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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心理咨询行业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费尽心力创办起来的心理咨询中心门可罗雀，包括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那时候咨询师不多，当事人竟然比心理咨询师更少。这种现象和以下的研究很相符： 一个现象：心理困扰\障碍者非常普遍，但是求助者却很少。 Andrews等对10600多人的一个调查：虽然有超过1/5的人达到某种心理障碍的标准，但是62%的人表示不会寻求专业帮助。 费立鹏对中国自杀者的调查：63%的自杀者有心理卫生问题，但是这些人中只有7%的人寻求过精神卫生专业帮助。 2016年某机构（简单心理）对心理困扰寻求专业帮助意愿调查，1291份样本中21.5%的人表示任由心理困扰发展，19.6%的人认为不需要专业心理服务，6%的人表示坚决不会使用心理咨询。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用一系列简单易懂的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 2003年王铭和江光荣最早开展关于求助的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求助还是很有理性的，比如情感上的问题，尤其是恋爱方面，首选密友的帮助，学业问题首选同学和老师，心理咨询师在求助的名单中排最后，但有一类问题他们会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那就是失眠、情绪上的比较大的问题。 尽管这个研究只是一个本科论文，却是一个启发性的研究。影响大学生接受心理咨询帮助的原因：两大类因素（1）面子，也就是羞耻心；（2）咨询师能不能帮到我？我能不能得到好的帮助？ 国外对比亚洲人和西方人求助行为的研究发现亚洲人对专业求助更保守，主要由于文化因素：儒家文化是一个耻感文化，东亚人容易把看心理医生当成一个让人丢脸的事，细细想想很有道理，这也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但是2004年发表的一个研究美国华裔的心理求助的情况，结果与主流的认识是冲突的，影响美国华裔心理求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 （1）语言，第二语言不足以讲出自己的心事； （2）便利性，是否方便去到心理咨询中心； （3）不被理解，西方咨询师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事人的问题，在这个研究中，传统的面子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985年华中师范大学便建立了心理健康中心，华师的学生几乎可以说浸泡在心理学的环境中，所以面子问题也不是阻碍他们求助的最主要问题，那这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为什么人不去看心理医生？ 我们在研究中意识到一个问题。人，遇到问题不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比如前文所讲的大学生的求助。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一个人从心理问题的发生、出现、表现、应对以及去求助是一个纵向发展过程，我们要从这个发展过程去看人的求助行为，从这个角度夏勉和江光荣提出了一个模型，就是三阶段模型，即：“心理求助决策—阶段模型”。 首先给心理求助下一个操作性定义：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者以解决问题或解除痛苦为目的向个人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关于这个定义有三点需要说明： （1）“求助者”是指客观上存在心理困扰的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存在心理困扰但是并不自知，这种不自知可能是他们未寻求心理求助的重要原因，唤醒这一部分人是心理卫生的工作之一。 （2）求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或者心理痛苦。生活中大量的求助是非心理的求助，我们研究的行为是以解决心理问题或心理痛苦为目的的求助行为。 （3）求助对象是个人之外的力量。个人之外的力量分为专业和非专业，人们因心理问题而求助，不一定限于专业人员，更多的求助行为发生于亲人、友伴、恋人、师生……之间，这种非专业求助也是非常重要的求助渠道，也应该被纳入求助范围。 模型的详细描述： 理性人假设：阶段－决策模型将心理求助视为一个内部决策过程，这个过程由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反应构成，完整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这是很重要的阶段，简单地说有人客观上有心理困扰，但是他不认为那是自己的问题，那是别人的问题，把痛苦归因到别人和环境，比如反社会人格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有三种外部线索可以促使他认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1.个人情绪上出现问题；2.发生人际冲突；3.周围人的善意提醒，这些都是促使他认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的外部线索，但更多的人是发展了一套防御方式：你说我有问题，那是因为你跟我过不去。 有两个因素决定是否会转到第二个阶段：（1）心理上的痛苦；（2）工作、学习、生活上的效率迅速下降，出现了很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会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意识到了自己可能有心理问题。个体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一几乎每个人在意识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助，自己想办法调节。 有三个变量会影响自助评估的结论。分别是：个体希望缓解的目标、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对个人具有的应对资源的判断。 个体希望缓解的目标即这个人希望通过个自助达到的目标，例如让自己高兴一些，改善人际关系等，这些目标都非常私人化。个体会根据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来判断自我应对是否可行。 问题严重性的判断即个体对自己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的知觉和评估。痛苦度和后果的严重性是重要的判断依据。 个人应对资源的判断，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解决或应付所遇困难的能力和经验的判断，个体处理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是一个关键变量。 应对资源判断纯粹是个人化的，它们跟个体的应对经验和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 自助性评估的结论可能包括： （1）我是不是可以独立靠自己来对付？ （2）如果我不能自己处理，这问题可不可以放在那里不管（后果严重吗）？ 只有当两个问题答案都为否时，即个体感觉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并且如果放任不管会产生严重额后果时，当事人才可能想到求助于外在力量，这时进入第三阶段评估。 他助评估是指在个体已经决定求助于个人之外的力量之后，决定向哪一种外在力量求助的决策过程。这些外在力量可以是家人、朋友等，也可以是心理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员。 个体可能会依据以下一些评判标准和“参数”进行他助对象进行评估： （1）便利性：帮助资源与个体的时空接近程度，比如距离； （2）经济性：选择某个帮助资源要付出的“成本”：时间、金钱、社会形象、亲友情感负担、个人自尊等，所以心理求助的成本远不只是是金钱的成本； （3）有效性：对所求助的对象或途径的帮助效能估计。这个是寻求第三方帮助的最主要的东西，这对我们很有启发； （4）“受助者自我效能感”：“我”对是否能做一个“好”的受助者的能力的知觉。我能做一个好的当事人吗？只有当事人认为自己能够很有能力的表达自己的问题，配合改变，忍受改变的痛苦，才会去选择帮助，这个因素排位很靠前。 （5）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知觉； （6）问题行为的社会容认度； （7）求助行为的社会容认度； （8）以前的求助经验：可分为效果和情感方面的经验，情感经验是指此前的求助给当事人留下的情感印象是积极还消极的。 因此，在求助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出口”，一些选择。只有前面所有出口都被“堵住”的情况下，个体才会向专业机构和人员求助，当然这也是一个一般模型，并不排除例外。我们专业人员能做什么呢？这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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