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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光启墓园 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天主教徒。由于他是当时入教的最高官员，并在南京教案中竭力护教，所以被天主教称为“三柱石”（其余为李之藻、杨廷筠）之一。对于上述事实，学术界一般是公认的，没有多少歧义。不过对徐光启信仰的真诚性问题，却有不同的理解。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徐光启“从事西教，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 当代中国学者认为：“徐光启加入天主教，为当时他想学习西洋的科学并翻译有关书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也有日本学者认为：“徐光启的根本思想包含了中华思想，所以不能完全说是天主教民。”言下之意徐光启并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仅仅借用天主教徒的身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另一些学者正相反，因为徐光启是教徒，就对他的学术地位，甚至他传播的西方科学技术是否先进也发生质疑。如有人指出：“徐光启自以为得天主之恩独厚，把灵魂和肉体都献给了侵略者的文化侵略事业”，因此他们把徐光启看成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西化论”的代表人物：“徐光启对西方文化的赞美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与20世纪的全盘西化论者十分相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徐光启是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高潮中最早的全盘西化论者。” 还有人认为：“不妨设想，当年所传入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的经院哲（神）学，而是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方法论；不是耶稣会的神学以及朱理安历法，而是伽利略的实验乃至牛顿的古典体系，那么中国方面有没有可能提前两个多世纪就接触并接受近代科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从而也正式步上近代化的行程呢？” 近代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对徐光启的信仰产生歧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康熙年间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及其后教皇的谕令以及中国政府的禁教。在当时的情况下，基督宗教信仰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对峙，似乎选择基督宗教信仰就必须放弃中国儒学中所包含的信仰和哲学。需要说明，徐光启信仰天主教，积极传播天主教，但是他绝对没有用基督宗教取代中华文化的意思。这当然与当时儒学在全国的强势地位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徐光启毕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者，他对儒学有深厚的感情。他信仰天主教，引进西方科学知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补儒”，使儒学变得更加丰富完整。在《辩学章疏》中他指出：利玛窦等“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辅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补充儒学，辅益王化才是徐光启的真实目的。而他认为，当时也只有基督宗教才能担当起这样这任务。 徐光启把天主教看成是各种有助于教化的外来宗教之一，他把利玛窦、熊三拔等西方传教士，看成与秦国的繇余、汉代的金日暺相似，都是内附的外国陪臣，而把基督宗教视同外国传来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他们对国家政治稳定有益，所以也就能够得到皇帝的优容。所以应当包容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允许他们发挥“补益王化”的作用。 徐光启使用实学的观念看待基督宗教，在他的头脑中，天主教与儒学的基本信仰是可以契合在一起的。“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天。闻中国圣贤贤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辩学章疏》）在徐光启看来，儒家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术，与基督宗教教义中原罪、忏悔、救赎、升天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修身以事上天。最终达到的结果都是“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为中国式的宗法家族社会服务。他说曾在传教士的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不益於人心世道者”（《辩学章疏》）皆不可得。徐光启一点也不隐蔽自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接受天主教的，他始终把儒学当作圣学，始终以儒者自居，曾明确表示“仆所持者尧舜周孔以来相传矩矱而已”。 并且表示他接受天主教是为了救国。 基督宗教对于中华文化的“补益”，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经世致用的方面。徐光启生活的时代适逢明代末期，官僚腐化，党争纷起，空谈之风盛行，饥荒与内乱时有，边疆危机日甚，严重窒息了社会的发展。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广大士人已经开始感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掀起了一股强烈地抨击宋明理学的实学思潮。徐光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实学思潮非常认同，他全面反思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走向空疏的弊病，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道教空无思想的影响，出现了逃避现实生活的倾向。然而在当时中国本土的思想库中，可以用来经国济民的思想资源已经不多了。古代儒家学说的主体是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但是在儒学之外，还有名、墨、道、法、医、工、农、兵诸家，因此古代科技也曾出现了举世闻名的成果。但是进入宋明之后，受到佛教出世主义、禁欲主义的影响，理学家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存理灭欲”的思想框架中，把“修身养性”当成了学问的唯一任务。不仅严重压抑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冲动，而且也造成了科技思想衰落。 而恰恰在这时候，耶稣会携带着西方科学进入了中国。当时天主教采用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哲学体系，通篇采用三段论的论证形式。徐光启深为这一新颖的人生哲理的阐述形式所震动。这是徐光启第一次接触到演绎推理，就深深被其强大的逻辑力量所吸引，特别是在他与利玛窦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之后。虽然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不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但却是西方近代科技的基础。不仅古希腊的数学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是先进，就是对于今天的科技来说也是基础的，绝对不能因传播者是基督宗教就否定“西学东渐”的价值。进而，徐光启对来华传教士也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感到这些西方客人正是他要找的，具有“实心、实行、实学”，远胜于那些空疏的理学家们。 在中国化的宗教观影响下，徐光启虽然清楚基督宗教很多基本原理与中国宗教观的差异和矛盾，但他总是在儒家“和而不同”“殊途同归”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尽量去调节、消解这些矛盾，而不是扩大差异，挑起争端。例如龙华民记载：徐光启“坦率地向我承认，他坚信上帝不可能就是我们的天主。古今文人均对天主一无所知” 。但在面对众多的中国教徒时他则说：“古今中国人都不知道天主是什么，既然神父们出于善意称天主为上帝，那么中士就不得反对。而且由于这个称号保留下来，他断定我们将归于天主的特性归于‘上帝’将是有益的。” 这样的做法，显然可以避开后来在中国天主教徒中发生的最高神称谓问题。再如徐光启皈依天主教，特别是与利玛窦、龙华民、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长期交往，深刻地了解天主教的教规和戒律。他在《造物主垂象略说》中指出：“天主降下十戒来使人遵守，使人不被这三仇引诱去。若人能受定十戒，无所干犯者，必定不被三仇引诱去，必定可升天堂免堕地狱。”（徐光启：《答乡人书》）十戒中第一条就是反对偶像崇拜，而西方传教士总是把中国人祭祀祖先看成是偶像崇拜。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是否孝敬父母包含“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的内容。如果一个中国人不按祖制安葬、祭祀祖先，就会遭到同宗的唾弃。徐光启作为一名受过儒学多年教育的士大夫，深知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的重要地位，因此当他已经皈依天主教的父亲去世后，“光启跟利子详细商议，决定丧仪一切从丰，免外人疑信教者轻薄先人，礼仪则遵守教会典规，兼采儒家古礼中不背教规者。” 在中国儒者的视野中，并不要求世界绝对同一，而是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儒家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共同发展的，并不存在哪一家是绝对真理。因此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可以说中华文化这些优秀的品质，是接受各种先进文化的土壤。儒家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周易·系辞下》）可以说徐光启的具体做法，就是在追求儒学与基督宗教的殊途同归。这才是一个中国化的基督徒应当具有的品质与胸怀，既虔诚的信仰上帝，又不背离中华文化，成为一座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正确阐述宗教的基本教义，从徐光启身上可以看到宗教中国化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家宗教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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