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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人文遇上计算技术，数字人文诞生了。  随着文化资料迁移到网络上，资料的生产、可用性、有效性及管理问题为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与绝大多数传统形式的学术相比，即便数字路径仍植根于传统的人文研究，其合作性和生产性的特征也是十分显著的。这不仅改变了人文工作的文化，也改变了构成人文语料库的资料和对象的提问方式。 从人文主义到人文学 基于文本的学科和研究（古典文学、文学、哲学和思想史）一开始就构成了人文学及创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伟大著作课程的核心（鉴于其对于历史文明的重要性有限，“伟大的舞蹈表演”或“伟大的建筑”从未成为文科课程的基础）。 换句话说，人文主义知识的现代概念是建立在创作、叙述和印刷媒介组成的文本模型之上的，而专著也逐渐取代评论报道和评论版，成为评判学术知识和成就的不容置疑的试金石。这些模型曾经且现在依然被用来提供修辞和分析方面的基本技能，对于培养专业的律师、牧师、军人和政治家而言，这些技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到了20世纪中期，现代研究型大学开始呈现出现今的状态，即细分的人文学院从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学院中脱离出来，亦从职业和专业学校中脱离出来。然而，数字工作挑战了这些“脱离”，它不仅大大推动了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对话，也推动了跨越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界限的对话。  但是，为了论证“为什么人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我们必须超越仅仅赞扬文化传统内在价值或既有成就的陈词滥调。尽管被职业教育论、成本削减或来自内部的互相倾轧所危及，但为了保持其独特的知识产生方式和知识模型，人文学必须坚持生存下去。我们拒绝认为人文学处于“危机”中，部分原因在于这种所谓的危机言论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而实际上人文学已经经历了许多次变异。 一直以来，对教育水平下降、学生和教师未真正怀抱人文主义理想及传统消亡等的哀叹，很可能本就是教育过程所固有的。 “数字人文”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将当前时代视为复兴人文主义学术的难得机遇，试图通过建立数字网络环境中知识产生的新方式，以彰显当代人文主义学术的贡献。 数字化的开端 在人文学应用网络和计算技术的第一波浪潮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先驱工作，以及牛津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建造的对日后档案项目有启发性的模型。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人文学继续将数字化视为一种扩展传统学术的工具，并向更多用户开放档案及数据库。这些工作通常集中在语料库建设、为文本编码创建标准、建立人文语料数据库等领域，而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研制的机读文件、文件格式和系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第一波数字人文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获得了迅猛发展，对人文数据与计算技术有效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发展、批判及传播。数据库工具为第一批数字人文项目提供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网络的出现加速了数字学术从加工处理到网络协作的转变。图形用户界面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期望。游戏、娱乐和身临其境的虚拟环境都迁移到了网上。 随着网络带宽的扩展，人们对图形质量的期望也日益增强。数字环境下人文研究的创新式多媒介表达，必须随着这些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成熟。新的工具和方法、新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也许可称为“实践中的理论”——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超越传统的、基于文本的模型，并逐渐适应多维的网络世界。面对大众媒体艺术、合作平台和娱乐的方法技术，学者们纠结着，思考着是应该忽略它们、利用它们还是抵制它们。迄今，这种挣扎仍然在继续。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项目开始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可视化、地理空间展示、模拟空间以及复杂系统的网络分析。以知识库大规模发展为例。但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路径的技术基础中融入人文主义方法和价值观。 挑战无处不在，与挑战并存的是再次彰显人文主义研究、思维及创造力的价值。 古代卷轴的设计史及中世纪后期页面的布局会如何重塑数字滚动或数字页面单元的表现力？数字计算环境可以被设计用来捕获流散人群之间跨文化对话的流动性吗？ 成功的互动媒介经验有哪些可以被用于教学领域或用于研究性及历史知识的大众传播？音频记录的重要版本可以呈现什么样的媒介形式和参与形态？ 我们将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随之而来的问题视为人文学更新的先兆，预示着一个光辉的时代即将到来——人文主义者参与发明、设计和使用新工具；开拓在前数字环境中不可想象的、新的研究方式；通过拥有巨大潜能的数字平台，寻找创新的、多元化模式的途径来解决传统问题（关于著述、影响力和传播模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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