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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 [法]弗朗索瓦·于连论“中”
“《中庸》用很少的篇幅就让读者进入中国思想的核心，因为这篇古代的短论被当作文人传统的基础经典。同时，《中庸》让我们达到一种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随着人们对它的理解吸收，显示为能够成为最普遍的，最易于赞同的：因为《中庸》反映的是没有任何教义的对象，脱离了任何特定理论工具。《中庸》并不思考一个特殊的对象，而是思想‘中’，即通过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不断适应得到的平衡，即‘调节’”。“因为这既不是一部旨在揭示‘神秘’的启示录，也不是力图要证明一个真理的思辨论著。”“这部著作什么都不揭示，也不建树任何东西——只是阐述。如果说它导致对道德基础的思考，那是因为它没有求助神学，也没有求助本体建构。这样，《中庸》就回答了处于人类反思基础上的这样两个问题，而我们习惯上把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待：实在从何而来？理想状态何在？在此，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因为‘真’固有的能力从根本上讲是与‘善’合而为一的。”
——[法]弗朗索瓦·于连：《中庸》（ZHongYong：on
La ReguIation,1993），见《于连的主要著作介绍》，原载Depayesey
Ia Pensee,Seuil,2002，转引自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附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86页。（见陈赟：《中庸的思想》“初版自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中庸’与‘中国’这两个词语之间有一种深远的关联，被称之为‘中国人’的这一族群，在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不是由‘存在’（Being、Sein）、由上帝、由‘自由’，而是‘中庸’来‘规定’的，这是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天命’。”
——[法]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张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见陈赟：《中庸的思想》“导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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