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敦化生平二三事
1、辛丑冬月
王敦化先生的生年，藝苑多以1901年為信從。但在數年前我讀到先生1987年1月所填《南京印社社員登記表》中，出生時間卻為“1902年1月2日”，當時頗為詫異，即用心記下。這個疑問直至近來又讀到先生的1957年2月《江蘇省工會會員證》，上面所填出生日期為“1901年11月23日”後，才頓覺釋然。檢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三日，即西元1902年1月2日。 因撰此文特向其哲嗣王立平求證，王敦化先生具體故世時間時，又讀到先生1986年所領取使用的身份證，其上出生記錄也為：1902年1月2日。兩證相合，遂可定論。 綜上可知，王敦化完整的生卒年月日為，出生1902年1月2日，於1991年8月15日去世。“古人難查，今人難得”錄此以存。 王敦化工會證 2、沂水東畔余家世居山東省臨沂縣南鄉李家莊鎮，莊南距郯城七十里，北距臨沂縣城四十五里，東距青口一百八十里，西距嶧縣城一百八十里。緯度近北緯三十六度偏南，經度在東經一百一十八、九度之間。沂河自北經村莊西而南流，隔河與西岸之小沙溝村相對峙，兩岸皆為黃沙，岸上多植果樹、楊柳，春去秋來紅黃相續，入夏則綠蔭蔽天，蟬聲無已。桃杏梨棗，果產豐富；瓜果食之不盡，風景宜人，應接不暇。所謂“楊柳岸，曉風殘月”之情景，兩岸皆可當之。 這一段記載於便條上的王敦化遺存文字，承載了先生暮年對故鄉的無限眷念。而“沂水東畔人家”則是敦化先生經常鐫刻的印章內容，至今尚能讀到十余方。其晚年篆刻作品也常以“魯人王敦化”、“山東臨沂王熙如”署款。 由上文中可知王敦化先生的出生地，檢今屬郯城縣“李莊鎮”行政區域。然據1917年《[民國]臨沂縣誌》載，民國時期的“李家莊鎮”隸屬臨沂縣，並且在1935年《[民國]續修臨沂縣誌》卷二“大學畢業者”名單中，載有“王敦化，男，山東齊魯大學”的記錄。出身貧寒的王敦化走出了沂水東畔的李家莊，這也是他寄居南京後魂牽夢縈的根。 臨沂县志 沂河東畔人家1 沂河東畔人家2 沂河東畔人家3 沂河東畔人家4 3、矢志為學
王敦化先生的身世簡歷大致如下： 1929～1931 任唐山豐欒中學、瀋陽文會中學國文教員。 1932～1934 任膠縣瑞華中學、煙臺益文中學國文教員；煙臺真光女子中學校長。 1935～1941 任濟南私立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942～1948 任青島聖功女子中學國文教員。 1948～1953 任南京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匯文女中語文教員。 1953～1975 任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員至榮退。
王敦化先生一生信奉基督教，待人寬和，無論順境逆旅，皆留心學問自我磨礪。十六歲起捉刀習印，大學期間接觸古玩、文物。與欒調甫、王獻堂、李既陶及董井等人的交往，使其進而熱衷潛心於文獻學、考古學的研究。……後以文學學士的身份進入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37年日本佔領山東後,齊魯大學的大部分工作轉移到了華西地區，但是國學研究所的幾位教員,繼續在濟南教學和發表成果”。這其中就有王敦化先生的身影和成果。 二、王敦化三部篆刻印譜專科目錄
王敦化於1940年8月同期刊印了三部篆刻專科目錄它們是《古銅印譜書目》、《印譜知見傳本書目》和《篆刻參考書傳本書目》，總發行處均為濟南“聚文齋書店”。聚文齋舊主彭輯五，河北冀縣人。王獻唐嘗論其有“濟上書肆林立，多市儈侔利之徒，又不知書。輯五鑒別版刻，冠出群倫，嘗以今之匋（陶）五柳目之”之讚語。然其“約在淪陷時期病卒，留伙友二人，繼續營業，支撐殘局。”由其擔綱王敦化書籍的總發行，想必也有舊情相念之誼可以追溯……。三部著目雖同期排版鉛印刊發，但細究下來，成稿當有先後之別。 考《古銅印譜書目》成稿最先，該目專錄史部金石類璽印之屬，所錄印譜目錄合計二百七十五條。經對校僅四種沒有續載於《印譜知見傳本書目》，這其中《錦囊印譜》實為《錦囊印林》的譜名誤載而被刪除。 《錦囊印譜》一卷，汪啟淑藏印，鈐印本。 其餘三種的譜目修正情況比對如下： 《秦漢名人印輯》一卷，吳大澂輯印。光緒甲午印本。 修正為“《周秦兩漢人名印考》一卷，吳縣吳大澂考印。上虞羅氏景印，一冊本。” 《漢晉印章圖譜》一卷，宋王厚之輯印。佚。 修正析分為互著的兩則：“《印章圖譜》一卷，宋諸暨王厚之集印。即：復齋印譜。欣賞編本。”；“《復齋印譜》一卷，宋諸暨王厚之集印。即：印章圖譜。欣賞編本。” 《銅鼓書堂集古印譜》四卷，查禮輯印。嘉慶鈐印本。 修正為“《銅鼓書堂藏印》不分卷，宛平查禮藏印。嘉慶鈐印四冊本”。 而在延續採納的譜目中大多有修潤增益之處，試舉三例比對如下： 《古印選》四卷，陳昌钜輯印。明刊本。 修正為：“《古印選》四卷，明華亭陳巨昌集印。明刊四冊本。即:古今印選”。 《傳朴堂藏印精華》五卷，葛氏藏印。鈐印本。 修正為：“《傳朴堂藏印精華》不分卷，葛氏藏印。鈐印本。十二冊”。 《邃古齋古印譜》不分卷，田荊園輯印。鈐印本。 修正為：“《邃古齋集印》六卷，濰縣田會聰荊園集印。見山東通志”。 凡此說明，《印譜知見傳本書目》是在進一步修潤《古銅印譜書目》基礎上的成果。 《篆刻參考書傳本書目》則成稿最後，是一部印學著述的專目，收入書目一百四十條。其序開宗明義的闡述云： 輯印譜書目畢，復錄篆刻參考用書別為一目……於輯錄《印譜書目》之餘，復錄近世論印集篆之書，與諸家所集甲骨、古金、陶文諸書，有裨治印者以為此目焉。 三部專科目錄，各居專類、綜合、參考諸方面，互為側重而又彼此相倚，反映了王敦化先生對篆刻藝術史和印譜史全面的瞭解，以及對傳統文獻目錄學的學術掌握。 三、《印譜知見傳本書目》的初步探討 在我國篆刻藝術史上，最早的印譜專科目錄要推1921年上海西泠印社出版的葉銘《葉氏印譜存目》，其後1933年的李文裿《冷雪庵知見印譜錄目》、羅福頤《印譜考》；1936年洗玉清《粵東印譜考》；1940年龐士龍《雲齋舊藏善本印譜目憶錄》、王敦化《印譜知見傳本書目》。而在日本方面亦有1934年太田孝太郎出版的《古銅印譜舉偶》，民國其間對宋元以來印譜資料的彙集編纂蔚然成風。 《印譜知見傳本書目》不同于羅福頤《印譜考》、太田孝太郎《古銅印譜舉偶》偏於稽古考證專錄古璽印譜類；也不同於洗玉清《粵東印譜考》，集一地之譜而成專目；更不同於龐士龍《雲齋舊藏善本印譜目憶錄》以自藏本為據，形成書志。究其性質有類於葉銘《葉氏印譜存目》和李文裿《冷雪盦知見印譜錄目》，為一部綜合性著述目錄。 《印譜知見傳本書目》
而《印譜知見傳本書目》以合計收入印譜一千二百八十一種，匯一時至所極，成績蔚然，令人嘖嘖。所以能嶢然而出其類者，與王敦化所選擇的盡其知見，巨細靡遺網羅殆盡的編纂方針和資料採編方法有關。從王敦化作出標記出注的二百七十九條來看： 首先，匯總各時期已有的專業成果，在《篆刻參考書傳本書目》中列有“目錄”專項，收錄了含自撰兩目外的四部專業目錄： 《古銅印譜舉隅》，日本太田孝太撰。日本印本。 《印譜目》一卷，仁和葉銘撰。西泠印社排印，葉氏存古叢書本。 《印譜考》，羅福頤撰，石印本。 《葉氏印譜存目》二卷，仁和葉銘撰。遯盦印學叢書本。 這同時也是《知見書目》所據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標注顯示採用諸如：《印人傳》、《續印人傳》、《廣印人傳》等傳記資料也頗豐，零星者如：吾丘衍《學古編》、孫光祖《篆印發微》等均有所采。如： 《徐氏印法參同》四十二卷，不詳刻印人名氏。明刊本。見吳江翁大年《印譜考略》。 《抱甕印稿》，長洲袁三俊刻印。見葉氏存古叢書本《印譜目》。 《印鼎》三卷，于采之集印，見《印辨》。 《吳尊生印譜》，新安吳道榮刻印。見《印人傳》。 其次，摘錄歷代書目中的點滴，從現存最早的一部私家藏書書目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到清官修《四庫全書存目》。加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金錫鬯《文瑞樓藏書目》、等不一而足。 《集古印格》一卷，宋晁克一集印。見《郡齋書志》、《學古編》。即：《印格》、一名《圖書譜》。 《寶璽圖式》不分卷，明阮程集玉印。鈐印本二冊本。見《千頃堂書目》。 《印存初集》二卷、《印存元覽》二卷，海陽胡正言曰從刻印。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問古齋印譜》四卷，西湖馬翰羽樵刻印。見《文瑞樓書目》。 第三，於文集序跋中披檢，雖艱辛且收穫甚微，亦所不棄。而對地方誌書的鉤沉輯錄則往往可使資料浮現出來。如： 《嘯雲鐵筆》，嘯雲刻印。《愛吾廬文鈔》，有序文。 《松山堂印譜》，邵陽車鼎賁撰。《湖南通志》。 《小隱齋印存》不分卷，濰縣韓秀歧西周刻印。《山東通志》。 《止石山房印譜》孫廷冕刻印。《安徽通志》。 以上所舉，或已可略見《知見書目》內容之廣泛豐富、博洽多益。而更多的還是並未出注的經眼知見。 在著錄過程中，王敦化對古代傳統著目方式靈活運用，全書雖無分類之舉，但對於如：《秦漢印集》、《世德堂秦漢印集》；《萬印樓印譜》、《十鐘山房印舉》；《阿蒙石藝》、《紅杏書屋印稿》等皆“複重互著”分列條目。對《小石山房印譜》之附卷《集名人印刊》、《歸去來辭印譜》等則“裁篇別出”，此類手法的運用使得編目更趨縝密。
通閱全目可知限於編例，書中無甚考證文字，間有闕失、舛誤之現象。主要表現在一、成書排版中偶有植字之誤，如：《漆園印型》誤著為《漆圍印型》；《余清閣印譜》誤著為《余青閣印譜》；《石癲印草》誤著為《石顛印草》等，以上三譜均經葉為銘《廣印人傳》、《葉氏印譜存目》著錄，可證其誤。二、著錄時存在譜名衍訛之誤，如：《文秘閣印稿》漏字為《秘閣印譜》；宋侃《古今印章》衍字為《古今印印章》；《董巴胡王會刻印譜》訛為《王董巴胡四家合刻印譜》等。此外，當前人著錄失當，則後者也據以沿誤，如清楊式金《雲渥堂印譜》，從馮承輝的《國朝印識》起到《知見書目》，一直就著為《渥雲堂印譜》，幸有存世譜本，方得校正其誤。三、印譜作者資訊的著錄有可完善之處，如：《印確》原譜署名為“當湖邵願雍康庵摹選”，著錄為“平湖鄭雍康庵刻印”；《翦霞館印譜》原譜署名為“婁江張尚禮子謙氏、周柱逸塘氏篆”著錄為“婁江張尚禮摹印”；《芋香室印譜》《知見書目》著錄為“不著集刻人名氏”，但據現存常州之原譜內容考，作者當為“武進李寶嘉伯元”等。這是檢閱查考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以上種種瑕不掩瑜，王敦化先生後期一直仍在繼續留意搜集印譜資料，所知如1964年姑蘇王哲言就因其函索，寄贈自藏印譜目錄《槐蔭層暉廬藏印譜目》手稿；平湖篆刻璽印博物館所藏其遺存之近百種印譜實物。抑或先生心存續修之意願，也未可知。 四、《印譜知見傳本書目》的印學意義“人賴書傳，書賴目傳” 《知見書目》以其豐富碩大的體量，鶴立於印學目錄近半個世紀，時至今日，研究者仍能從中汲取有用的史料和資訊，而為某方面的研究取為佐證。 首先，保存了大量佚失印譜文獻，依筆者所知《知見書目》有近九十種，僅見於此的譜目，從而使許多業已“消聲匿跡”的印譜得以“留檔存案”。例如丁仁《秦漢丁氏印續緒》雖有《秦漢丁氏印緒》傳世，而“續緒”之本卻未見他處著錄。《四印齋印存》的著錄，為臨桂印人王鵬運除《半塘老人鈐印》存世本外，有多了一部著述遺存記錄。閩縣林霪篆刻集輯印譜向以《印商》最為著稱，其他《亦佳山館印錄》、《麗則齋印譜》等也有存世和著錄，然惟其《二興樓印史》，僅見於《知見書目》。正是王敦化先生的努力收集才使得如此眾多的印譜文獻得以保留。 第二，提供了佐證稀見存本的文獻著錄，如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孤本《半聾印存》與譜目對照僅為冊數之差異，但同樣為佚名作者；浙江省圖書館所藏稀見《梅雪堂印譜》著錄為駱杓垣篆刻，而《知見書目》則著錄為“駱瑤光刻印”；上海圖書館所藏稀見《可廬印存》著錄為“胡乃堯篆”，《知見書目》著錄為“錢塘胡然刻印”。《知見書目》蘊含的大量資訊，無論是卷冊間的不同，還是所署名號的相異，均足可為後來考訂之資，自有獨特價值。 第三，探究校勘印譜往往需要參互考證，才能得其詳情，《知見書目》為今人考索這些印譜的存世與流傳提供了依據。《二樹紫藤花館印選》向有“顧子巨據丁敬、黃易等之佳作所摹刻，周彥威輯”之說，而《知見書目》卻以“杜從庵集印”著錄，未知所指。文登于守緒有《續三十五舉》稿本一卷，現存浙江省圖書館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然其篆刻作品集輯《愛南軒史印》，則僅見《知見書目》。徐吉德《礪卿印草》雖有傳世，卻因常常以別名《望杏花館印草》之目而著錄，往往為人所忽略。 第四，《知見書目》從一個側面也可反映出印史研究方面資料，齊白石和壽石工所遺存的各式印譜存世不少，但由“北平印社”編輯出版的《齊白石印存》、《壽石工印譜》，至今已難尋覓，同時對民國時期吳迪平所創辦的“北平印社”本身，似也淹沒於歷史塵埃中，如果沒有《知見書目》收入的這兩部作品，我們又如何瞭解到“北平印社”尚有如此作為。 雖然《知見書目》從目錄學的體例來說，就是一部讀書知見專科目錄，談不上具有編輯特點，但它對我們從事篆刻印譜史學術研究，確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1954年3月，日本著名漢籍書店文求堂歇業前，特由庫品、家藏甄選舉辦《文求堂展觀書目》專場，所列“和漢書志、書目壹佰種”，其中就有王敦化三部專科書目[1]。由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2]補充著錄清季古璽、篆刻印譜目錄五百一十八種，其中注明採用《知見書目》者就有一百二十四種，約占四分之一強。此二舉足可說明《知見書目》流播的廣泛性和影響力。 近悉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有意對此王敦化先生的三部譜目組織重新整理點校，這對於進一步融匯近十多年印譜史研究的新發見、新觀點，無疑具有積極深遠地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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