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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学科里面，最有魅力的课题可能就是“工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了。 首先，这个课题太重要了。 就在两百多年前，从英国开始，怎么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形态，然后带动社会形态的变革，然后一步步地扩展到全球，让整个人类都进入了现代社会？今天我们身处在现代社会，对身边的一切见怪不怪。但是回到两百多年前，这个变化太魔幻了。 这个课题有魅力的原因，还在于它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有人说因为英国的技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也有人说是因为思想，亚当·斯密提出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还有人归功于天时地利，说英国有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还有政治制度，等等。 但是这些答案似乎还没到究竟。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如果英国是因为这些条件爆发了工业革命，那我们可以推论，今天如果一个国家凑齐了这些条件，是不是也能爆发工业化和现代化呢？比如，日本没有什么煤炭资源，照样现代化。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很多至今也没有完成现代化。 所以，就像经济学家克拉克说的，“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已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终其一生，但都无果而终”。 有一本书名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的书，作者是清华大学的文一教授。这本书的核心，就是分析工业革命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里面很多观点，非常新颖。 今天我们先说其中的一个问题。 文一教授也是在回答为什么英国能够率先引爆工业革命。他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他挑选了一个对比的样本国家，荷兰。 在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和荷兰一共打了四场仗，前三场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荷兰二比一，暂时领先。直到第四场，工业革命之后，一局定胜负，荷兰输了。 跟英国比起来，荷兰最大的特点，就是起得早。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条件，荷兰17世纪就已经大体具备了。 如果说工业革命需要武力，打开海外市场，17世纪的荷兰就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舰队，当时欧洲一共两万艘船，其中一万五千艘是荷兰的，荷兰也因此得了个绰号“海上马车夫”。而且从欧洲、亚洲，到非洲的主要通商港口和贸易聚集区，几乎全在荷兰的控制下。 如果比技术，荷兰几乎是全世界的技术中心。比如俄国的彼得大帝，要去学西方，就来到荷兰学习造船术。意大利的威尼斯，作为世界毛纺织业的发源地，也得从荷兰引进设备。日本人想升级海上力量，就得跟荷兰学航海术，而且他们当时还给西方的科技文化起了一个名字，叫“兰学”，也就荷兰人的学问。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离不开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经济思想，可是你知道，荷兰人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思想，但是他当时自由经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他的国民总收入，比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个地方加起来还要高30%。要知道，荷兰的国土还不到这三个地方的六分之一。而且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也出现在荷兰。 总之，17世纪的荷兰，经济、技术、军事都是世界一流，当时的荷兰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 但是，这个世界中心，怎么就偏偏没能开启工业革命，后来还被英国给反超了呢？ 这个问题，文一教授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他认为，荷兰选错了支柱产业。 荷兰的支柱产业是渔业，海洋捕捞。而英国发起工业革命的，是纺织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就是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而且放眼这200年的现代化过程，19世纪的法国、德国和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20世纪中期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包括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无一例外，全是在棉纺织业引爆的工业化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棉纺织业就能开启工业革命，荷兰当时的渔业就不行呢？一个支柱产业的选择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 按照文一教授的思路，重点不是支柱产业本身，而是这个产业和周边社会元素的关系。 我们来看两点，第一，规模。 棉纺织业的市场几乎无限大，不管是做衣服、床品、日用还是别的什么，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件衣服。而且棉纺业的原料，也就是棉花，生命力很强，耐碱耐旱，即使是其它作物都长不成的盐碱地，棉花仍然有收成。 一方面是无穷多的原料，一边是无限大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只要工人够多，设备够用，这门生意我就可以一直做。这就等于在原料、生产、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彼此促进的正循环，导致棉纺织业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没有上限。 再看看渔业，它依托的是海里的资源，但近海的资源毕竟有限。假如去远海，成本又大幅提升，不划算。况且捕鱼又是靠天吃饭，万一遇上风浪就完蛋了。而且当时没有冰箱，鱼打上来，只能在就近的市场消化，不可能像棉纺织品那样，远销到海外。 所以从规模上看，棉纺织业的赛道无限长，可以一直加速，但是渔业不行，它早晚会到达一个极限。 我们再看第二点，比比两个行业的协作界面和分工的细密程度。 棉纺织业的产业协作链条非常长，就拿英国的棉纺织业来说，原料在印度，加工在本土，市场又遍布世界，中间的环节非常多，这就意味着，它迫切需要商业、技术、手工等等各种各样的人。 环节多、分工细，创新的机会也就多。比如加工需要设备，所以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工业化需要动力，这又刺激了蒸汽机的改良，然后蒸汽机又应用到冶金、采矿、运输等等各个领域，促成了其它行业的工业化。 纺织业的革新，波及到各行各业，把越来越多的人，不管在全世界哪个角落，卷入到这场大规模的分工当中。 但是渔业就不行，因为海里的资源有限，参与的人越多，人均收入反而越小，它也就没法发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协作。 明白了上面两点区别，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要发生在棉纺织业而不是渔业了。以及，为什么文一教授说，荷兰选错了自己的支柱企业了。 今天讲的这个原理，不仅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也对我们今天的创新活动有很大启发。 创新，不仅要着眼于做一件创新的事，而且要着眼于为下一步还看不见的创新积累资源和条件。 一家公司的成长，不能拿什么销售额、公司估值来衡量，这些指标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干得怎么样。那怎么衡量公司的成长呢？应该拿我们打造的合作网络，以及这个网络的分工程度来衡量。 如果一家公司真的成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公司，那一定是因为这个时代最优质的人才，上下游的供应商，最好的用户，都跟我们形成了密切的网络关系。有了这个网络，才会在这个基础上接连发生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预料的奇妙的事情，下一步的创新才能展开。 这本书，核心就是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率先引爆了工业革命？第二，为什么其他国家效仿英国，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而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非常顺利？ 文一教授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要有一个良好的产业起点。比如像棉纺织业，就可以编织一个不断扩展，不断细化分工的合作网络。这是工业革命爆发的基础，200年前的英国是这样，这几十年的中国也是这样。 这是外部条件。那一个国家的内部，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在工业革命成功发生之前，这些国家都做过什么类似的事情呢？ 根据文一教授的研究，这件事就是——完成了内部的组织化，也就是通过建立工厂，把民间劳动力组织起来，让原来自给自足分散劳作的农民，变成集体协作的工人。 请注意，这些乡镇企业，不是后来才有的那种大机器生产的工厂，而是小作坊式的工厂。就像中国古代景德镇的瓷器工厂那样的地方。所以，文一教授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原始工业化”。这和后来的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但它也是把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先看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经历了300年的乡村工业繁荣。在英国政府的扶持下，全国各地建立了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工厂，生产着各种各样远销海外的商品。 日本也一样，现在我们谈日本的现代化，往往归功于明治维新，好像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社会和其他地方的古代社会一样。 但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农村的商业化和乡镇企业就已经繁荣了将近300年，明治维新为日本打开了国际市场，让农村商业的潜力进一步释放，这才引爆了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但是，没有这300年的积累，明治维新的作用是发挥不出来的。 当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世界上最快完成原始工业化，引爆工业革命的国家，那就是咱们中国。 英国工业革命用了上百年，但中国目前为止只用了40年。而且，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英国崛起的100倍，美国崛起的20倍。 过去，我们把中国这40年飞速工业化归功于改革开放，这没错，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就能成功，而其他第三世界人口大国即使同样搞改革开放，也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就？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历史的自然回归，因为咱们有深厚的文明积淀，我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强盛大国，再次崛起只是时间问题。显然，这个说法也不牢靠，印度、埃及、希腊和土耳其，也有深厚的文明积淀，它们的工业化过程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原因之一，还是前面说的，咱们在工业化之初，就打下了扎实的原始工业化根基。 1978到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短十年间，中国政府大规模组建和扶植乡镇企业，复制了英国用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原始工业化道路。 这个道理，北大的潘维教授也曾经讲过。自由市场经济，看起来是人对人的自由交易，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市场对接的。 必须要有中间性的组织，来帮助分散的农民完成这个对接工作。中国搞市场经济之初，很多原来的农村公社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原来叫农村公社，现在叫乡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华西村。 再往前看，此前的农村公社虽然违背经济规律，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得承认，在农村社会的组织化方面，农村公社其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个基础，在计划经济下，是灾难的源泉，一旦转型到市场经济，它反而变成了宝贵的资源。 要知道，当初很多人是看不上这种原始工业化的。毕竟，这种工厂非常初级，产品也很粗糙，跟现代化的大工业完全搭不上边。就像当年英国乡村工业繁荣的时候，拿破仑也瞧不起，还给英国起了个不体面的绰号，叫“小店主之国”。 其实，他们都小看了原始工业化的作用了，它可不仅仅是在建厂子、生产产品而已。 首先，原始工业化带来了一个最根本的保障，也就是让一个国家，永远地摆脱了粮食安全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乡镇企业出现之前，人们基本就干一件事，种地。那么，就算是收成再好，你拥有的也只有粮食，因为没有制造业，没有消费品，有钱你也没处花。 这时，能激起人们兴趣的就剩一件事，生孩子。所以一旦收成好，就意味着人口增加。但是，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的，而粮食产出的增加是线性的，甚至是有天花板的，所以久而久之，粮食安全问题就出现了。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成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乡镇企业大规模出现之后，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就被组织起来了，而且制造业跟着发展起来，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比如衣服、首饰、家具、化妆品等等，以前只能通过生育来获得的满足感，很容易就被转移了。 而且工作量越大收入越高，越能享受到这些，工人们就更加干劲十足。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粮食安全问题也就解决了。 比如1988年的时候，中国的乡镇企业就已经创造了将近1亿个就业岗位，农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2倍。而且因为消费品的爆炸性增长，中国在80年代中期基本就告别了短缺经济和粮食安全问题。 所以，发展经济从农村开始，农村包围城市，其实是给发展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当然，原始工业化的作用，还不止于此。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把广大的农民阶层卷入了分工协作，实现了基层力量的组织化。 要知道，组织化和非组织化，那可是完全不同层级的两种力量。 组织化的人口，是工业化的财富，等于是为工业革命训练了一只产业大军，别看他们的工厂很初级，产品很粗糙，但是重要的是，组织化本身完成了，一旦突破了资金技术和市场的瓶颈，瞬间就会整合成一个庞大的机器，运转非常流畅。 过去四十年，我们中国人是眼睁睁看着这个过程完成的。 而非组织化的人口就截然相反，因为他们是一个个分散的原子，处在自给自足的生态里，根本没法投入分工协作，在工业化时代，这样的人口反而会成为负担。 就比如印度，泱泱大国，人口不亚于中国，而且也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全国90%的人，都没有加入现代分工体系。换句话说，这些人口资源是沉睡的，还没有被工业化唤醒。 过去我们谈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往往是从经济、文化、制度、技术各个层面着手，但是实际上，这些反而是可以学习，可以引进，可以快速见效的因素，而人的组织化，则是一个艰难得多的过程。 需要漫长的过程，和独特的历史机缘。 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民国时期，完成了中国上层精英的组织化，49年建国后完成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的组织化。 这两个过程都不可或缺，它们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这40年的经济崛起，不能只看到这40年，其实要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原因。 这本书有一个特点，他的很多结论很新奇，但它并不是故作新奇之论，所谓颠覆固有认知。而是在已有的常识基础上，往前进一步，多追问一句，一个新的认知大门就打开了。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常识——工业化过程一定要伴随着自由市场，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力。我们中国人是最懂这个道理的，建国之后，前几十年和后几十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历来才那么强调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对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的作用。 但是文一教授进一步追问，自由市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要知道，人类有文明以来，从酋长到国王，所有的统治者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控制市场，限制自由贸易，获取自己的利益。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自由市场并没有在哪个国家自发就能形成，既不是普遍观念，也不是普遍事实。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然提供了自由市场的好处的理论论证，但是，为什么它就会被英国政府接纳，变成英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呢？19世纪的时候，全世界到处都在搞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只有英国人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文一教授说，自由市场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其实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公共品，它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会天然存在和有效运作，它必须由一个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创建，非常来之不易。 这个说法的证据在哪里，就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 我们以前看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成功，只看到了它生产的一面，但是，生产力就算再高，也要有庞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商品。让大规模的分工生产有一个出口，才能引爆工业革命。 那么，这个庞大的市场，是怎么来的呢？ 学过历史人可能想到了皇家海军和殖民战争。别的不说，从殖民印度，建立庞大的棉花供应链，再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其实都是在为本国的工业发展创造市场。 此外还有，最开始英国在全球开疆拓土的公司，可不是什么自由贸易的公司，而是好几代英国皇室发特许，那些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像著名东印度公司。 大家只看到全世界遍布着英国的商船，你可别忘了商船旁边，就是军舰。英国商人，都是持剑经商，左手算盘，右手大炮，做起生意怎么可能不顺利？ 借用哈佛经济学者斯文·贝克特一句话，“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让英国在经济、法律、军事等等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她想波及的领地，那么英国的工业化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看中国，我们一直觉得，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生活着十几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理所当然，有着巨大的市场。但是文一教授告诉我们，这个市场可不是依靠人口优势天然产生的，它非常来之不易，需要政府创造一系列的条件。 第一个，是提供诚信。 市场的基础是交易，交易的前提是诚信，那么，诚信从哪来？光靠大家自觉，显然是不现实，诚信的背后，其实是武力在维护。 举一个例子，即便是一个菜市场，它的秩序也不是自发的。大家之所以能放心的交易，是因为市场门口有保安，保安背后是警察，警察背后有军队，一层层的力量在背后维持着，你虽然看不到，但不代表他们不重要。 第二个，就是统一的货币。 有人说过，英国对于19世纪全球自由贸易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英镑这种硬通货。各地的商人都相信英镑，交易成本当然就降下来了。但是英镑背后是啥呢？同样是强大的武力。 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市面上流通着好多种货币。像袁大头、孙大头、墨西哥鹰洋、英国站洋、清末时期的龙洋，等等。还有两广地区的毫洋、四川的厂洋。 而且这些货币还不通用，比如四川的厂洋，在云南、贵州、四川是硬通货，但到北京就成了废品，根本花不出去。 1922年的时候，有一次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在北京一起吃饭，为了付饭钱和小费，也得兑换好几次货币。 你看，连货币都没法流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统一市场？ 只不过，这个事过去太久了，而且大家对人民币早就习以为常，所以就忽略了，统一货币，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意志。 第三个，是国内统一市场。 稍微上点岁数的人可能还记得，早些年，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还是很明显的，你在这个省，就只能买本省出产的汽车、电视机，甚至是啤酒。就连街上跑的出租车，也是省内生产的。后来因为分税制改革，中国的统一市场才建立起来，背后，当然也是中央政府的强大权威。 但是，打通关卡可不轻松，很多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美国，是通过惨烈的南北战争，德国是通过俾斯麦的德国统一战争。 除了货币和市场的统一，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文化统一。 比如尼日利亚，虽然国家不算大，但是却有着两百多种地方语言，把任何一种定为法定语言，都会引发冲突。最后，还是因为英国殖民，才用英语，把两百多个民族给统一了起来。 印度也一样，丘吉尔曾经说过，“印度只是地理上的概念，和赤道一样，她不是一个国家。”你看，光印度认可的官方语言，就有22种，另外登记在册的还有1600种。 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去，交易怎么可能顺顺利利，市场规模又怎么可能上的去？ 最后，要想创建长期的自由市场，除了提供诚信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稳定。这点不用多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政治，战乱频发，连生活都保障不了，又哪里谈得上贸易。 当然，自由市场还有很多重要的前提，比如基础设施、监管机制等等，文一教授在书里都做了精辟的分析。 总之，市场是一个成本极其高昂的公共品，只有强大的政府才有能力创建，任何企业和个人，都无法负担。 这个事情，除了让我们对中国的现实有更好的理解之外，对我们看事物的角度也有一个提醒。那就是，一个事物呈现的样子和原理，并不是他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自由市场导致繁荣，但是自由本身并不构成它的原因，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自由是从哪来的？ 举个例子，一个学习好的孩子，大概率是勤奋学习的。但是他为什么勤奋呢？这恐怕要进一步追问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尝到了学习好的甜头，可能他不愿意让父母丢脸，也许是想和早恋女友考取同一个大学。促使孩子勤奋，要另找原因。 再重复一遍，一个事物呈现的样子，并不是他的原因。对任何我们羡慕的事情，多追问一步，才是思考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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