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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还是在涉及《汉书*艺文志》的讲稿中提到这篇文章，这是指导我读书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希望，喜欢读书的朋友们都能认真细读一番。这篇文章收录在钱穆先生《学龠》这本书里，书名应是取自《尚书》“启龠见书，乃并是吉”，或为入学之钥匙之意，非常好的一本书。 这篇文章主要是，总结了近百年来几位大学问家对于读书的意见，其中专门提到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认为其对读书的指导意义，“较之百年来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诸人的意见，全要高明得多。” 当然，前面这几位的意见是各有其意义的。钱穆此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一脉相承，而不断演变的读书的传统。读此文，可以帮助我们上承这种传统，认清读书的方向。 对我而言，这种方向，简言之，即学所谓士大夫的读书，而不学博士的读书。 这篇大文章是钱穆先生40岁写成，真大学问家！ 天才加勤奋加寿数，成就了这位大师。 谷园 2018.4.16 每一时代的学者，必有许多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循此推寻，不仅使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学术上的门径和方法，而且各时代学术的精神、路向和风气之不同，亦可藉此窥见。本篇为便初学，远的不说，专取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者，粗述百年来，而自陈澧始。 一 陈澧 (一) 陈澧，广东番禺人，生于清嘉庆十五年，距今已一百二十余年。当他十五岁时，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粤秀山建学海堂，是为长江下游清代考据经学传播到南方之重大开始。陈澧在他十七岁时，始应学海堂季课，而阮元已调云贵。然陈澧早年，因此受到很深的乾嘉考证学之影响与薰陶。他后来所著书，如《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声律通义》，《切韵考》等，都还遵守着乾嘉经学正统派的榘镬。然而时代的剧变，鸦片战争，洪杨起事，以及英法军侵入广东，种种惊心动魄，使他渐渐地转换他学术的路径。他说： 中年以前，为近时之学所锢蔽。全赖甲辰出都，(道光二十四年，《南京条约》后两年，陳澧年三十五。)途中与李碧舲爭辨，归而悔之，乃有此二十年学问。 又言： 少时只知近人之学。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北宋司马温公 、胡安定、唐韩文公、陆宣公、晋陶渊明、汉郑康成之学。再努力读书，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学欤。 这是陈氏自述因于时代转变而影响他走上学术转变之大概。屈指到今，恰恰九十多年。陈氏在当时，受了乾嘉汉学考据极深的洗礼，正当考据学全盛时，他能首先觉其锢蔽，要努力来创造一种学术的新途辙，陈氏实不愧是近百年来提倡新的读书运动之第一人。 （二） 陈氏既发见了汉学考据之锢蔽，遂渐渐转移方向，注意于宋学义理之探求，与学问大体之玩索。其最先完成的第一书，为《汉儒通义》。其书取名“通义”，即是主张从事学问该从大体上探索义理之表示。陈氏谓： 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专崇汉学，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 窃冀后之君子，袪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 陈氏要从“善言义理”这一点上来沟通汉、宋之门户，而以“有益于身”与“有用于世”二语，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当时考据学家之大病，正在持门户之见过深，过分排斥宋儒，读书专重训诂考据，而忽略了义理，因此其所学于身世乃两无关益。陈氏所言，可谓对症发药。故陈氏又谓： 经学无关于世道，则经学甚轻。谓有关于世道，则世道衰乱如此，讲经学者不得辞其责。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此世道所以衰乱。 又说： 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与不读书者等。此风气急宜挽回。 当时学者，正以能考据训诂，自负为最善读书者。而陈氏却直斥与不读书者等，又且加上他们一个造成世道衰乱的罪状。由今论之，我们实不能不佩服陈氏的大胆与深识。近人尚多认考据训诂为读书治学之不二法门者，其实若专从训诂考据之见地来读书，其间流弊煞是不少。最所易犯者，常为忽略了书中平正通达的部分，而专从难解难考处下手，因此读书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也可说，不注意大道理，而专在枝节上卖弄小聪明。他们训诂考据之所得，并不说是错了，只是于身无益，于世无用。 陈氏又说：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答胡季随书》）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 盖专以训诂考据的兴趣与见解来读书，则读书只为我作文地步。只求觅得书中一罅缝，提得出一个题目，写得出几条笔记或一篇文字，或甚至一本书，便谓学问能事已尽。却于所读那书之全体上，或大体上，懒于玩索。陈氏谓： 但能全观一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作经解耳。 当时经学正盛，而学者已懒看全经，其流弊可想。只为专以读书为我作文题目，则极其所成，亦不过为一追遂时趋之名士，却说不上真知学问。 陈氏谓： 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彼徒以讲经学为名士，则其所作经解，不过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经可取，而其心并不在圣贤之经，此不得谓之读经书之人也。 又说：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 其实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只要成为时趋，久而久之，未有不成为俗学的。乾嘉经学，正为其太时髦了，一辈人揣摩风气，追随时尚，便不期然而然的成了俗学。陈氏这一纠弹，是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 而且如陈氏意，像当时那般做经解，纵使做得极好，亦只是训诂考据，无关大义，亦只成得一个博士，不成为一个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却与做人办事一切世道仍无关。“士大夫”则须从读书中明义理，来做社会上一个有用人物。陈氏说： 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近人几无士大夫之学。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此所以近数十年学问颓废也。 陈氏又说： 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 陈氏此一分辨极关重要。若在学术界昧失了大义，则训诂考据亦将无所丽以自存。所以说“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也。 而且博士之学，正因为其不究大义，只从难解难考处留心，所以又渐渐养成了一种骄矜之心，其读书似乎只在寻求古人罅隙，有意和古人为难，却并不能把前人所著书平心静气从头细读。陈氏说： 王西庄云：“大凡人学问精实者必谦退，虚伪者必骄矜。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可恶（《十七史商榷》卷一百)此所谓博学以知服。” 陈氏论学，极提倡“博学以知服”的风气。所谓博学以知服者，即是自己学问愈博，愈知道佩服人家。他说： 读书者若平心静气，自首至尾读之，于其误者考而辨之，则虽言经误可也，况注疏乎？若随手抽阅，搜求一二以作文字，则言注疏之误亦僭也。 若真读注疏，自首至尾，于其疏而驳正之，虽寥寥数语，亦足珍。若不自首至尾读之，随意翻阅，随意驳难，虽其说胜于先儒，而失读书之法。此风气之坏，必须救。 当知著书之本在读书。坏了读书风气，便断难有著书成绩。当时读书讲经学的人，竟至不读全经，不读注疏，只是随手翻阅，随意驳难，貌若艰深，实已浅陋。所以陈氏说： 余尝言近人多言朴学，然近人之经学，华而非朴。 正因为当时研究经学的，实际上早已不能通体将经文及经疏细读，只一意在难解难考处搜求题目作文，求胜前人，为名士，学时髦。此等风气，不仅不能通义理，不求通义理，而且那番心理更是要不得。陈氏又说： 读注疏，既明其说，复读经文者，经学也。不复读经文者，非经学也。读注疏，自首至尾读之者，经学也。随意检阅者，非经学也。读之而即写一简题目，作一篇文字者，尤非经学也。学者之病，在懒而躁，不肯读一部书。此病能使天下乱。读经而详味之，此学要大振兴。 陈氏论学，先注重在工夫上。有了工夫，再能有表现。若把读书认做是作文的工具，这便表现为主，工夫为次。只要东西翻阅，搜求一二题目，来写文章，此种风气，定会养成学术界一种懒而且躁的心理。懒是不肯平心静气，精详阅读。躁是急于成名，好出锋头，掩盖前贤，凌驾古人。待到读书人全受此种风气之薰陶，由他们出来领导社会，主持时局，其势自然足使天下乱。陈氏的话，一些也不过分。 然而那些不肯从头到尾细心读书，而专做零碎搜求的人，他们还有一套为自已辩护的理论。他们常说：“不识字即不能读书”，这是训诂小学家的论调。陈氏说： 近人讲训诂者，辄云“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此言是也。然训诂者，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读经传之言，固多古今不异，不必训诂而明者，何不先于此而求其义理乎？ 又云： 试问今之说经者，非欲明其文义乎？明其文义之后，将再读之乎，抑置之不读乎？若置之不读，则明其文义何为？若明其文义将再读之，则文义已明者多矣，何以不读，而独觅其文义未明者读之乎？ 又云： 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解经而不读经，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之人读之无疑可也。”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 当时学者群言经学，而其弊至于不读经。此情真可浩叹。即如当时的汉学家们，对一部许氏《说文》，真不知废却他们几许辈的心力。然而许氏《说文》一书，到底还有不少解不通的字。而道、咸以下，自《说文》而钟鼎古籀，及今而又有殷契龟甲。若待识字再读书，岂不真是河清难俟？若论考据，则范围更广大，更是考不胜考。若果读书为学，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释，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如是则读书人永远在搜集材料，为人作工具的准备。永远是一些竹头木屑之收藏，永远无一间半架真建筑。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真读书人，社会上亦并不会受到读书人的真效用。清代乾嘉经学，极盛之后，正犯了这个毛病。而况他们还避免不掉一种懒而躁的心理，在不合理的读书风气下，还会制造出种种牵连而生的病态。陈澧可算是在这种空气里面首先有到觉悟的，在他四十九岁刻成《汉儒通义》，以后他便积极干他新理想的读书工作，直到他七十三岁卒年，前后二十余年，积成了他毕生伟大的巨作《东塾读书记》 (三) 现在就我们的时代，来平心持论，把《东塾读书记》与乾嘉经学专务训诂考据的许多著作对看，也确实是远胜了。即如刘台拱的《论语骈枝》，为当时学者所推尊，若以较之《东塾读书记》中《论语》之一卷，其间高下得失自显。一则专从难解难考处着想，一则改从大义大体上用心，即面目便自不同。然而陈澧在当时，他自身感受经学的影响，实亦太深了。《东塾读书记》中所论，究竟也还脱不了当时经学的范围；而在经学上看，究竟也还是考据训诂的气味重些。所以陈氏的《读书记》，虽则竭意要追步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而《日知录》内容，分经术、治道、博闻三类，《读书记》则只能自限于经术之一途。陈氏极爱读《通鉴》，晚年徧治诸史及《通典》，惜今《读书记》中关于史的几卷均未成。由我们今天来平心衡论陈氏学业上之成就，也仍只可算他是一个经学家，这是极显然的。 而且陈氏治经，先劝人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他说： 读注疏使学者心性静细。 然而在陈氏当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人人有不可终日之想，究竟已非细心静气来从头到尾读注疏的时代了。即使人人再能从头到尾读一部注疏，人人由此养到心性静细的地位，也不见得对社会有何真用处。因此，陈氏的读书主张，只算是看到了从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已所开的药方，却不见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愈。况且《读书记》又是一部太过谨严的书，温和有余，峻厉不足。一辈旧派经学者见了，亦还一般的赞成。至于上举陈氏种种言论，却多半在他的日记、随笔、未刻稿里。他的《读书记》，只是弦有余音，引而不发，不足以发聋震瞆。所以陈氏身后，还不见有一个面目一新的读书风气，而仍还是五十步与百步的一进一退，在乾嘉经学训诂考据的积习下讨生活。换辞言之，陈氏在学术思想史上还不够做成一个画界线的人物。 正因近百年来第一个有志开读书新风气的学者，他自己已不能有他很鲜明的旗帜，很淸楚的路线，来领导后生学者向一新方向进行，所以直到如今，陈氏所说当时学术界的种种病痛，也多还未能洗涤净尽。似乎现在一般的读书风气，也还脱不了极狭的门户之见，也还看重在小节目上的训诂考据之类，而看轻从学问大体上来求大义之融会与贯通。也还只像是多数走在博士之学的路上，以“为学术而学术”之语调为护符，而实际则学术未必有裨于身世。做学问的仍多只为寻题目作文而读书，以作文为名士招牌之余习，依然存在。也未见大家肯细心来读一部书，从头到尾心性静细来读，也还只是随手翻阅，随意驳难。距离“博学知服”的风气，似乎还尚远。学者的心地，不仅全要掩盖先贤，即在并世师友，亦多轻心凌驾。说到此层，则似乎更不如乾嘉当时。学者骄矜之气，似乎比前益甚。只听说“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究竟真识得真理者未必多，而尊师服善之心，则全为其重道爱真理之一句堂皇话头所牺牲了。读书多半是为了作文，作文最好是出奇的发见与创辟。书本似乎只是学者作文时所运用之材料，读书似乎只为是临文时作参考。有人从大体上作大义之融会与玩味，则反目为空洞或腐败。喜骛新知，懒钻旧义。极其所至，最多也只还是何休武库之矛戟，而非郑玄宗庙之礼器。(此亦陈澧语，见《读书记郑学卷》。)虽则其所考索的内容，与乾嘉经学已有不问，然就种种方面看，今天学术界的风气与路径，却还是乾嘉旧辙。大体上，陈澧所谓“懒与躁”的心病，似乎仍是深深埋在我们的身里。而世道衰乱，我们学术界也还不得不负相当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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