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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中，独独去掉了原推荐《开明文言读本导言》的那段话，吟诵就此离开了语文教材。 但是，新版语文教材也没有指明其他的古诗文教学方法，从此，古诗文的教学法也变得晦暗不明起来，为后来古诗文教学成为语文课的老大难问题埋下了隐患。 吟诵方法在新中国的语文书里只存在了三年。 1955年，小学、初中都出现了古诗文。1958年，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年后又合并为语文。但是，吟诵的方法再也没有出现在语文教材和教学参考书里。 这应该与当时全国的学苏潮流有关，语文书也表现出很强的苏联模式。 然而，这些都不是叶圣陶先生的本意。 在第一版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里，除了推荐《开明文言读本导言》之外，还这样写道： 第二，从第三册起选了若干篇文言。选文言的主要目的，在使学生明确地了解文言跟现代口语的同异，养成阅读文言参考书的初步能力。文言只是给学生阅读，绝对不是教学生模仿着来写作，那是不必详细说明的。[1] 落款是“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 1950年7月”。 而到了1952年2月所写的，落款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写的“出版者的话”时，高中语文课本前言中关于推荐《开明文言读本导言》的这段话去掉了，有关文言课本的内容也只有一句话： 并且从第一册起兼选文言文，用以培养学生的文言的初步能力。[2] 从一段话到一句话，从“选”到“兼选”的用词，明显能够看出文言地位正在边缘化。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当时的形势所致，并非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叶圣陶的本意。 这篇新的“前言”并非是叶圣陶本人亲自撰写，他的日记中记录道： 1952年2月廿二日（星期五） 下午覆来信数通。看语文组所拟高中课本之例言，写意见若干点归之。[3] 虽然这篇“出版者的话”并非叶圣陶所写，那他所提的意见中，为什么没有坚持推荐吕叔湘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呢？这需要了解他这一年的工作和想法变化。 当时编写高中课本的人已经不是北大教师周祖谟、游国恩、杨晦、赵西陆、刘禹昌、魏建功等六人，而换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内的张中行、蔡超尘、李光家、姚韵漪四人，叶圣陶的参与度也大大降低。 1951年，百废俱兴，叶圣陶要忙着标点符号的改动、语文讲习、各学科课本的阅读删改、与苏联方面商定互译图书的事情、各种国家重大会议等等，总是处在忙碌疲惫的状态，对于语文课本虽然重视，但是不满意的地方太多，却又无力改变。不光是高中语文课本，初中和小学的课本，他也不甚满意。但是在课本方面，翻译苏联的自然课本，植物课本，心理课本等等，水平不精，问题更大，他自然无力在语文课本上投入更多精力。 高中语文课本需要重编，他知道这项工作不易，在日记中记录道： 1951年1月三日（星期三） 又看语文教材数篇。选材不易得，往往选翻译文字。以本国语文教本而多用翻译文字，其讽刺性之强可见。余恒欲避免此途，苦于不能。[4] 1951年月6月十一日（星期一） 看张中行、蔡超尘二君汰存之高中语文教本材料，毕。此教本已出齐，而用者谓殊未尽善，因此须重编，汰去若干，另行新选若干。汰去尚容易，新选而得当，大非易易也。[5] 叶圣陶认为在本国语文课本中却多用翻译来的外国文章，十分讽刺，却对这种状况无力改变。将不好的课本删去很容易，可是要重新挑选更好的，对这些工作者来说，难度太大。而且，叶圣陶以前编写国语、国文教材，合作的都是夏丏尊、朱自清、吕叔湘等国学大家，自然要求眼光也颇高： 1951年6月二十日（星期三） 看蔡张二君所选高中语文教材十馀篇，大多数余皆以为不可用。诸君于选择教材皆未有把握，余自谓心知其故，然亦未能为诸君畅言之。[6] 1951年7月六日（星期五） 下午看张蔡二君所选语文教材二十馀篇，大多不中意，余以为可者三五篇耳。[7] 1951年7月七日（星期六） 上午参加语文组组会，于中学教材，共叹选择为难，顾无解决之方。[8] 以上可见，高中语文教材课文的挑选，进展颇为不畅。到了9月份，李光家和姚韵漪调入人教社工作，加入重编高中语文课本的工作，可是依然不能让叶圣陶满意。他极为乐意将自己所知倾囊相授，可惜社内同人的水平有限，无法举一反三，双方的沟通也存在问题。这不仅仅是高中语文课本中存在的问题，在小学、初中的语文课本里，语文课程标准里，都与类似的情况出现。 1951年10月三日（星期三） 此外则重编高中语文本，修订初中语文本。二者之中，重编高中语文本较难。选材既非易，作注提问亦颇生涩，任其事者，今有蔡超尘、张中行、李光家、姚韵漪四人。四人之想法未趋一致，下手亦精粗不齐。余拙于指说，偶有所见，亦未能倾筐出之。欲求推动而入于轨道，良非易事也。[9] 1951年11月十九日（星期一） 上午看语文组所选教材，将以修订已出之教本者。诸君多取材于杂志，而杂志文字往往报道一时一地之事，事过境迁，即感乏味。语文教本并非报章文章之汇辑，此意向不为同人所通晓也。[10] 1951年12月十七日（星期一） 改语文课程标准说明数页，原文甚差，改之乃无劲儿。[11] 1951年12月廿九日（星期六） 上午看高中语文注释稿。于其文言部分颇不满意，同人尚未了解文言应如何指点，方能使学生通晓。虽略为指出，恐亦未易生效也。[12] 1952年1月二日（星期三） 四点，语文组初中小组诸君来谈，商课文后之提示如何撰写。余略言所见，而诸君未必遽解。余言之未能畅达，而诸君之理解相距较远，亦为要因。[13] 1952年2月十五日（星期五） 为语文组同人拟初中语文本中关于语文知识之提示稿数条，希望同人隅反。[14] 1952年2月二十日（星期三） 下午，看语文组重改之教材数篇。诸人笔下皆平平，所写所改之文以充范文，实未能满意。余亦无法一一加以润色，使各篇咸成精彩，审读一过，略为改动，只能以不惬意之心情送还之而已。[15] 叶圣陶虽然对教材的课文不甚满意，却没有时间精力一一改至满意，全国的学校都在等着他们的教材，没有时间给他精益求精，让叶圣陶只能“以不惬意之心送还”罢了。 新中国成立后，要大力发展教育，但是却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语文教师，学生的语文程度也十分低落： 1951年1月廿七日（星期六） 陈哲文来，介绍工作人员与我社。并谈及语文教师能力差，新分子无自培养，中学生语文程度低落，大是隐忧。[16]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更赞同减少文言的学习，日记中记录着： 1951年3月廿九日（星期四） 上午到教部，九时续开小组会议……对于文言，绝无主张不必学者。但有人谓分量不宜多，原草稿高中三学年，文言教材之篇数占三分之一，嫌其太多。[17] 1951年10月八日（星期一） 上午与语文组编中学书之诸君会谈。商定高中授文言以一年级始。期其教学有效，每周授文言一节。李光家、姚韵漪皆方离教师岗位者，据云一般中学生皆惮学文言。余谓既规定高中需学文言，即不宜迁就学生，应说服学生使认真学习。此外谈选材之分量，则谓我社旧本分量较多，每学期未能授毕，今后宜减少。又谈语法修辞如何教授，如何编排教材。余谓拟与叔湘一商之，约同人明日共访清华。[18] 李光家在此前有二十年的执教经验，姚韵漪也是刚离开教师岗位，他们在教学第一线，更能了解课本的教学情况。叶圣陶坚决反对减少文言的数目，应督促学生要认真学习文言，并将文言的教学从第三册提前至第一册，每周一节课，提高教学质量，足见他对文言的重视。 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 [1] 周祖谟,游国恩,杨晦,赵西陆,刘禹昌,魏建功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编辑大意. [2]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高级中学语文课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出版者的话. [3]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94. [4]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58. [5]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03. [6]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05. [7]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10. [8]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10. [9]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36. [10]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54. [11]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62. [12]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67. [13]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69. [14]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90. [15]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93. [16]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65. [17]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80. [18]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 第2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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