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世纪自由市场的兴起——《大转型》精华分享 《大转型》，副标题是“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是一本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首次出版于1944年。也有中译本把书名翻译为“巨变”。有学者认为：“除了《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什么经济史著作比《大转型》更具影响。”本书作者卡尔·波兰尼，20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和经济史学家。他是匈牙利裔犹太人，后取得英国国籍，二战时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这里的“大转型”或者“巨变”，是指人类社会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市场的兴起。作者认为，自由市场的兴起，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所有剧烈动荡，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中间的大萧条，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件事。 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人是“经济人”，人天生倾向于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这个假设特别重要，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学一切理论的起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是人类独有的天性。没有人见过一只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另一只狗说，我们来交换骨头吧。但是，即使是原始人，也天然拥有等价交换的倾向。 原始社会的经济是怎么运转的呢？波兰尼以太平洋上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为例。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等价交换这回事，而是受另外一些经济原则的支配。 首先是互惠原则。这个部落是母系社会，男人们负责供养自己的母亲、姊妹以及姊妹的孩子，他们需要把自己最好的收成奉献给这个家庭。在家庭之外，每个村庄之间，也有互惠行为。比如，每个海边的渔村都和某个内陆村结成对子，双方互赠鱼和面包果。岛上的土著还会定期远航，与附近岛上的邻居们互相赠送贵重的礼物，比如手镯和项链。 还有一条重要原则是再分配。在美拉尼西亚群岛，岛上物产的相当一部分，要统一交给部落首领储藏起来。遇到重要节日或者有其他岛上的居民过来，这些存储物资就要被拿出来，用于宴会招待或者回赠礼物。 在一些原始的狩猎部落中，猎物也是统一交给部落首领，由首领来重新分配。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故事，原始部落中确实可能存在专门制作弓箭的匠人，但他获取食物的方式，并不是和其他猎人进行物物交换，而是他为整个部落制作弓箭，部落给他提供食物。 第三个原则，叫做家计，家庭的家，计划的计。家计原则之所以排在第三位，是因为它在时间上要晚于互惠和再分配，只有进入了比较先进的农耕文明才有可能出现。可以把家计理解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主要为了自家生活所需而生产。当然，家计原则并不排除偶尔将自家用不完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生产。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为赚取利润而生产，是违反人类本性的。 一直到19世纪之前，经济的主导运行模式，都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个体之间的交易和地方性的集市，虽然一直都有，也随处可见，但是，这只是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人们并不依赖于市场来获得生活所需，人们也并不是为了交换和赚取利润而生产。 一直到19世纪，市场才从人类社会中“脱嵌”出来，从一个从属性的角色，一跃上升到支配整个人类生活的地位。书名“大转型”，就是说的这个转变。 为什么传统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好的？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市场是“自生自发”、自然演化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秩序”，所以是好的；而国家、社会对自由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人为的设计和强制”，因此是必败的乌托邦。 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发地出现过，它完全是19世纪西欧各国政府强制推行的结果；与此同时，对自由市场的种种干预和限制，才恰恰是社会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自发出现的。这个结论很具颠覆性。 15世纪之后，英国的毛纺织业迅速发展，出现了对羊毛的大量需求，羊毛价格不断上涨。于是，英国的贵族地主们大量圈占公有土地，将其私有化，用来养羊。从纯粹的经济意义上说，圈地运动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它把土地要素投入到生产效率更高的行业，大大推动了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为之后棉纺织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而工业革命正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 圈地运动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破坏和冲击，是非常剧烈的。大量淳朴农民被从公有土地上赶走，流离失所，变成乞丐和小偷；乡村的社会组织被破坏，人口大量减少，到处是破败和荒芜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自发的保护运动，比如1549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史称“凯特叛乱”，后来被镇压，几千名农民被杀死。 在整个圈地运动过程中，代表先进力量的英国议会，是站在圈地者一边的；而代表腐朽力量的王权和教会，则尽可能地通过反圈地法，来对失地农民提供保护。比如，英国国王亨利七世、亨利八世、伊丽莎白女王，都先后颁布过反圈地法。最终，王权输给了议会，反圈地法被议会废除，反对圈地的大臣和主教被议会处死，英国圈地运动在18世纪达到高潮。这是英国纺织工业的胜利，却是失地农民的悲歌。 回顾圈地运动的过程，你会发现，这就是英国的土地大规模私有化、市场化的过程。显然，它并不是在一个漫长历史中的自然演化，而是历史的突然转折，靠的是强权暴力和英国议会的强制执法。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在当时的进步人士看来，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国王的反圈地法，都代表了历史的反动，阻碍了经济进步的步伐。 在成功地把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之后，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工业革命也进入了高潮。按照这些经济进步人士的推断，虽然取消社会救济后穷人很悲惨，但一旦自由市场体系开始运作，经济欣欣向荣，穷人会自然而然变少。然而，奇怪的是，历史却不支持这样的假设。 事实上，工业革命一直存在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就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贸易量不断增长，就业机会增多，英国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涨，然而，社会底层的赤贫者却越来越多。穷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这个社会现象，像《雾都孤儿》《悲惨世界》等等。 早期贸易的剧烈波动，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周期性失业。这些工人原本是农民，后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但是，干着干着，突然就由于市场波动而失业了。这些失业工人没有任何的社会安全网络，也无法再回到故乡务农。当时有个观察家评论说，“纺织工人一无所长”，“今天完全就业的工人，明天就可能沦落到街头讨面包。” 在圈地运动、济贫法取消、工业革命这三重力量之下，英国社会发生了一次地震：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量定居的农业人口变成了走投无路的流民。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还不是经济上的剥削，而是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的解体。这些劳动者，被从他们依赖的乡村社会网络中连根拔起，抛入了“文化真空”，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在西方向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也一再发生。在非洲，殖民者把自由市场制度强加在黑人土著部落当中，结果造成了土著社会的全面崩溃，在文化上和道德上都出现了全面退化。在英国殖民下的印度，当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废除，引入自由市场体系之后，印度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成百万人死去。因为印度的村庄共同体被消灭，古老的乡村互助组织被市场取代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保护运动，席卷整个欧洲，包括宪章运动、卢德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波兰尼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些运动的名目不一、理念不同、领导人也不一样，体现出了充分的社会自发性；但是，这些运动的目的却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阻挠自由市场的运作，保护劳动力免受自由市场的冲击。 在把土地和劳动力成功商品化之后，还需要处理最后一个生产要素，就是货币。怎么才能把货币纳入到自由市场体系中来呢？就在19世纪，一个最大的自由市场乌托邦出现了，就是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金本位体系，以此来打造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市场。 理论上，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贸易逆差，它的黄金就会大量流出，国内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物价与工资下跌、失业增加、低效率的企业率先破产。这样一来，一国的进口需求就会下降，而出口变得有竞争力，从而扭转贸易逆差。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预，也不需要任何货币政策，只需要交给国际自由市场体系，各国贸易就能自动保持平衡。 西方各国先是建立起了保护性的关税，以阻止黄金的大量流出；接着，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越演越烈，因为宗主国可以垄断殖民地的市场和原材料，为自己在国际自由市场中增加一道保护屏障。最终，殖民主义演变成了帝国主义，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各国并没有吸取教训，而是继续回归金本位，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体系。结果，引发了更大的经济动荡，也就是1929~1933年大萧条。大萧条的巨大冲击，让各国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应激反应：美国启动了罗斯福新政，苏联开始了五年计划，而德国，则出现了纳粹主义。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力量，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对灾难性的自由市场体系的干预和限制。当然同时，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冷战埋下了伏笔。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是人类社会不可承受之重。他最终得出结论：“自发调节的市场观念，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