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绍基书法批评中的经世意识 钱松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蝯叟。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四川学政，清晚期重要诗人、学者、书法家。在晚清书法史上，何绍基虽然不以书学理论名世，但是何氏之书法实践上继刘墉、邓石如、伊秉绶，下启翁同龢、赵之谦，这么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书家，其书学思想，理应为世人所注目。 何绍基虽无专门的书学著作问世，但是其诗文集中，收录有书法类题跋八十余篇，远远超出诗文类题跋（十余篇），可见在何氏诸艺术门类中，书法批评意识是最为强烈的，在这些题跋中，他对书法史上一些焦点问题，商榷利病，阐明自己的立场。 同时，何绍基精通诗、书、画、印多个艺术门类，是实现由单个艺术门类向大文艺融通的代表人物，这使得他的书法批评跳出一艺之视野，成为其文艺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晚清文艺史研究也不乏个案意义。尤为关键的是，何绍基作为集诗人、学者、书家于一身的传统士大夫，他的书法批评已不囿于文艺评论，体现了鲜明的经世意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以人论书 以人论书当然不是何绍基的发明，无论是“心声心画”说还是“心正笔直”说，都是同一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响，这里已无需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或渊源。尽管历史上早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是显然，这一观念在何绍基的时代不会绝迹。何绍基继续奉行以人论书，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自然是家庭影响。绍基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品行端谨，办事勤慎”，“于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尝命仲子绍业画康成先生像及周子、邵子、司马公、两程子、朱子像，悬之斋壁，以明祈向，俗儒小生有訾议儒先者，必正色训戒之”。 身为长子的何绍基，首先接受的也是这种理学的熏陶，绍基自言：“小时节父亲就教看过《近思录》及宋儒各书，以后才看注疏等书的。”在今人看来，何氏父子或许不免矫情，然而对于出身科第之家的士大夫而言（自凌汉而下，何氏祖孙三代进士），这种情形不足为奇。 其次，何绍基历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纂修、总纂，国史馆提调，慷慨敢为，尤其是在任职国史馆提调期间，欲补办清初以来三品以下名臣各传，条例已具，为总裁所阻，愤而辞去提调一职。正是出于史官的历史意识，何绍基在书法批评中，无疑也有孔子笔削《春秋》之意。
因为以人论书，何绍基对王铎书法的态度极为微妙，就书法品质而言，何绍基对王铎书法评价并不差： 陈露平处看帖……王孟津诸手札并明贤各札均好。 到静山书斋，见孟津书幅殊妙。 然而何氏诗文集中却从未对王铎书法有所褒奖，个中原因不难猜测，当与王铎身为贰臣的特殊身份有关。何绍基对董其昌书法和绘画的态度也截然相反，自云：“平生藏庋多古怪，不耆董书怜董画。董书力尽使转中，董画韵余渲拂外。”何氏对自己不喜董字的解释未免牵强，其实，他对董氏书画作分别观，究其原因，不外乎绘画作为艺术更为纯粹独立，而书法则因为首先是“心画”，遂有了更多的道德属性，于是对姿媚书风刻意回避。宋人费衮正是此意：“夫论书，当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所以作为士大夫不但自己书写时矝慎之至，鉴藏时同样有诸般讲究。
更有甚者，何氏不仅以人论书，甚至以人论画，据其好友杨翰载： 何子贞丈藏方正学先生画巨帧……贞老尝谓：气节之笔墨，无论工拙，靡不造极，固不能袭取貌为，如黄石斋、倪鸿宝，书画皆超，其心骨不同也。 道光三十年，何绍基从好友朱钧处获赠王铎画兰卷，其日记载：“筱鸥处问其病……为我留得孟津画兰卷，又石涛小景卷，俱精绝。” 再来看何绍基对该卷子的题跋： 此卷兰竹草石，虽未尽幽逸之致，而下笔有韵，落落疏爽，气溢纸外，自非凡迹。画作于崇祯十六年癸未，丙戌重归于弟镛手，则我朝顺治二年矣。题语云：“物之遇不遇且然。”盖以身不遭废斥为幸，食禄圣清，措词宜尔，然此四年间，世事沧桑，立身安在？不能不为之太息也。昨过吴门，朱筱沤司马兄以孟津画至难遘，辄赠此幅，明日于顾湘舟处见倪鸿宝先生《梅竹寒雀》幅，又明日于梁吉甫处见黄石斋先生花卉小卷，奇韵正色，观者咸起立。乌乎！使孟津无丙戌一题，而与倪黄并驱，则此幅也余亦将起立观之，不徒与筱沤嬉娱赞赏于香炉茗盌间矣。 同一件作品，评价竟然如此大相径庭，后者对王铎作品贬抑之甚，正是典型的《春秋》笔法！
因为以人论书，何绍基对已属书法史下游的明代书法有了较多的关注： 有明三百年，书律几人窥。前惟方（正学）与王（案：谓王守仁），后有黄（石斋）杨（椒山）倪（鸿宝）。皆本冰霜性，发为猊虎姿。用心到格律，正气铺淋漓。陋哉文董辈，顾影较妍媸。徒然饰鞶帨，几曾应矩规。 何氏所称道的，竟然不是明代书坛的巨擘文徵明、董其昌辈，而是一些相对偏门的书家，他们之所以引起何绍基关注，与其说是技法，勿宁是非凡的道德文章。另外，何氏文集中，为黄道周笔札所作题跋竟达六篇之多（评文徵明、董其昌的文字合计才三篇），在题跋中，何绍基不吝笔墨考证黄氏史实，并且竭力鼓说藏家寿之贞石。此外，何氏自己也收藏黄氏墨迹数种。 何绍基对清代钱沣的字画也宝重有加，一来绍基父何凌汉为钱门下士，二来钱以直节著称。绍基自述：“先文安公为先生门下士，基每南归应省试，先公辄命购藏遗墨，所收颇多。”何绍基论钱氏书画曰：“当时学使钱昆明，书摩颜垒刚不挠。兼能画马写怀抱，正气凛凛腾烟霄。师乎师乎典型在，先公往矣传儿曹。”虽为论书画而作，却有当仁不让将这种道德文章薪火相传之意。
二、尊碑抑帖 由于受清代碑学风尚的影响，加之何绍基的交游师承等原因，碑帖问题成了何氏书法批评的核心，何绍基的碑帖观几乎为乃师阮元的翻版，曾有诗云：“南北书派各流别，闻之先师阮仪征。” 何绍基论书极力推明阮氏观点，首先，何氏亦主书分两派，谓：“书家有南北两派，如说经有西东京，论学有洛蜀党，谈禅有南北宗，非可强合也。”其次，何绍基以篆分意度这一标准，尊碑而抑帖，对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提出质疑，以为：“一传特因天笔重，千秋误尽学书人（文皇喜姿媚，《禊帖》始重于世，右军遂成书圣）。”而唐贤由于取法北派，自然超越王羲之，“窃谓两公（案：谓李邕、颜真卿）书律，皆根矩篆分，渊源河北，绝不依傍山阴”“率更书势自八分，房公碑见追古勤。鲁公复于篆得筋，东方题额露鄂垠。雄视百代惟两君，目中固无王右军”。 道、咸之际，何氏之尊碑倾向已为艺林所共传，好友戴熙云：“碑帖之学，相识中推道州何子贞、杭州高叔荃，子贞尤深于碑，叔荃尤深于帖。”翁同龢也谓：“曩在京师，谈金石者道州何蝯叟、太原温琴舫、独山莫子偲、吴县潘伯寅、顺德李仲约、华亭沈均初、会稽赵撝叔，数君者皆重碑而不喜帖。”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何绍基尽管一再申明“肆书搜尽北朝碑”“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然而平生品题之北朝碑刻，见诸诗文集者，唯有《跋魏张黑女墓志拓本》《题张黑女志》《题北齐乾明元年孔庙碑旧拓》三篇（后者尚且为北朝隶书，非楷书），所临习者，也仅《张黑女志》一种。这不免让人怀疑，何绍基之倡导北碑，岂非徒有其名？ 微妙之处还在于，如果说阮元的碑学理论，出发点只是一种学术主张，是在实事求是原则下对碑帖历史的考察，他通过确立北碑的历史地位，为推崇北碑造势，因而具有理论先行的特点，但他本人却不以书法为专攻，自称“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所以不必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尴尬。倒是到了何绍基这里，一方面，他对书法的专勤，有清一代罕出其右，另一方面，何氏中年鼓吹阮氏碑论如此激进的时候，书风却是典型的帖派。同时，何绍基对碑派前辈包世臣攻之甚力，以为包“于北碑未为得髓”，却对自己书法中言行不一的现象避而不谈，好在比起包世臣，何绍基是幸运的，只要字写得足够好，就可以轻松转移世人视线。
何绍基碑帖理论与实践凿枘不投的现象，或许会让人联想到，是否由于何氏与阮元密切的师弟关系，才会违心地阐扬师说？ 诚然，何绍基为阮元门下士，并以阮之传人自居，据何氏门人傅寿彤载： 道州何子贞先生甲辰偕藕舲师主秋试……榜发，公书“实事求是”四字见贻，并云：“此阮文达师贻我者，今以贻君，亦汉经师家法传经之意，愿毋忘。” 何凌汉去世后，阮元为作神道碑，并将自己百年后神道碑事托之绍基，可见两人之交情，非寻常师弟关系可比，何氏如此不遗余力恪守师说，似乎情有可原。然而在学术上，何绍基并非对阮一味奉承，如，何氏曾载： 昔读《积古斋款识》，谓周公华钟、周公望钟，乃秦武公、德公之器，“秦”误为“周”也。夜雨罍乃楚庄王所铸吴罍。仪征师见之，曰：“此吾诤友也，恨易畴、未谷不及见矣。” 也有学者认为，何氏受碑学时风影响，存在“从众尚碑”的心理，揆之何氏二十余岁习书经历，此时读《说文》，写篆字，从包世臣、张琦游，以《张黑女志》为枕密，说他从众，倒也不假。然而何绍基三十岁以后取法晋唐，帖学功夫有进无退，至五十岁左右已一时无两，此时何氏之尚碑，又岂是“从众”两字一笔带过？笔者以为，无论是恪守师说，还是从众心理，都不是何绍基尊碑的根本原因。
何绍基在碑帖观上貌似与阮元一脉相承，其实，阮元的碑帖观只是一种书学主张，但对何绍基来说，他又看到了碑帖以外的东西，这里不能不提道、咸之际的风云剧变。 道光、咸丰间，清王朝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动荡，国势日颓，何绍基虽然身居翰苑，嗣又督学蜀中，未尝遭逢盘根错节之任，但是他的不少至亲好友，却亲莅疆场，他的家乡道州更是饱受太平天国运动冲击。可以说，何绍基对社会危机是洞若观火的，时乱盼英雄，他没有置身事外，比如，他与敢于直言进谏的陈庆镛、朱琦来往频繁；探望积极抵御英军入侵却被诬系狱的姚莹于狱中；以史官的身份，为在鸦片战争中因保卫宝山而为国捐躯的将领陈化成作传。至于他与张穆在京师发起的顾炎武祠祭，正有继武顾氏实事求是思想以重振一代士风、学风之意： 溯惟明代末，世苦龙蛇战。气节诚乃隆，兵将多不练。小儒独何为，俗学争相煽。语录饰陋窳，词章斗轻蒨。先生任道坚，千古系后先。研穷经史通，旷朗天人见。郁积忠孝怀，惨淡时世变……小子虽懵学，遗书早窥眄。洎与修史职，读传生叹羡……愿从实践入，敢恃虚谈便。
世人皆知阮元为尊碑理论的重要倡导者，实则清初顾炎武已发其端，顾氏论书云： 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皇朝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繇真书以窥八分，繇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顾氏以八分为尊，与阮元、何绍基追求篆分意度，正是同一路数，何绍基既然瓣香亭林之学，自述“小子虽懵学，遗书早窥眄”，对顾氏书学观自应有所涉猎，如，何绍基二十九岁跋《景龙观钟铭》拓本云：“睿宗书此铭，奇伟非常，运分书意于楷法，尤为唐迹中难得之品。”这里何氏提出了化分入楷的概念，这一观点似即源自顾炎武，顾氏曾跋此铭云：“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遗意，正书之中，往往杂出篆体，无论欧虞诸子，即睿宗书亦如此……开元以后书法日盛而古意遂亡。” 所以何绍基之尊碑，虽近师阮元，也是远溯顾炎武，尊碑和实事求是精神，遥相呼应，分别构成了何绍基书学和学风的两极，何氏借尊碑之名，行的是求真之实。
为此，何氏论书，极力贬斥姿媚之风： 汇帖一出，合数十代千百人之书归于一时，钩摹出于一手，于执笔者性情、骨力既不能人人揣称，而为此务多矜媚之事者，其人之性情、骨力已可想见。 在关于骨与姿的褒贬中，何绍基寄寓了人品的考量，君子重骨，俗人重姿。何氏在论书的同时，隐然有针砭士风之意，可见，尊碑说是人品论在书法取择问题上的映射。 此外，有鉴于时运颓丧，何氏论书尤重阳刚之气，他反复以“火气”“丈夫”“气”等概念来申明他的论书主张： 世人作书，动辄云去火气，吾谓其本无火气，何必言去？能习此种帖，得其握拳透掌之势，庶乎有真火气出，久之如洪炉冶物，气焰照空，乃云去乎！庸腕拙苶，如病在阳衰，急须参、耆、桂、附以补其元阳，庶气足生血。今顾日以滋阴为事，究之气不长而血亦未尝生也。书道贵有气有血，否则，气余于血，尚不至不成丈夫耳。 何绍基上述对“丈夫”气的推崇，也非囿于审美取向，而是激于时世，因而即便在书论中也表达了这样一份用世之心： 古人论书势者，曰“雄强”，曰“质厚”，曰“使转纵横”，皆丈夫事也，今士大夫皆习簪花格，惟恐不媚不泽，涂脂傅粉，真气苶然……顾以丈夫为女子，又岂独书也哉！ 如此一来，对于书法之取择，不可不慎，何氏曾与友人论及《阁帖》云： 洊山又有志学书，余劝其多看篆、分古刻，追溯本原，此帖虽佳，止可于香炉茗盌间偶然流玩及之，如花光竹韵，聊可排闷耳。竖起脊梁，立定脚根，书虽一艺，与性道通，固自有大根巨在。 一旦书风关乎世运，何绍基以史官的历史意识，对书法史进行同样的笔削，也就合乎情理了。于是我们看到，何绍基有时臆断王羲之书风，以为：“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当深备八分气度。”有时对书家渊源随意指派，如，时而以为李邕书“根矩篆分，渊源河北，绝不依傍山阴”，斯则以李邕为北派，时而又认为赵孟頫“由北海以上溯山阴，意径则非不晓也”，则又以李邕为南派。 甚至，何绍基还可以服从这种大书法史观，自觉修饰内心的真实意愿，比如，何氏明明对帖学经典欣羡之至，日记中不乏这样的记载： 龙石得宋拓《大观》残帖，极佳……到玉照堂，看宋拓《大观帖》《潭帖》均甚妙……买得老徐宋拓《十七帖》。 至夫子庙后松亭处看字画，《太清楼》拓佳而太少。 但在公诸于世的题跋中却对帖学攻击不遗余力，判若两人。尤为戏剧性的是，何氏看了贾刻《阁帖》后，其日记尚曰：“洊山出示贾似道刻《阁帖》初拓，甚有韵。”收入文集的题跋却说：“怀仁《圣教》集山阴棐几而成，珠明鱼贯，风矩穆然，然习之化丈夫为女郎，缚英雄为傀儡。”如此自相矛盾，可谓煞费苦心。
三、推崇楷法 何绍基论书特重楷法，然而何氏所谓楷法，并不等同于楷书，却又与楷书有着莫大干系，曾曰：“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知唐人八法以出篆分者为正轨。” 盖何氏所谓楷法，也即笔法，完备于楷书，又不失由篆分入真楷递变之迹，由于楷书为体现笔法的主要书体，何绍基对楷书关注尤多。何氏所推崇的书家中，颜真卿，欧阳询、欧阳通父子，张即之均以楷书名世，此外，何氏欣赏的王羲之《黄庭经》、智永《千字文》、南朝《瘗鹤铭》、北朝《张黑女志》、薛稷《信行禅师碑》亦皆为楷书。从何绍基书法实践看，其一生书法成就中，着力处正在楷书，何氏历次书风的变革，无不始于楷书。何绍基诗文集所收论书题跋中，涉及自魏晋迄清之书法者，合计约八十篇，其中论楷书者竟有三十余篇，在他看来，楷书在书法构成中的地位如此重要，自然也是书法批评的重中之重。
何绍基对楷法的推崇，首先与清代科举习尚有关，绍基父何凌汉，也以书法名家，殿试时“名在第四”，帝以“笔墨飞舞”，拔置第三，有了这样成功的先例，凌汉对子弟课书甚严，尤重楷法之训练，曾有“横平竖直”四字训。后来何绍基殿试策以颜法书写，为读卷大臣长龄、阮元、程恩泽所激赏，足见楷法训练有素。 何绍基重视楷法，又和他对碑版的尊崇有关，这一观念承阮元之绪余，阮元曾曰：“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又曰：“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阮元认为，碑榜书法可以纪功德铭德位，托金石以传不朽，其地位之尊崇不言而喻。何绍基也云：“法异方圆力厚薄，大镵岩石细楮缯，岂宜一例规不朽。”又云：“右军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但绝无碑版巨迹，抑亦望中原而却步耳。”阮元、何绍基认为，北派擅碑版，而贵为一派之宗的王羲之，因为无碑版巨迹，和北派相比，也应黯然失色，这成了他们尊碑抑帖的理由。而历代碑版所使用的书体，递经篆、隶、楷书的变化，最后以楷书为独尊。何绍基楷书名重当世，所书碑版甚多，如，《予谥杨遇春碑》《陶澍入祀贤良祠碑》《药王庙碑》《重修历下亭记》《舜庙谕祭碑》《泰兴县襟江书院记》《重建苏州织造署记》皆是，此外寿屏、墓志铭则更是不胜枚举。
何绍基推崇楷法，还出于对典范的强调，他曾如此归纳笔法传承脉络： 合南北二宋（案，疑作二宗），为书家度尽金针，前惟《黄庭》，后惟《化度》，中间则贞白《鹤铭》、智永《千文》耳。 这一提法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何绍基曾经如此不遗余力地攻击二王及帖学的姿媚书风，却又把王羲之楷书作为正宗之一，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北碑。对此，何氏这样解释： 右军书派，自大令已失真传，南朝宗法右军者，简牍狎书耳，至于楷法精详，笔笔正锋，亭亭孤秀，于山阴棐几直造单微，唯有智师而已。 原来何绍基所排斥的，只是二王行草，因为在他看来，二王行草模刻失真，笔法尽失，但楷书则不一样了，自王羲之至智永，笔法精详，未尝中绝。对王羲之楷法，何绍基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事实上，何绍基有多件临习王羲之楷书传世。 何氏一向标举的北碑，竟然不在上述楷法传承谱系中，尚然不及王羲之《黄庭经》，或许在何绍基看来，北碑在刀凿斧削之下，既流于粗野，失却温柔敦厚之旨，也难以显现笔法，唯一被何绍基数数称道的《张黑女墓志》，遒厚精古，在北碑中实属异类，倒是与同样被他推崇的智永、张即之书风为一家眷属。
何绍基论书虽然主张“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然而既未直接溯源篆分二体，亦未获益于北碑，乃得笔于晋唐楷法。并最终把取法的落脚点放在唐人楷书，曾云：“楷则至唐贤而极，其源必出八分。唐人八分，去两京远甚，然略能上手，其于真书已有因规折矩之妙。”他半生浸淫于《麻姑仙坛记》《道因碑》等唐碑，正是看中了唐人楷书所具备的典范品格，他曾经临《道因碑》赠姻戚李概，并附手札云： 外间人见子贞书，不以为高奇，即以为恅愺。岂知无日不从平平实实、匝匝周周学去。其难与不知者道也。但须从平实中生出险妙，方免乡愿之诮，岂唯书道如此哉，它凡百皆同此理。 正因抱定“从平实中生出险妙”的理念，何氏始终保持书风的精整，“楷法精详”成为其一生书学之注脚，从而与晚明以来浪漫书风形成区隔。此外，何绍基一生对草书鲜有问津，也与他对楷法的讲求不无关系。
何绍基认为，楷法不但为真书所不可或缺，对行草书同样重要，他曾论书云： 模楷得精详，传自张长史。莫信墨濡头，颠草特戏耳。欲习鲁公书，当从楷法起。先习争坐帖，便堕云雾里。未能坐与立，趋走伤厥趾。乌乎宋元来，几人解道此。 这正是对孙过庭所谓“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的最好注解，他曾经致慨于宋元以来书道之衰落云： 宋人不讲楷法，至以行草入真书，世变为之也，唐贤三昧远矣，况山阴棐几乎？襄阳精于摹古，亦恒苦行草中无楷法。 何绍基认为，宋人不但真书不得楷法，以行草法破之，行草则更无楷法，以致书道不振，所以楷法盛衰成了书道转捩的关键。 何绍基的书法批评，无论以人论书还是尊碑抑帖，立论虽高，却不能自圆其说，也与其个人实践不能尽符，难免有修辞不能立诚之嫌。其实，何氏之书法批评，寄寓着末世文人的经世意识，其对书法史有关现象的笔削，正有不惜矫枉过正之意。至于何氏对楷法的推崇，则显示了对书法实用性的强调，对典范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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