已。 这本书独到之处还在于，中文界思想者第一次站在世界史学的高地，以当时最新的文化形态学视角纵览中国历史。而且，它不同于承平时期的清议，而是激荡年代思想爆炸的震响。经历半个多世纪兵戈扰攘、人仰马翻的主义混战，这本书的价值全然无损。 这本集子的核心篇目是《中国的兵》。历代正史记载了多少用兵之事，看似已无发出新论的余地。何况，作者也不细究考据，立论的基础不出《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经典范畴，又能有什么突破？ 这就是雷海宗先生史论的过人之处。他首先独具慧眼地关注了古代兵制的变迁，尤其是华夏历史上参战者的变化。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谁有资格参战？」和「谁有资格祭祀？」一样，是决定社会文化形态的关键问题。若只是资料的重新整理解读，那也不过是书斋里的寻常劳动，但雷先生的魄力在于，通过对兵制的考察，鸟瞰整个文化的兴衰，为历史的兴替把脉。在雷笔下，中国的兵制就像社会文化土壤上的有形草木，观察其特征与变化，目的是揭示无形但确凿的季候变化。 雷先生首先观察到的是春秋时代文化的青春刚健：春秋时期的兵源是士族。与诸文明封建历史相似，贵族是职业军人，平民不当兵。《国语》中记载齐国管仲时期，只有都城附近十五个「士乡」出兵，而「工商之乡」的人没有参战责任。农民中只有「秀民能为士者」才能参军。 这一时期，贵族的侠义精神高扬，武德充沛。雷海宗先生写到：「男子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左传》《国语》中的人物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上阵的，没有一个不能上阵的，没有一个不乐意上阵的。」周桓王贵为天子，亲征伐郑中箭；晋惠公身为国君，阵中作战被掳；而士族皆自幼习武，勇气与德行并彰。孔子的「六艺」教育中，也强调驾驶战车和射箭的战争能力训练。 贵族兵制铸就了精英的品格。这种文化形态下的「士」兵，是国家责任的主动承担者，因流血而高贵。高贵者，人格高于一切，所以「士可杀而不可辱」并非虚言。雷海宗先生在《君子与伪君子》中举例：
与荣誉至上的贵族文化相称的是战争的秩序。春秋时期的战争以维持均势为最终的目标，没有人想吞并天下，就算是「春秋五霸」，也不过是会盟的盟主。《左传》中的战争仍有法度，与欧洲封建时期的贵族间战争类似，可谓风度翩翩。 春秋的战事一次出动几百辆战车而已，战事常仅一天，像是大规模的绅士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较量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遭鄙视谴责。极端的例子如宋襄公，与楚国的泓水之战中，坚守古礼不攻击伤员、不俘虏老人，而且非要等楚军渡河列阵之后才开战，最后受伤身死，遭国人怨责，仍无悔意。 
雷海宗像是呷着烟斗的福尔摩斯，用「溯源推理」的功夫，完成了从兵制到社会文化关联解读。宋襄公的迂腐，士人的刚烈，管仲的变法，在普通人眼里就像湿袜子和皮鞋的刮痕一样并无延伸的含义，除非有足够的才华能够知人论世，将这些破碎的细节联系起来，再用逻辑思维进行排除和调整。 那结论就会像福尔摩斯常说的，「如果你把所有不可能的刨去，那么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肯定不会错。」顺着这样思路，雷海宗发现一个到今天仍不算普及的「常识」：华夏文明的活力早已衰亡于秦汉。 春秋以后，传统封建贵族被推翻。战国的国君专制下，是「编户齐民」后的名义上不分贵贱的百姓，战争也向动用全社会资源的总体战发展。到统一六国最惨烈的秦赵长平之战前，秦王征发全国十五岁以上男子全部参战。战争形态也因此改变，残酷的歼灭战成为主流，以至出现白起坑杀四十万降虏的大杀戮。据雷海宗现实统计，战国时仅秦国历史记载屠杀万人以上的大战就有十五次。 这样的社会，贵族精神必然覆灭。文武双全、忠义知理的君子不再受器重，炙手可热的是一批凭文武才能混世、罔顾底线与尊严的平民专才。 一方面，张仪苏秦这样的文人谋士鼓唇摇舌、甚嚣尘上。张仪在楚游说，被怀疑盗窃而遭痛打，回家却对妻子夸口，只要三寸不烂之舌仍在则足矣。苏秦读书，头悬梁锥刺股，发迹以后，在曾经羞辱过他的妻子嫂子面前大摆威风。 这些在春秋贵族的看来，应该都是极为贱格的行径。文人谋士只为私利就可以朝秦暮楚，他们的德性向势利摇摆、信口开河，甚至阴毒卑鄙的方向沦落。 另一方面，习武卖命的游侠虽然继承了春秋士族的忠勇，但已经无仁义的原则，谁出价高就为谁杀人。 秦一统六国，收缴天下兵器，同时征发最没有组织力的流民、贫民、贾人戍边。这样的兵制下，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能也不再愿意承担战争责任，随之失去在国家的地位。身份分离后的军与民，都成为皇帝脚下扁平社会的沙粒，于是，「古代健全活泼的社会就被断送」。 汉随秦制，连年征战加上布衣天子的上台，汉代的募兵与屯兵制度下的兵员又大量增加了囚徒、无赖，以及外族人。中国的兵制从春秋时期的贵族军士，到战国的军民一体，再到秦朝的军民分离，终于在汉代出现军民对立。良家子不愿当兵，军人时常骚扰祸害民众。有机共生的社会，最终变成内部消耗、勉强成形的散沙，军队战力也每况愈下，「民众已经已不是战国时代人人能战的民众，士大夫更不是春秋时代出将入相的士大夫」。 雷海宗先生发现，即便是汉武帝的卓著武功也建立在极不健全的基础上。汉代不仅将才良莠不齐，不少出身贫贱，而且对外战争中多用外族人攻击匈奴。更何况，战国时期燕赵等国毫无困难就能单独应付的匈奴，怎么在汉代就成了长年大患？ 由此可见：
因此，在雷海宗先生看来，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已经走完了它的生命周期，此后不过是文明衰败后的外族征服-输血-再衰败的周期循环。 这兴衰论的魅力，体现在衰败的不可抗拒：战国的总体战是春秋争霸的必然，而大一统又是战国战争的必然；全民皆兵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而军民分离在秦汉之际也是理性的对策。兵制和整个文化社会的衰败，不是在某几个重大决定上犯错或丧失理性的结果，而似乎是一系列理性选择的合力最终必指向的既定终点，像季节变换一样不可抗拒。 这种「文化的季候」的认知框架，并非雷海宗先生的首创。他直接介绍了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创造的「历史形态学」。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中如是说：
这种解读历史方式听起来更像「艺术」而不是「科学」。遇上只讲实证的学究，会被指摘得体无完肤。然而，资料的增加，不等于格局的进步。如余英时先生言及《史记》时所言，史家要有小说家的想象力。历史形态学一开始不是一种「科」的方法，它的哲学根基在德国浪漫主义，是对理性史学的反动。 历史形态学认为，一个文化体内的种种特征，都存在一种形态学上的共性。从政治与经济、战争与艺术，到道德与信仰，乃至建筑与服饰，文化的片断都是对其文化「生命体」的象征。「历史形态学」是一种诉诸心灵的内视，它不是分析的、机械的、限于局部的，而是象征的、想象的，依赖心灵的慧眼，穿透历史材料，最终形成合乎逻辑、贴近实际的理解。 这是福尔摩斯的功夫，也就是司马迁称之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是刘知几称之为「史识」的思想分泌物。采用这种方法，去观察兵制的枝叶，看到的是春秋时期青春强壮、健康丰沛的文化，如何在战国时期旺盛自我燃烧之后，最终化作秦汉大一统绝对君主专制下的余烬。这便是雷海宗先生所理解的东方历史的没落。 雷先生无疑具备史家的慧眼，但他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体在历史季候中的轨迹却似乎充满矛盾。抗战时他与陈铨、林同济等创办《战国策》杂志，致力于战时的文化重建：要在「崇尚武力」的世界中生存，中国就必须「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重铸民族精神，要倡导「尚力精神」与「英雄崇拜」；所以他加入国民党，主张建立元首制，同时「批俄批共」：1946年，雅尔塔协定公布后，他甚至参加了反苏游行。 但在1949年，虽然名列「抢救学人」62人名单之中，面对南下的飞机，雷海宗先生最终拒绝登机离开。 然而，新时代并不友好。 1962年12月25日，因尿毒症及心力衰竭，雷海宗先生在天津病逝，时年60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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