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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差不多，兴建祠堂之事始于宋代而盛于明清。从明代至清末，各村各乡修建祠堂的活动都在进行，而且不断地修整、重建，久盛不衰。（钟边村钟氏大宗祠，始建于宋景德二年（1005），明成化十八年（1482）重建，2001年维修-尹淦江 摄） 加上清朝对庶民兴建宗祠家塾的提倡，祠堂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导致宗族的房支分化频率加快，祠堂迅速向细化裂变，大大促进了祠堂数量的增加。（罗城村林氏宗祠-尹淦江 摄） 兴建祠堂，主要目的是给家族成员提供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和一个精神寄托场所。（颜边村颜氏大宗祠-尹淦江 摄） 古人希望通过祠堂，敦宗睦族、光前裕后、规范伦理、教育族众、文化娱乐等，发挥祠堂独特的号召力，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扩展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总的来说就是“敦教化”“助人伦”。（钟边村钟氏大宗祠灰塑-尹淦江 摄） 中国祠堂具有鲜明的世俗住宅建筑特色。大沥祠堂的主要形制与建构也不例外，有明显的家宅风格，均采用四合院式，中为庭。（凤池村曹氏大宗祠，始建于清雍正九年（1731），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建，1999年重建-尹淦江 摄） 南海区大沥镇与广州接壤，历来是经济发达的重镇，发达的经济为祠堂的营建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大量的资金投入，使得宗祠的建筑无不雕镂彩绘，争奇斗艳。（漖表村李氏宗祠-尹淦江 摄） 祠堂作为宗族祭祀、聚集的公众场所，往往是宗族中建筑质量最好、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建筑物。即使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洗礼，这些古祠堂今日看来依旧是乡村民居中最威仪的建筑。（大镇四中村邝氏大宗祠-尹淦江 摄） 祠堂的青砖瓦面、彩绘门神、门额木匾、龙舟脊、精制斗拱、硕大圆柱等，都表明其独特的风格与气派，属于一类与众不同的建筑。（钟边村钟氏大宗祠屏风-尹淦江 摄） 建祠堂墙体所用的材料主要有两种，一是青砖。青砖比红砖耐腐蚀，采用最复杂的磨砖对缝技术，所耗工时是其它的三到四倍，显得十分平整。（钟边村钟氏大宗祠蝠鼠吊金钱灰塑-尹淦江 摄）
二是蚝壳。蚝壳作为一种建筑材料，曾经在古代珠江三角洲地区十分流行。如建于明代的曹氏大宗祠，就是用蚝壳砌墙，以两块木板按一定宽度固定后，把蚝壳一个叠一个地放进夹板中，用泥土混合蚝壳堆砌起来，并用灰浆黏结。蚝壳表面粗糙，压实后摩擦力很大，不易散开。（曹边村曹氏大宗祠蚝墙-尹淦江 摄）
蚝壳一半嵌在三合土里，一半露在外面，远看非常整齐美观。用蚝壳作为建筑材料，一是因为大沥近海，就地取材；二是因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养蚝与吃蚝都比较普遍。蚝宅有坚固耐用、冬暖夏凉、防火、防盗、防台风等显著优点，因此俗语“千年砖，万年蚝”一直在当地流传。（曹边村曹氏大宗祠，始建于明初，明崇祯九年（1636）重建，清光绪十七年（1891）重修，是广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尹淦江 摄）
祠堂装饰常用的工艺有“三雕”：砖雕、石雕、木雕，“两塑”：陶塑、灰塑及彩绘等。（平地村黄氏大宗祠狮子木雕-尹淦江 摄）
祠堂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形式，即祠堂建筑，此为表层结构；二是围绕祠堂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此为中层结构；三是祠堂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观念意识形态，此为深层结构。（平地村黄氏大宗祠木雕梁架-尹淦江 摄）
祠堂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就是依靠人们所形成的观念意识以及这种观念意识所维系的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凤池村曹氏大宗祠木雕-尹淦江 摄）
祠堂既是一座展示地方民俗风情的博物馆，又是一部地方的变迁史。古代祠堂有“敦教化”“助人伦”的功能。随着时代变迁，现在经济社会里，虽然大部分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城里谋生，但祠堂的神圣地位从未消减。（曹边村曹氏大宗祠神台木雕-尹淦江 摄）
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生了男孩的要在祠堂里点灯，宴请亲朋好友；清明祭祀祖先，无论距离多远，离家的族人都会回到家乡，参加祠堂祭祖活动；还有端午节赛龙舟、重阳节60 岁以上的老人聚餐等等，都在祠堂里举行，年年如此，从不停止。（白界村许氏宗祠狮子头铺首-尹淦江 摄）
在漫长的历史更迭中，祠堂一直是人们心灵的归属地，不会因时空的改变而改变，流传在每个大沥人身上的传统文化密码延绵不绝，代代相传。（邝氏大宗祠侧门铺首-尹淦江 摄）
为了更好地表达祠堂的精髓，我选择使用大画幅相机、黑白胶片，从多种角度对题材进行独特的画面取舍，对局部细节进行突出表现，再用手工放大，尽量使照片上的祠堂有一种可触摸的质感。例如，拍摄祠堂精美的砖雕、木雕、灰塑等细节时，我利用反沙姆定律进行调整，让前组俯仰或左右旋转，只让局部清晰，希望把建筑物中蕴藏的历史文化符号直接地反映出来。（钟边村钟氏大宗祠木雕-尹淦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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