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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我是最不幽默的一个人 第B12版:海右副刊 20180420期 济南时报

 zcm1944 2018-04-20

刘震云:我是最不幽默的一个人



  

□本报记者 江丹
  4月13日,作家刘震云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刘震云在答辞中说,他是中国人里最不幽默的一个人,生活最幽默,吃瓜群众最幽默,他无非坐在了幽默的身边。
越魔幻越真实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里的牛小丽,《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杨百顺、牛爱国,《温故1942》里的300万灾民,《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刘震云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小人物,他写他们细碎的生活,写他们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写他们如何生活在一种荒谬的逻辑里。文学研究者将刘震云的这种表达称之为魔幻,而现实魔幻主义正在成为刘震云的标签。
  对于魔幻,刘震云有自己的理解。在刘震云看来,蒲松龄就将魔幻运用得非常好,将魔幻和现实对照着写。“一个人谈恋爱,他跟一棵树谈恋爱,跟一只狐狸谈恋爱,跟一张画皮谈恋爱,魔幻最后说的还是现实中的爱情,爱情应该在什么地方来置放。”刘震云说。
  虽然读者和文学研究者会说,刘震云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太魔幻、太荒诞,甚至有些太虚无,但刘震云说,他写的是现实,是目之所及的身边的人和事。
  “有时候越是魔幻的东西越是特别的真实。”刘震云说。在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中,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4个人,就是因为一种荒谬而发生了交集。在刘震云看来,我们觉得它荒谬,但它不是荒谬,更荒谬的是,我们都按照这种荒谬来生活。
  “现实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但是现实并不能成为文学。”刘震云说。在他看来,现实中的细节仅仅是文学的一个参照,真正考量的是作者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如何去讲故事,又想借着故事去表达什么,而看似荒谬的荒谬成为一种日常生活逻辑便是他的表达之一。
  在刘震云看来,纠正一件事困难,纠正一句话更困难,大家明明知道这个话是不对的,但所有人还是按照这个话来做,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谬,而这也是他写《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的最主要的动因。
  “我也不是故意将现实魔幻,而是我作品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么真实和魔幻的世界里,当这些无足轻重的人,他们的心事无处诉说的时候,我无非作为一个作者坐到他们的身边,”刘震云说,“大家都说我的作品幽默。我是中国人里最不幽默的一个人,无非我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幽默的生活中。生活最幽默,吃瓜群众最幽默,我无非也坐在了幽默的身边。”爱车厢中方便面的芳香
  刘震云说,有时候他会做15岁时候的梦,特别恐怖:他在当兵,茫茫戈壁,突然指导员就推开门说,小刘你考上北大那个事不算了。
  实际上,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刘震云以河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命运的改变。在后来的一些采访和公开场合中,刘震云常常会感慨时代对人的命运的影响,惋惜那些不得不被束缚的人生,这或许也是他关注小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4月13日,在法国大使馆举办的刘震云文学之夜上,被问到最大的不幸是什么时,刘震云回答,他村里那些表哥,都比他聪明,可是该他们考大学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考。在更早之前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刘震云也曾提到过,他有一个表哥,外号“牛顿”,特别懂建筑,一样出去打工,他就会带点那种设计感的技术,能盖出独一无二的房子,要是上了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他就可能是贝聿铭那样的人。
  小人物认为的“重要”,往往会被忽略,但是刘震云要替他们用文学的方式说出来。比如,“我不是潘金莲”的辩解对普通的村妇李雪莲来说就很重要,但是在她的周围无人愿意倾听。“首先我坐在了李雪莲的身边,现在《我不是潘金莲》有20多种文字,那就证明了,有20多个民族的那些读过《我不是潘金莲》的人,也觉着李雪莲的话是重要的,他们也坐在了李雪莲的身边。”刘震云说。
  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财富程度,与这个人本身值不值钱,是两回事。刘震云说,坐高铁时,他特别喜欢二等座。很多人觉得二等座太嘈杂,有人把手机声音外放很大,还有孩子跑来跑去,但他觉得这很温暖。
  “每个人都在关心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是这个民族特别大的进步。他没看别人,看自己喜欢的,不行吗?”刘震云说。
  前不久,在高铁上到底该不该吃方便面的问题引发舆论争议。刘震云说,他也特别爱吃方便面,满车厢方便面的芳香。“白宫不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刘震云幽默地说。他就生存在他想生存的、能生存得特别有价值和特别有尊严的地方。
坐在无足轻重的人身边
  近些年来,刘震云的作品陆续在海外出版,他也随着他笔下300万河南灾民、牛爱国、杨百顺、李雪莲等到达了不同的语言世界,到达了其他民族的语境,而且有更多的人因为文学而坐到了那些无足轻重的人的身边。
  《温故1942》在法国出版的时候,刘震云去巴黎参加交流活动,遇到一位读者,对方读懂了书里那些灾民在面对日本人发放粮食时的那种复杂心理。这位读者说,《温故1942》中,灾民如果吃了日本人的粮食,就得去杀自己的同胞,这粮食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这就像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一位法国的妇女乘坐公交车,法国的男人不给她让座,而德军的士兵站起来了,给她敬了个礼,说请坐,这座位到底该坐还是不该坐?
  《我不是潘金莲》出版荷兰语版本,刘震云在阿姆斯特丹遇到了另一位特别懂他的读者。这位女性读者告诉他,之前她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兵马俑,读了《我不是潘金莲》之后,才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那么痛彻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她很想改变她的生活环境。她说,书里的一处情节让她哭了,就是当李雪莲的话对世界上所有人来说都不值得相信,甚至被当做笑话看时。李雪莲开始对一头牛说,问家里喂的那头牛相不相信她不是一个坏女人,这个状到底告还是不告,她只有说给牛听。其实她身边也有第二头牛在听,他叫刘震云。
  “当这些在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他们的心事和肺腑之言无处诉说的时候,这个作者的作用就显现了。我是一头牛,我明白了。”刘震云说。
  在刘震云看来,作为一个作者,他得到的最大奖赏是能认识那么多知心的朋友。有时候他在街上走,突然有不认识的人走到他眼前说,刘老师,我喜欢你的作品。说完接着就走了,留下刘震云愣在那里。“我们之间不认识,但是我们又非常认识,通过我的作品,比如小林,比如李雪莲、杨百顺、牛爱国,中间有那么多共同的朋友。”刘震云说。 孙婷婷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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