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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农民工来当科研助理 是课题组对官方编制的自主调节和纠正 也是一种高效的选择。” 14日，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近日，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老师称，在北京聘用研究助理比较困难，因为生活成本较高，刚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能拿到的收入都没法抵得上越来越贵的房租，于是他们就近聘用了一些北京郊区的农民。 记者了解到，在我国的一些农林业的科研工作中，请农民做科研助理已属于普遍现象。 来源：微博 @黄晓磊HXL 农民在我国农业科研中作用不可小觑 “尤其在作物育种工作中，农民工参与科研是一个普遍现象。他们承担了作物栽培、杂交、制种、考种、数据汇总等大部分技术工作。多数作物育种课题组一般由1-3个科研人员加2-4个技术工人（农民工）组成。”肖国樱说。 据媒体报道，这些农民虽然每月拿着不算高的工资，大致几千元，但是他们工作很认真，据称有些农民熟练工提取的DNA质量比研究生们还高。 肖国樱认为，农民在我国农业科研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广东潮阳县农民洪春利1956年发现了水稻矮秆突变体，然后在农业技术员洪群英的帮助下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水稻品种“矮脚南特”。 “科研工作事实上大部分都是枯燥无味的重复劳动，公众从媒体的报道中大多看到的是极少数的成功案例，实际上，这背后还有极大多数的案例，甚至是失败的案例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肖国樱说。 实际上，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现代生物技术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人才和人力密集型的产业。 肖国樱还记得1981年刚上大学接受入学教育时，已故杨弘远院士说了一句话，让他终身难忘。杨弘远说：“你们不要以为遗传工程很简单，只要按两个电钮就行了，而是要你亲手去进行细致的操作。” 事实也是如此，生物技术研究中DNA提取、菌种和愈伤组织接种和继代、酶切、电泳、载体构建等生物技术的操作无不是手工劳动，几乎不可能机械化。 “其中不需要做过多判断的技术性劳动，完全可以让通过培训的农民工来完成，而不一定需要博士、硕士。中国农民勤劳、群体大，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优势，也是我国发展包括转基因育种产业在内的生物技术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肖国樱说。 中国农民当科研助理具有显著优势 目前也有人认为，请农民当科研助理是一种小作坊式的科研方式，要学习西方大公司分段管理、分工协作的商业化育种模式。 但肖国樱认为，这种方式具有其显著优势和中国特色。首先，它充分发挥和贯彻了课题组的育种理念，整体性强，而不是把科研人员看成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其次，它很灵活和多样，不同课题组的目标、理念不同，这样才能适应市场和生态多样化的需求，失败的损失也不大，而商业化育种模式一旦出现问题，损失大、难纠偏，还存在人浮于事、吃大锅饭的情况。 肖国樱介绍，科研助理是协助科研骨干完成科研工作的技术人员，科研工作根据技术复杂程度，需要不同层次的科研助理，不一定所有的科研助理都要博士或硕士学位。 “现在意义上的农民多指一种出身，而不是指他承担的工作。中国现在专职种地的农民不多，大部分农民都是兼职农业。农民在工厂可以当电焊工、司机、车工，在科研单位也同样可以学习实验室技术，成为科研助理。”肖国樱说。 肖国樱说，科研目标的提出、技术路线制定、数据分析等技术性强的工作需要较高学识，农民担当不了，但科研中的技术性劳动农民通过培训是能胜任的。 “当然，使用博士、硕士当科研助理不需要培训，而使用农民当科研助理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但培训所需花费远远小于使用高学历人才干基础性技术性工作的成本。”肖国樱说，现在的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总是强调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的比例越多越好，这是不符合科研和教学规律的，人才构成要有梯队和层次。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晓林，是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小院创始人之一，长期在基层，指导驻村研究生带领农民朋友开展农业技术创新推广。 “农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相差很大，在实验室能帮助研究生做精细实验的农民大多是比较年轻、有比较好的文化基础、接受和领悟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农民接受必要的培训后就可以做一些程序化的、重复性的实验操作。”李晓林说。 李晓林说，简单的、程序性的工作，只要态度认真，按规定操作就能做不少事情，但他们一般难以胜任需要独立思考、探索性、创新性的工作。 李晓林所带领的科技小院的老师和研究生需要做很多的田间试验示范，很多田间成熟的操作都需要请具有一定能力的农民完成，实际上，培训一定时间后这些农民就能很好的完成田间试验示范的很多工作。 “在实践中，科技小院田间学校的学员可以帮助研究生完成较为简单的田间试验示范工作，这的确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同时，也提高了这些农民朋友的科技素质。”李晓林说。
来源：科技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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