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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历程。在21世纪,如何发展和完善并使之成为显学是学界近年较为关注的话题。民族学历来主张理论与应用并重,并以田野调查为其研究的主要方法。从学术发展的现实出发,厘清和重视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如下几个问题,是民族学学术规范化和学科本土化题中应有之义。
古今中外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和民族史志、地方志、调查报告、调研报告等都是研究工作先驱者们在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实地调查的资料作为研究根据,就难以进行深入的研究。民族学的研究必须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必须收集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是当代民族学研究的基础。这个方法的本质特点就是深入实际,而不是远离实际或脱离实际去空谈。一些民族学家甚至把这个方法看成是民族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有方法,他们长期深入到一些民族实体中去进行调查研究。
在最近十来年的发展中,中国民族学向显学迈进了一大步,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从民族学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开展来看:
一是民族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向人类文化的深层语境延伸。诸如“新世纪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研究”、“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理论研究状况、特点及趋势”、“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建设和谐社会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关于小民族的生存和前景”等等,成为学界讨论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都是对人类文化的深层提问,关系到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
二是分支学科与边缘学科如雨后春笋,新兴学科话语全面展开。由于民族学经常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因而会与其他学科产生一些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例如民族社会学、语言民族学、经济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女性人类学等等。既然是边缘学科,就有一个研究重心、研究倾向或研究角度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学科的分类。
三是民族术语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学科都开始关注民族问题,在自己的学科里构建有关民族研究的主题、框架、方法等等。在中国,与民族有关的研究一时蔚为壮观。从民族学构建的当代主题来看:基于中国的国情,民族学的当代主题应该是———新世纪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研究;入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这些主题的建构,都指涉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领域。民族学在回答这些主题的过程中,中国化的民族学体系正逐步完成。
显然,中国民族学的当代开展和当代主题不仅为民族学研究者拓展了更加广阔的视阈,也促使民族学自觉担当起回答人类重大命题的任务,成为回答一些重大学术问题的主要学科。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课题需要民族学研究者们在长期、广泛、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方可完成,故而不能没有田野调查。从田野中汲取营养,对学术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努力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践,也是本土化的具体行动。审视历史基础及现实发展进程,我国民族学建设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传统的民族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二是对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有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倾向。立足我国实际并借鉴西方人类学的某些先进理论和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是我国民族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历史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是进行广泛的、系统的、深入的田野调查,根据新的材料,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概括[3]。可以说,中国民族学的当代发展使得民族学田野调查凸现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一些新的重大学术话题的研究和完成,都将有赖于当代民族学视野下研究者们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
在民族学实地调查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最基本的田野调查方法有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民族志及跟踪访谈与观察。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从工作的程序看,调查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准备工作阶段———明确目的和拟定提纲,选择田野调查点并了解情况,搜集资料;二是实地调查阶段;三是整理分析阶段。第一阶段需要做案头工作。根据调查内容的要求,搜集前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寻找他人研究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自己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争议的问题,从中找出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了解诸种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如果做得扎实深入,将有利于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甚至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实地调查阶段,要站在被调查者的立场上去工作,成为他们的朋友,还要腿勤(联系)、眼勤(观察)、口勤(提问)、脑勤(开动脑筋)和手勤(做好访问记录等)。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工作做好了就会水到渠成。
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认识的对象是构成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在田野调查中,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存在着差异,我们依凭于不同的理论预设,占领新的观察位置,置身于新的观察场所,把目光转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上面,在理论预设的视野上有一个开拓,才能根据已经掌握的各种资料,写出调查报告,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见解。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的差异清楚地表明,人类知识的生产过程总是按照一定的认识“方法”,凭借理论架构所提供的观念和范畴来把握现实对象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工作很重要。如果第一阶段三项工作做不好,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就会深受影响。田野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也是同样重要的。“人类学不乏资料,少的是具体使用这些资料的智慧。”
其实,田野调查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田野调查方法也是多样性的。现代社会中的民族都在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民族和民族文化可以真正脱离外面的世界。因此,我们对于田野工作就必须作出重新思考。就参与观察而言,作为研究中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方法,也是传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征之一。通过参与观察,调查者可以了解到被调查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中各因素间的功能联系。但参与观察方法仍有其不足之处,如投入时间多、工作效率不高、不断提问可能引起当地人反感、影响当地人的行为、难以证明观察者的结论是否正确等等。所以,在参与观察中,通常还要采用统计学、家谱学、问卷法等等。人类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参与观察方法的内在问题,许多人类学家现在都在书中阐明其在一个社区中的地位,以便让读者能够自行进行评价其资料的价值。有许多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存在者的有限性,他们所获得的田野资料以及获取资料过程必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而意识到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也正是不断超越这些局限性的起点。
在这个时空日益被媒体和交通浓缩的世界上,所谓的“田野”更像是一种怀旧,一种对文化杂糅的遮掩。从这个意义上拷问,我们的田野调查是否应该作一些新的尝试和修正,或许我们的研究方法更多地是由我们研究的问题来决定的。为了阐明我们的问题和观点,我们可能采用任何方法。有学者指出,民族学应多学科的交叉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的交叉。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来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也是学术发展的动力。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在中国各民族中作了大量的调查,收集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从理论和方法上看,主要是引进、学习、模仿阶段。
可以说,20世纪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普遍缺乏创新精神。在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并使之中国化和成为显学,最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创新意识,二是弘扬综合精神。当然,创新需要综合各国学术传统之长,掌握多学科知识,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需要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前人基础上创新。至于如何创新?我们不能不考虑文化的时代性和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寻求体现本国文化特性的方法。有学者指出,如果“只是不加批评的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随着民族学研究的开展,就田野调查各种具体方法的运用而言,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其优势的同时,也认识到它的局限性,才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找到更好的调查研究方法的突破口,以消解因方法受阻给研究带来的不利。这只是认识问题的一个角度。或许,我们不应该就方法本身而谈方法创新。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们对于统计学的重视一直有增无减。比如,大凡论及人类学方法的创新,几乎无一不期待于统计学,以至统计化几乎成了人类学创新的代名词。无疑,统计学是有用的,但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统计哪些东西?说明哪些问题?一定意义上,没有新话题和新理论,是很难刺激出新方法的。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将更多地取决于它能否发现重大的话题,能否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不仅仅取决于它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8]。引发田野调查方法创新的切入点和路径究竟何在?也许,这是一个无解的话题。但至少具有一种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和创新思维则是不可或缺的。胡适先生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启发。
田野调查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在设计和进行研究时,除了科学的考虑之外,研究者必须考虑到很多伦理问题。进入田野,我们的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研究会给当地人带来好处吗?进行田野调查,至少在伦理学上不能给当地人带来坏处。第二,在田野中,你告诉被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等是真实的吗?在田野工作之后,你告诉读者的田野成果是真实的吗?这些都涉及伦理问题。所以,田野工作中不仅有技术的问题,也有伦理的问题,这些需要不断地从工作中总结。
作为一个民族学田野调查者,除了必须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外,还要结合民族地区的实践、各个民族的特色,形成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职业道德与伦理。伦理通常和道德相提并论,两者都涉及对与错的问题。《韦氏新世界辞典》把伦理定义为“与特定职业或群体相一致的行为标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把道德与伦理当成群体成员的共识,然而不同民族群体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如果要在某个社会里生活,那么了解那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是十分有用的。我们要在某个社区里搞研究也是如此。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伦理道德行为至少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人或社会机构:(1)研究者本人;(2)被研究者群体;(3)研究者的职业群体;(4)资助研究的人、财团和政府机构;(5)一般公众。这些人或社会机构的伦理不仅包括个人伦理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公德、社会政治、社会利益等社会伦理的因素。通常情况下,田野调查的伦理道德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自愿参与。研究对象完全出于自愿,这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准则。调查者不能做不利于调查对象的任何事情,每次调查事先要取得当地人民的同意。应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礼仪、禁忌、宗教信仰直到日常的生活习惯,不能伤害当地人民的感情。在田野调查中,进行深度访谈或参与观察等,这都标志着在被研究者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一项会让他耗时费力的活动就要开始了这就难免会扰乱研究对象的正常行为、生产活动等等。有时,由于具体研究选题的需要,经常要求他人透露其私人信息,而且还要求把这些信息告诉陌生人。访问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例如,某一民族普遍离婚,你问为什么?是些什么原因?大概没有哪一个人能全面回答或十分愿意回答,有些家务事亦非局外人所知。
研究者应该让研究对象知道参与调查是自愿的,对他们不愿谈的问题,不能勉强。有时,研究者常常不能透露正在进行的研究,因为担心一旦透露,就会影响研究的进程。显然,在这种研究情形下的研究对象,没有选择自愿或拒绝参与的余地。因此,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因被研究者不自愿参与而带来的不必要的冲突和伤害,在研究中,任何可能违反研究对象意愿的行动事先都应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如对访谈过程的记录和录音等。自愿参与是重要的原则,要真正遵循,必须克服伦理上的两难困境。
第二,尊重个人隐私权。隐私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议题,调查者应该充分尊重调查对象的个人隐私权。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隐私的理解差异十分巨大。“隐私的信息”在不同的场合也有着意义上的区别,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实施尊重个人的隐私与保密原则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侵犯隐私权的情形包括:研究者指出了研究对象的身份,公开或泄露研究对象的个人资料或答案等。大部分情况下,研究者都会维护研究对象的隐私权。有些涉及婚姻、收入、财产等方面的事情,当事人不愿为人所知,对此,研究者有义务为其保密。
在很多情况下,调查者会了解到调查对象的很多隐私,在处理资料的时候,就需要对调查对象进行匿名或者相应的技术处理。为保护研究对象,在成文时应该隐去研究对象的真名,使用化名。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同样有不让人知的权利。例如在访谈过程中,要对报告人充分尊重,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他们的任何陈述,不能表现出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轻视、忽视或嘲笑的态度。应尊重个人隐私,更不能在他人面前询问个人隐私;应遵守当地流行的回避习俗。为此,研究者有必要向研究对象承诺,研究对象所提供的任何资料都将是保密的。
第三,避免伤害研究对象。田野调查绝对不能伤害研究对象,也即不伤害参与者,不论他们是不是自愿参与。一个见多识广并且有伦理意识的研究者的任务是权衡研究的类型、程度、获利的可能性以及尽量避免的危害等等。披露研究的细节会使研究对象感到尴尬,或危及其家庭生活、朋友关系、工作等。在田野调查中,研究对象很有可能会受到情感或心理上的伤害,研究者也可能迫使研究对象面对平常不大可能考虑的问题。即使这类信息并不直接透露给研究者,类似的问题还是会发生。参与者回顾既往时,某些可能没有正义、不道德的过去会浮现在眼前,研究本身也就可能成为研究对象无休无止的痛苦根源。
有时,不断深入地提问可能会伤害研究对象脆弱的自尊,也可能勾起他们曾经不幸的痛苦回忆,遭遇困难时无以求助的艰难窘境的记忆,还有对所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愤怒倾诉……总之,这些都会激起研究对象对往昔的不愉快的追忆,反而让研究者仿佛置身于伦理的炼狱中。任何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有伤害到他人的危险,研究者难以确保不会造成伤害。还有一个经常不被承认的事实是,研究对象还会被研究资料的分析和报道所伤害。由于现代传媒的快捷和交通的发达,研究成果出版后,一些研究对象常常会读到他们曾参与过的研究,这难免会引起他们的焦虑,进而带来某种情感或心理上的伤害。
此外,调查对象的知情权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调查对象的“剥削”和奴役的问题受到关注,占用调查对象时间但是不付给报酬的行为也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质疑。
总之,重视和掌握上述田野调查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田野工作的质量。田野工作是一个收集资料的过程,资料的收集,是通过访谈、观察、体验等不同方法来获得的。因此,田野调查要求尽可能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从一个无意识的田野工作者到有意识的田野工作者,从一个没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到有一定经验的田野工作者以及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需要较多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准备。田野工作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要使田野工作卓有成效,调查者必须接受严格的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训练,只有掌握了扎实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才能通过实地调查升华和建构出新的理论,也才能对不同社会形态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保证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的质量,进而不断推动民族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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