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铁皮鼓》——修养的特殊性：拒绝成长与儿童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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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裕，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1991—1997年就读于德国波鸿大学，攻读现当代德语文学、中古德语文学及天主教神学，获文理博士学位，1998年起在北京大学德语系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从中世纪到19世纪末的德语国家文学史、德语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主要著作：《君特-库纳特作品的艺术结构和思想体系》（德文，1998）、《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2007）、《隐匿的神学：启蒙前后的德语文学》（2008，第二版2010）等。

作者简介

君特·格拉斯（1927— ）的《铁皮鼓》1959年出版，是格拉斯长篇小说的处女作，也是德国战后第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时隔四十年，1999年，《铁皮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以格拉斯的出生地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为背景，与《猫与鼠》（1961）和《狗年月》（1963）共同构成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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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以主人公个体的成长故事为纵向线索，并在横向上展示了一个丰富的时代全景图。小说以回忆方式，记叙了主人公的家族史以及他从童年、少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文化史，各阶层、各种族的面貌以及市井百态，通过个体故事贯穿起来，并因个体的反思而获得立体感和深度。主人公具有明显的艺术气质，不仅表现在他敲鼓的技能，更表现在他享有艺术家特有的审美自由。友谊和爱情，虽然因为小说怪诞的风格而具有不同于传统的形式，但同样构成奥斯卡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主人公虽然没有明显的离开市民家庭的小世界、走入大世界的漫游阶段，但是，但泽特殊的人文地理、战争带来的动荡和颠沛流离、战后的移居，都为主人公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大世界，使他对自我和世界获得丰富的认识。

上文说过，《铁皮鼓》具有巴洛克流浪汉小说的叙事特征。这当然不等于说，它是一部巴洛克小说。《铁皮鼓》是产生于战后文化史语境的现代小说。就修养小说问题，学界对《铁皮鼓》的定义经历了一个从肯定、怀疑到否定的过程。安岑斯伯格（Enzensberger）最早把《铁皮鼓》定义为修养小说，认为它在结构上，汲取了德语小说中最优秀的传统。小说出版近十年后，出现杜尔扎克（Durzak）等人的“戏仿说”。及至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反修养小说”的提法。《铁皮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修养小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奥斯卡不可能是单纯的“敲着铁皮鼓的迈斯特”。同时，“反修养小说”的提法也过于激烈。事实上，从维兰德和歌德时代起，就不存在理想的定义中的修养小说。开放的、断念的或乌托邦式的结尾，是传统修养小说的共同特征。现代修养小说的形式和问题意识发生变化，但它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仍然是永恒的人道问题。它们结合新的语境，做出新的尝试。提出“反修养小说”的论者迈尔也承认，它不是独特的小说形式，而只是对“修养”理念产生怀疑的产物，在怀疑和批判中包含着救赎的愿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铁皮鼓》与修养小说关系的论证，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把问题集中在个体与社会的融合，认为这是衡量修养小说的重要乃至唯一标准。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再次重申，我们在“导言”中所说的，传统修养小说所追求的个体与社会的融合，其社会是18世纪市民心目中理想的市民社会，与它的融合意味促进主人公人格的全面发展。但是，这个理想的社会事实上并不存在。19世纪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社会现实与个体追求之间存在巨大反差。现实中的物质因素、实用主义阻碍了理想人格的实现。只不过19世纪的人们还试图以幽默、断念和乌托邦去逾越这种反差。进入20世纪，社会危机四起，与古典理想的人文思想、人道主义渐行渐远。社会原有的秩序和价值标准趋于瓦解。此时再谈与社会的融合，则无异于与负面价值同流合污。因此，托马斯·曼开始追求不掺杂价值判断的审美，穆齐尔的主人公入世不成，要“休一年的生活假”。

对于《铁皮鼓》特殊的历史语境，主人公若继续寻找与社会的融合，就意味陷入盲目的“跟风者”的队伍，成为纳粹的帮凶，或在战后得过且过。正是他的另类与不融合，使他保持了独立的判断。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的现代小说中，正是这种“反叛”的姿态，使主人公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理想主义和人道的捍卫者。

格拉斯自己说过，《铁皮鼓》同样继承了德语修养小说传统，只不过对它进行了讽刺性改写。并且，奥斯卡与绿衣亨利、迈斯特的区别只在于，他没有明显的发展变化。如果说托马斯·曼与众不同的风格在于反讽，穆齐尔的风格在于在叙事中插入议论，那么格拉斯的风格就是荒诞和讽刺。这只是个人风格不同，原则上却殊途同归：无论哪一种风格，都是个人面对现代社会与时代问题做出的回应。在一个卢卡奇所谓的“有问题”的社会，拒绝成长、无出路是主人公共同的结局。《魔山》的主人公克服颓废的方式是下山参战；《没有个性的人》未完成；《铁皮鼓》的主人公宁愿在疯人院，不愿回到外面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歌德的《迈斯特》、凯勒的《绿衣亨利》和格拉斯的《铁皮鼓》分别是对18、19和20世纪时代问题的回应。

现代修养小说大多带有非线性发展、无明显阶段性、拒绝成长的倾向，但毫无疑问，《铁皮鼓》表现得最为夸张，最为直观。奥斯卡主动拒绝成长，直到二战结束，他保持了18年儿童身份。奥斯卡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是飞蛾扑灯，寓意了人生的虚幻，但脐带已被剪断，他无法返回母体。他感到自己突然被抛到这个世上，虽有家庭和父母，却仍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他的出生是一个偶然，由于母亲与两个男人的关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到底是谁。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混沌无序的。于是他喜欢躲藏，似乎在寻找母腹的庇护。于是他拒绝成长。

奥斯卡拒绝成长，表明他不愿接受身边的现实，不愿进入社会。奥斯卡面对的现实是，他是一个杂货店主的儿子，周围是一个小市民的食色世界——父亲忙着烹饪，母亲每星期四与情人约会，三个人再一起与邻居们玩施卡特牌。铁皮鼓成为奥斯卡在这个世上唯一的寄托。他当然也不说成人的语言，而是通过敲鼓表达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愿望。他通过铁皮鼓划定自己的世界，规定自己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敲鼓起到艺术的作用，赋予了奥斯卡艺术家的身份。因此儿童身份和敲鼓，使奥斯卡在小市民社会中获得自由和自我存在的空间。

儿童身份和敲鼓首先帮助奥斯卡成功逃避了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断了社会化过程。他在家中，用喊声震碎座钟，从而拒绝接受家庭对他的启蒙教育，家人无法把成年人的意志强加给他。入学第一天，他又用喊声震碎了教师的眼镜，被作为异类劝退，从而逃避了正规学校教育。这样，奥斯卡自出生之日起，始终在社会之中，却又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为自己选择“精神导师”，不过是个噱头。因为乍看起来，奥斯卡思想中似乎存在两种倾向，一方面是歌德代表的古典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是拉斯普庭所代表的神秘、邪恶和晦暗的力量。但事实上，奥斯卡感兴趣的只是歌德晚年作品《亲合力》（1809）中的“魔力”。在“魔力”的意义上，他把歌德与拉斯普庭混为一谈。

真正对奥斯卡行动产生影响的是“爷爷辈”的侏儒贝布拉。奥斯卡的特点是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贝布拉的特点是紧跟社会潮流，向时而动：战争期间他身穿军装，为前线军官演出；战后他成为艺术界的经纪人，在经济奇迹中大发横财。奥斯卡跟随他两次入世，结果是陷入对战争的罪责，或陷入精神上的孤独。这从反面证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奥斯卡只要步入社会，在社会上取得成就，就必定伴随道德上的妥协。

对于小说涉及的特殊历史语境，拒绝学校教育，不参与正常社会化过程，不仅意味主人公在一般意义上独立于社会之外，而且使他在特殊意义上避开了二战前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宣传。否则作为带有自传特征、并且以现实历史为背景的鸿篇巨制，《铁皮鼓》不可能回避这些重要因素。奥斯卡的特殊身份，确保他在战前无须接受系统的民族主义、种族思想教育，在客观上对于纳粹的兴起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不仅如此，这一特殊身份，还使他在战争中受到掩护，既不必参加支持纳粹的团体，或应征入伍，也不必像后来的贝布拉一样，标榜自己是“内心流亡”。奥斯卡可以在战前用鼓声扰乱纳粹在但泽的重要聚会，也可以在战争中到前线慰问演出。两次行动，奥斯卡都因出于本能——一次出于儿童对恶作剧的兴趣，一次出于少年对女演员的爱情，但在客观上却分属反对和支持纳粹的行动。出于儿童身份，奥斯卡既没有因前者受到表彰，也无需因后者受到惩罚。

拒绝成长、保持儿童身份不仅在二战背景下，充当了特殊的修养要素，而且在小说中充当了描写战争的叙事技巧。对于小说叙事，儿童视角可以帮助它“客观地”记叙这段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历史，并且在表面上无需加以反思评判。但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根据小说情节判断，在战争结束前，主人公并不具备真正的反思和判断能力，他经历了每一个修养小说主人公都要经历的积累知识和认识、走向心智成熟的过程。奥斯卡虽然声称，他是一个“天性敏感的婴儿，智力发育早在出生之前就已达到极限，以后的成长不过都在印证这个事实”，但事实上，这一方面是奥斯卡本人的宣称，一方面是所有回忆录的特征——回忆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成年以后的意识投射到童年的经历中，仿佛他在童年就已具备理智和判断能力。

奥斯卡这个形象的荒诞之处，只在于他拒绝身体长高。他身体的重要部分，即头脑、性特征和情感都没有停止成长。抛开身高的因素，奥斯卡的思想和行为无一不符合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他在学龄期间开始自学读写，而且喜欢戏剧，和文学青年一样，在文学戏剧中寻找认同。被战争中断的学习过程，在战后重拾——奥斯卡在西占区上过夜大，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开始了不同的爱情历险，体验爱情的幸福与不幸。奥斯卡真正开始具有判断和反思能力，始于战争结束，他落入父亲坟墓后获得新生的那一刻。他开始长高，意味从身体上告别儿童身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不久后停止了生长，并且长出了驼背。这表明从此刻起，他意识到对战争的责任。也就是说，他认识到自己是背负沉重战争罪责的侏儒，表明奥斯卡真正具有了判断和反思能力。

很长时间里，人们都感叹格拉斯巧妙的文学构思。然而，当格拉斯在二战中的身份如“剥洋葱”般层层曝光后，从现在已知的作者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反观半个世纪前的《铁皮鼓》，不能不说，这其中隐含了作者很多难以言表的信息：真实的状态——未成年；愿望——希望回到无辜的状态，把人在战争中的所做所为归结为本能、无意识和非理性的驱使；罪的意识——驼背的侏儒；羞耻之心——以儿童身份回避对战争中行为的正面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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