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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语言学家的成就与其语言背景和早年研究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本文简述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早年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经历，分析这段经历对其日后研究的影响。早年经历的回顾以时间轴为主线，相关影响的分析则从汉语研究和功能语言学的创立与发展两个角度入手。 关键词：韩礼德；汉语教学与研究；功能语言学 1 引 言 韩礼德是蜚声世界的语言学家，他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领域的研究都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或默认研究对象是英语，经典著作也大多以英文出版。因而，很多人并不了解，韩礼德与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有很深的渊源。如果这位大语言学家没有学语、教汉语和研究汉语的经历，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否会出现都是一个题。本文简述韩礼德早年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经历，分析这段经历对其日后研究的影响。 2 韩礼德的早年经历 1942年，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英国政府认定英国必将涉足亚洲的战事，因而着手为军队培训一批能使用亚洲语言的人员。17岁的韩礼德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了这一培训计划，这是他学习汉语的开端。18个月的培训结束后，韩礼德开始在军中服役，先后在英国本土和印度呆了一年半和一年。在印度的一年时间里，韩礼德有机会和很多中国人一起工作，整日使用汉语，因而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汉语学习有很多欠缺。1945年，韩礼德奉调回国，开始担任汉语教师，培训各类作战人员。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韩礼德时常被汉语语法和语义方面的问题所困扰；执教之后他更是意识到汉语中的很多语法现象，在当时都缺乏合理的描述和解释。这些经历让韩礼德对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也奠定了系统功能语言学针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方向。 1947年韩礼德离开军队时已经22岁，但是还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当时英国教育部资助退役人员到大学深造，韩礼德选择了伦敦大学。但是，他申请用这笔奖学金到中国去完成学业。韩礼德在伦敦大学的一位老师，通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关系，介绍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他到北京大学注册的同时，就被胡适派往北京大学英文系担任教学工作。由此，韩礼德在北京大学有了一个亦师亦生的身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韩礼德涉猎的科目非常广泛，从文学到古汉语，无所不包。在北京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韩礼德前往南京参加了英国文化学会代伦敦大学主办的海外考试，并于年月顺利获得了学士学位。 此时的韩礼德还没有继续深造的打算，也并不急于离开中国。他加人了一家新西兰人创办的公司，一位中国同事结伴前往西北，帮助当地的家庭式小企业获取资金，恢复生产。几个月后，在甘肃的一个小村庄里，韩礼德意外地收到一封来信，得知他又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可以继续修读研究生课程。信中还提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可以继续留在中国学习。1948年11月，韩礼德再次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主修历史语言学和汉藏语系研究。半年后，罗常培意识到韩礼德对方言研究更有兴趣，于是建议他南下广州，找当时执教于岭南大学的王力，继续学业。 时值解放战争，韩礼德前往广州的路程并不顺利，但还是在1949年8月抵达目的地。在岭南大学期间，韩礼德在王力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方言调查。王力和韩礼德师关系融洽，相互欣赏。王力认为，在分辨汉语声调方面，韩礼德在他的研究生中是最优秀的一个。韩礼德也一直认为，王力帮他奠定了语法研究的基础。 1950年，韩礼德返回英国继续修读博士学位。他原本打算进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文系，一边教汉语，一边完成自己的研究。但是当时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同情中国共产党的韩礼德自然倍受怀疑，并被拒之门外。韩礼德最终进入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剑桥大学中文系，但是导师的选择成了另一个问题。当时的剑桥大学中文系无人能指导韩礼德继续进行汉语方言方面的研究。最后的折中方案是韩礼德将《蒙古秘史》一书的汉译本作为原始语料，借此研究元代北方方言的特征，并与现代北京话的特征进行对比。 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韩礼德还承担着繁重的汉语教学任务，每周课时量达到12—14小时，差不多是规定数量的两倍。 韩礼德于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三年后他前往爱丁堡大学，开始专注于语言学研究。从那时起，韩礼德就再也没有从事过汉语教学工作，但是对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年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年会上，韩礼德都非常关注与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有关的课题，并且屡屡提出独到的见解。这显然与他早年的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按照韩礼德本人的说法，他足足做了12年的汉语教师，对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难免会有兴趣。 3 汉语教学和研究经历所产生的影响 韩礼德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经历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方面体现在韩礼德本人及其学生所做的汉语研究上。韩礼德本人有一系列的汉语研究成果，目前收录得最为全面的是《韩礼德文集》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已推出该卷的汉译版。韩礼德的汉语研究涉及汉语语音、语法和篇章结构的诸多问题，很多观点非常具有创见性。比如在《中国音韵理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Theory）（1981）一文中，韩礼德回顾分析了《尔雅》、《切韵》、《广韵》和《四声韵》等传统音韵学著作和《说文》中同汉字发音有关的部分，认为中国音韵学是一门关于音节的学问。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音韵学注重描述声母和韵母这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系统特征，其实是语言研究功能观的体现。韩礼德还依据现代注音法，从《切韵》的反切释音系统中构拟出32个声类和61个韵类。这个体系比高本汉和王力先生构拟的《广韵》体系更具概括性。 韩礼德的汉语研究虽有其创见性，但并未在相关领域中形成大的影响。这首先是因为汉语研究毕竟没有成为韩礼德的主要研究领域。1956年,韩礼德发表《现代汉语语法范畴》（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一文，之后20年他都没有触及汉语的课题。从1981年开始，韩礼德才开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汉语研究论文，包括《中国音韵理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Theory）(1981)、《北京话音节的系统表述》（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Peking Syllable Finals）（1992）等。 其次，韩礼德独特的研究思路，也是其研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语法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只要将韩礼德的语法研究和同时代的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的著作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明显的不同。后三位语言学大家的研究从小处着手，由字而词，进而到句，使用的例子精到贴切，特别能说明汉语的语法现象。韩礼德则着眼于大处，希望建立汉语语法范畴的整体框架。除此之外，韩礼德使用的术语也自成一统，与主流的汉语研究较难兼容互通，这当然也会限制其研究成果的传播。 韩礼德对汉语研究的兴趣自然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学生。世纪年代在悉尼大学留学的一批中国学者正是在韩礼德的指导下，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完成了一系列的汉语研究。这批学者回国后，大多成为各地语言学研究的骨干，也使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国内广为传播。可惜的是，这批学者的研究成果始终未能整理成书，大多散失各处。另外，这批杰出学者大多供职于国内各大学的英文系，因而没有开展更深人的汉语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韩礼德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经历在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更大，也更不为学界所察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大厦并非一日建成，在其理论创新的关键阶段都闪现着汉语研究的影子。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发韧于韩礼德1986年发表的名作《语法理论的范畴》（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之后逐步完善。但是这篇论文绝非无源之水，其中的很多内容在其1956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范畴》一文中，已经有过某种程度的思考。 可以说,韩礼德早期的汉语研究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4年，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次迎来了一次理论上的重大创新，那就是“语法隐喻”概念的提出。无独有偶,韩礼德在介绍这一全新概念时，再次借助汉语研究,在《英语和汉语中的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Chinese）一文中对新概念进行基本阐述。1999年，韩礼德在《通过意义构建：经验基于语言的认知方法》（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一书中解释语义和语法的复杂关系时，借助了中华文化中的阴阳鱼图形。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今日成熟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韩礼德早年的汉语研究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韩礼德早年投身汉语教学和汉语研究的经历，使其有别于大多数西方语言学家。他师从罗常培和王力，吸收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精华；同时又将西方语言学伦敦学派的理论完善升华，进而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可以说，他的成就与贡献是东西方语言学研究相结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韩礼德. 韩礼德文集8：汉语语言研究（汉译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Halliday M A K.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3] Halliday M A K.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 Word, 1961, 17（3） [4] Halliday M A K.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onological Theory//Asher R and Henderson E. Towards a History of Phonetics. Edinburgh UP, 1981. [5] Halliday M A K. Grammatical Metaphor in English and Chinese//Beverly Hong. New Papers in Chinese Language Use. Canberra: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ontemporary China Papers 18）, 1984. [6] Halliday M A K.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Peking Syllable Finals//Tench Paul. Studies in Systematic Pho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Prine, 1992. [7]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hristian M I 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ssell, 1999. 注：本文原载《国际汉语》第二辑，转载已获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授权。 编辑：叶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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