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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土经过 五一广场所在，自古以来就是长沙城的中心区域。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南方崛起，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建造城邑，并初具规模。秦初，在此设长沙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公元前二〇二年，汉高祖徙封吴芮为长沙王，建立吴姓长沙国。吴芮在今五一广场区域筑造扩建长沙城。公元前一五七年，吴姓长沙王五传至靖王吴著去世，无后而废。公元前一五六年，汉景帝复置长沙国，并立其子刘发为长沙王，刘姓长沙王传七世。公元九年王莽废长沙（王）国。《汉书·地理志》载，长沙国辖临湘、罗、连道、益阳、下隽、攸、酃、承阳、湘南、昭陵、茶陵、容陵、安成十三县，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临湘为国都所在，宫署位置仍在五一广场区域。公元二十五年，东汉光武帝置长沙郡，临湘为郡治所在。东汉初期，长沙郡辖临湘、攸、茶陵、安成、酃、湘南（侯国）、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容陵、醴陵。东汉末年封建割据。二〇九年，刘备领有长沙郡，二一四年，孙权取长沙等三郡，次年，孙、刘协议以湘江为界，东属孙权，西属刘备。自晋至元朝期间，长沙郡或名湘州、或名潭州，但郡治、州治仍在临湘县（或名长沙县）。明清时期设长沙府，治所亦未变迁。综上所述，长沙建城二千余年，城市位置未发生迁移，历代王府及郡治、州治、府治所在地也代代沿袭，宫署位置从未改变，即在今五一广场区域。
东汉长沙郡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在五一广场区域发现简牍。一九九六年，在五一广场南侧的平和堂大厦建设工地上发现近十万枚简牍，因临近东侧的走马楼巷，遂命名为走马楼三国吴简；一九九八年，在五一广场西北侧的科文大厦建设工地上，发现两百余枚东汉中期简牍；二〇〇二年，在五一广场东南侧的湖南供销大厦建设工地上，发现二千一百余枚西汉简牍；二〇〇四年，在五一广场南侧的湘浙汇大厦建设工地上，发现四百二十余枚简牍，因南侧临近东牌楼街，命名为东牌楼东汉晚期简牍。这几批简牍均出土于井窖中，出土位置都集中在五一广场区域，简牍内容多为官府文书档案。
五一广场区域简牍发现地点位置示意图
①一九九六年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点 ②二〇〇二年西汉简牍出土点 ③一九九八年东汉简牍出土点 ④二〇〇四年东汉晚期简牍出土点 ⑤二〇一〇年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出土点 本次发现的简牍位于五一广场东侧稍偏南位置，距五一广场中心约一百二十米；南距二〇〇二年西汉简牍出土点约二十米，西南距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点约八十米。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点许，在长沙地铁二号线五一广场站东南侧距地表六米深的地下隧道工程中，施工人员于红色生土层中作业时遇到一处灰黑色堆积，并有数十枚竹木片散落。经清洗后，发现竹木片上有文字，随即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相关部门。凌晨五点多钟，长沙市文物局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业人员相继赶到现场，经勘察确认，灰黑色堆积面积不大，堆积中除竹、木简牍外，还夹杂有汉代的建筑瓦当、陶片等，应属一口古代井窖内堆积刚露出的一角，该井窖中可能藏有大量简牍。 上午八点三十分，考古专业人员在隧道中完成了拍照、摄像。文物保护科专业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文物保护的技术处理，并将暴露的井窖堆积覆盖封存，同时将施工中散落的五十四枚简牍收集至实验室保护。施工隧道也在建设方的配合下全部进行了封闭。简牍发现点处于湖南供销大厦北面的五一大道南侧第四车道（公交专用道）与人行道之间的路面之下，深藏于地下五至六米处。五一大道是长沙城最重要、最繁华的东西向主干道。该处地表上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如何将简牍完整地从地下发掘出来，是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当天，市文物局、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建设方）紧急磋商，研究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并确定了加强现场保护的措施。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湖南省文物局组织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考古发掘及相关工作，并确定人员及分工。会议形成了《五一广场古井（窖）考古发掘工作会议纪要》。下午，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到现场视察，部署考古发掘工作。 古井（窖）内简牍堆积照片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召开了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考古发掘工作方案论证会。专家们否定了建设方提出的从隧道中直接清理简牍的想法，通过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的考古发掘方案，决定从地表开挖一处大于井窖范围的方坑，自上而下依次发掘，以厘清文化堆积的层位关系，完整地清理井窖和简牍。 简牍发现点对应的地表位置因处于五一大道上，封锁该区域对交通和市民出行将产生巨大影响，同时该处地表下，有着长沙城最密集的网线和管道设施。因而从五一大道上破土下挖，需要交警、城管、市政等多个部门的支持。为配合好此次考古工作，长沙市交警支队、芙蓉区交警大队多次派人赴现场，论证和落实了交通疏导方案，并将发掘区域附近的五一广场公交车站东移四十七米，同时正式下达在五一大道上进行封闭及围挡作业的批文；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与市财政、审计部门落实了工作经费；市政工程公司现场实测了地表下管道和网线位置，并制定了迁移改道的方案；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制定和设计了与考古工作配套的工程方案和图纸；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采购了一批考古发掘和简牍保护的专业器材和设备。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考古发掘前期工作准备就绪。 七月九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市政工程公司在五一大道南侧车道上开始布点围挡。围挡范围为东西长36m，南北宽16m，高2.2m。从北面开始，依次架设铝合金挡板，底部用铆钉固定于路面地表。七月十日晚完成围挡后，市政部门在围挡区的东北部测出简牍发现点对应的地表位置，并以此为中心，确定破路开挖的范围为5.6×8.5m（后因护壁需要，实际开挖范围为6.8×9.6m）。计划开挖后，按探方（编号2010CWWT1）发掘的要求自上而下依次对方坑内填土堆积层进行发掘清理，发掘出来的填土堆积转运至围挡区内西部场地按序摆放，再次逐一筛洗。
七月十一日早上，挖掘机械进场，开始按划定的方坑范围破除五一大道上的路面结构层。结构层为沥青、砂石、混凝土合成，质地紧密。结构层下，管线逐条露出，有自来水管、煤气管道、光缆线等。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市政工程公司陆续对地下管线进行迁移改道；中铁十二局工程队（地铁施工方）则清理方坑内开挖的路面结构层堆积并在方坑开口周围砌挡水砖墙，接着对开挖的方坑内四周进行护壁，护壁采用钢筋架构、混凝土浇注，厚0.6m。同时，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负责在方坑之上架设钢构井架，搭建顶棚，并在井架的横梁上安装电动提升架，便于以后的考古发掘出土转运。 七月十八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业队伍正式进场，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以发掘探方的形式对方坑内的堆积逐层清理，并采取标本和土样。发掘出来的填土通过提升架转运出去。考古发掘过程中依次清理了清代、明代、宋代、隋唐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堆积层，先后发掘了十五层文化堆积，并发掘出土了一批各时期的文物。八月五日，方坑内发掘至地表下3.81m时，井窖口露出，我们将该井窖编号为一号窖。 八月六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一号窖进行考古发掘。一号窖开口处海拔高度为41.3m，叠压在第十五层之下，平面略呈不规则圆形，直径3.6m。参加发掘的考古专业和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十二人。发掘步骤按照考古遗迹清理方法，先清理一号窖内东部堆积，再清理其西部堆积。考虑到更科学有效地保护文物，发掘过程中采取了分块整体提取的方法。出土的简牍先后封装于六十六个大盆和一百四十四个小盆中。同时在清理时，为防止损坏简牍，还采取了悬浮式作业，即在一号窖上架设钢管、木板、绳索，清理人员悬吊起来，避免双脚直接踩在窖内堆积上。为确保无残片文物和历史信息遗漏，对发掘后的填土，进行了反复筛洗。发掘期间，施工方根据方坑发掘深度，先后进行了三次护壁业。八月二十六日，考古发掘工作结束。 一号窖深1.5m，窖壁规整，底部平整。窖内堆积共分三层。 古井（窖）内层次堆积照片 第①层：灰黑色土层，厚0.22—0.32m。土质疏松，夹杂较多灰烬及红烧土颗粒，出土大量陶瓦片以及少量木构件及简牍等，该层出土简牍以木简为主。 第②层：灰黄色土层，厚0.23—0.38m。土质较黏、紧密，包含物较少，出土青砖碎块、陶瓦片以及铜钱等，该层简牍除木简外，另有少量竹简出土。 第③层：灰黑色土层，厚0.8—0.95m。土质疏松，夹杂大量灰烬，出土筒瓦、青砖以及竹木残片等，该层堆积中出土简牍较多，有木质简牍和竹简。 一号窖内出土文物有陶质建筑构件、木器以及简牍三大类。 陶质建筑构件均为泥质灰陶，烧制温度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布纹、菱形纹等。器形有筒瓦、瓦当及青砖三类。 木器大多为残木条、木板等，可辨器形有木构件、木俑、铲状器及杖形器等。 简牍在一号窖内①至③层均有出土，分布不均，仅少量区域堆积较为集中，如第①层西侧临坑壁处，为数十枚较集中的木牍，其余大多堆积散乱无序。该批简牍由于埋藏时间久远，大多出土时呈棕黑色，部分简牍出土时墨迹文字依然清晰。目前均用塑料盒、盆封装，浸泡于蒸馏水中。 一号窖形制大致规整，接近圆井状，但底部平整，且底部堆积未见古水井中常见的淤泥层，出土器物中不见汲水器等遗物，而且一号窖的深度未穿透渗水的沙卵石层，因而一号窖的性质不同于古代取水的生活用井。 一号窖上部堆积中即发现有散乱的简牍分布，从窖内三层堆积的叠压状况分析，每层堆积均不呈水平分布，而且各层填土杂乱，出土物为大量木屑、木条残片以及砖、瓦等建筑构件残片，简牍散乱分布于每层堆积中，未发现成捆成册分布现象。因此推测一号窖最初的用途可能为当时官府建筑内的储物窖，废弃后变成了堆积生活垃圾杂物的灰坑。 二、简牍介绍 由于出土前长期埋藏于地下，受微生物、细菌及酸碱水分的侵蚀，简牍均有不同程度的病害，主要为满布泥土、饱水、硬结物、变形、糟朽、残缺、压痕、断裂、裂隙、变色等。因发掘时采用了整块或局部整体提取的方法，目前尚未完成清洗揭剥工作，总数难于准确统计。推测简牍数量在七千至一万枚之间。根据清洗整理的部分简牍分析，其材质可分为木质简及竹质简两大类；形制可分为木牍、两行简、小木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楬）、竹简、竹牍、削衣杮、异型简等十大类。其中竹简从第①层至第③层数量逐步增多。木质简大多为单面书写，少量为双面书写，而竹质简均为单面书写。现将各类形制的简牍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类：木牍。宽度在3.5cm以上或长度在25cm以上。根据形制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长木牍。长条形，形体较大，长度在25c m以上。 B型，普通木牍。长条形，宽度在3.5c m以上、长度在25cm以内。 C型，纵截面呈『┗』型。一端厚，一端薄，文字书写于薄端内侧，形制大小不一。此类简一般为封检文书或书信，上面使用封检压盖。 第二类：两行简。一般书写两行字，长22—23.5、2.5—3.5、厚0.3—0.6c m。此次发现此类简部分上下各有一道编痕。 第三类：小木简。数量较少，形制与竹简相同，少量完整，一般上书一行字。长23—23.5、宽1.2—1.6、厚0.2—0.4cm。 第四类：封检。根据封泥槽的位置、数量以及截面不同可分三型。 A型，两端设封泥槽。为一块整板，两端形制相同，均横向设三道槽。中部为方形封泥槽，文字书写于中部区域。其具体形制又有封泥槽两端为直面、封泥槽两端为斜面、封泥槽背面一面为凹槽等三种情况。 B型，中间设封泥槽。截面呈『┻』型，中间为封泥槽，横向设两道槽，中部为方形封泥槽，两边书写文字。 C型，一端设封泥槽。截面呈『F』型，厚端为封泥槽，均横向设三道槽，中部为方形封泥槽，薄端书写文字。形体大小不一，个别厚端一侧为斜边。 第五类：封泥匣。顶部设三道槽，中部为方形封泥槽。 第六类：签牌（木楬）。数量较少，根据上部形制不同可分四型。 A型，上部为『凸』字形。 B型，上部为不规则半圆形，并有小穿孔，形制大小不一。 C型，顶端为三角形，并有小穿孔。
D型，上部两侧有三角刻槽，顶部为三角形或平齐，无穿孔，部分上端呈三角状。
第七类：竹简。质地较软，保存状况较差，均为单面书写文字，长22—23.5、宽0.5—1.6、厚0.05—0.12cm。 第八类：竹牍。形制与木牍相同，宽窄不一，一般宽2.4—2.5、厚0.25—0.38cm。 第九类：削衣（杮）。从旧简刮起的刨花或木片，即为重复利用简牍而将旧简书写文字表皮削拨的碎片。 第十类：异形简。数量较少。有的上部两端各有一道横向凹槽，文字书写于两凹槽之间。有的两端上下各有一个边搭榫，一面书写文字。 此次出土的简牍，形制多样，最具特色的即为大木简、两行简以及各类封检。大木简尺寸较长，接近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大木简尺寸。两行简是每简书写两行字的宽简，宽度介于书写单行字的窄简与书写多行字的木牍之间，颇具特色，有编痕，原为多简编册，今已散乱，这类简屡见于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封检早在二〇〇四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就发现多种形制，但此次发现的A型及B型封检，在长沙地区却是首次发现，其中B型封检类似中部呈圆锥火山型佉卢文木简，这对于封检形制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
这批简牍中有一定数量的木牍及木简，大多保存较好，且不少简牍上均有纪年，从初步清洗的部分简牍释文可知，该批简牍形成于东汉中期偏早，其中纪年简上有『章和』『永元』『永兴』『延平』『永初』等年号。其中最早者为汉章帝章和四年（实际是汉和帝永元二年，属年号延后现象），时当公元九〇年；最晚者为汉安帝永初五年，时当一一二年。纪年中凡见月朔干支者多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相符。涉及追述的简文，则相关年号有提前或延后的现象。根据目前已整理纪年简文分析，初步断定该批简牍的时代主要为东汉早中期和帝至安帝时期。 根据目前初步清理的简牍分析，简牍绝大多数为官文书，主要是下行文及上行文，亦见少量平行文及用于封缄文书的封检及函封、标识文书内容的楬（签牌）等。也有部分名籍及私人信函。简牍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其中大量的是当时使用的公文，有实效性。就行文关系而言，它主要是长沙郡及门下诸曹、临湘县及门下诸曹的下行文书，临湘县、临湘县下属诸乡、亭的上行文书，亦有与外郡县的往来文书。公文涉及之地域广泛，从中可了解当时的行政区划及管理体系。所见郡名有长沙郡、南阳郡、武陵郡。县名有临湘、酃、连道、南昌、临沅、安陆、攸、邔等。乡名见都乡、桑乡、长赖乡、南乡、南山乡、漻阳乡、中乡、小武陵乡等，这些乡大多当属临湘县管辖。亭见（都乡）三门亭部、（桑乡）广亭部、（南乡）逢门亭部、（县）都亭部、磨亭部、郭亭部、靡亭部、杆亭、东门亭、伦亭部、湘中亭、小武陵亭部、沱亭部、雍亭部、长赖亭、东门亭、湘中亭、枸陵亭等。里名见（都乡）利里，（南乡）匠里、逢门里、东门里，（中乡）泉阳里，竹遂里；丘名见（逢门亭）李丘、柤唐丘、丘，（广亭）董上丘、桥丘，（长赖亭）庐蒲丘，上解丘，（伦亭）萍丘、上辱丘，良人丘，（沱亭）芗渚丘，（雍亭）帛租丘；又见津渡如下津、西津。从简文中各级行政划分叙述中可探索各区划间的统属关系，说明当时不仅有乡辖里的居地划分，同时也有乡统亭、亭辖丘的区域划分，两个体系共存，许多乡、里、丘的名称也见于走马楼三国吴简，说明某些体制一直沿用至三国时期。 文书的责任人或撰写者多为各级官吏，所以简文所见职官名目繁多，是研究东汉官僚体系的第一手资料。常见机构与官吏有大守府，见长沙大守府、长沙府。太守副手为丞，见长沙大守丞、长沙太守行文书事大守丞。文秘长官见府卒史。军职见中部司马、武陵大守伏波营军守司马。县级机构称『廷』，首长为令或长，见临湘令。副手为丞与尉，见丞、守丞、左尉、守右尉、攸右尉。文秘事务由令史处理。郡县门下诸曹及诸部掾、史称谓很多：如督邮，见长沙大守中部督邮书掾、都部督邮掾，东部邮亭掾；贼曹见贼曹掾、史、贼捕掾、左部贼捕掾、右部贼捕掾、左贼、兼左部劝农贼捕掾、兼贼曹史、左贼史、右贼史；功曹；尉曹；辞曹见辞曹史，兼辞曹史；奏曹见奏曹掾；户曹见户曹史；度曹掾；仓设仓曹，见左仓曹史；与司法相关者还有中部案狱掾，左部领讼掾，狱掾、狱书佐，兼狱史、狱助史；管理诸乡事务者有离乡掾；乡设有秩、啬夫，见南山乡有秩，都乡有秩，南乡有秩、由佐干等处理日常事务，见南乡佐、剧乡佐、乡干等。诸亭设长，见都亭长、东门亭长、湘中亭长、逢门亭长、广亭长等；里设正，又见正干；伍设伍长，见都伍长，亦称小伍长；邮驿单位见都邮，西津驿、楮溪邮佐等；人质拘押机构见武陵临沅保人宫。屯兵或屯田机构见屯营，又见屯长。从具体简文中可探知各机构的职司内容及官员的职权范围。 简牍中有大量与司法相关的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 罪名或罪行的记录。侵犯生命犯罪见杀人、格杀、劫杀、殴杀、流死（自杀或他杀）死罪，非殊死，属杀人及叛逆一类重罪。斫、把刀斫、以解刀刺、拔刀斫、射伤、殴击、属伤害罪。烧宅，属纵火罪。和奸，为通奸罪。上述犯罪皆由汉代《贼律》所规范。 侵犯他人财产或严重经济犯罪见盗、墨盗、墨发钱、夺衣钱、劫、夺田财物，属侵犯他人财产罪。通财，在部受取钱、罪狼籍，诈卖、略卖、不当得田等，属严重经济犯罪。上述犯罪皆由汉代《盗律》所规范。 其它刑事犯罪尚见亡、逃亡、墨解械去亡、取衣钱物亡等。 涉及职务犯罪者见不承用诏书、无状、职事留迟、不以盗贼责负为忧、不以征逮为意、不觉、不知情（有意或无意）、稽留、失期不言、系无罪、更相推移等，多与失职及不作为有关。 因诉讼不当而产生的罪名见巨异不相应、不相应、两相诬、两相侮辱、狡猾转相诬、自诬无检验、辞有增异、畏痛（诬）等。 诉讼执法记录。诉讼称劾、鞠、为汉代《囚律》所规范。执法行为则多由《捕律》规范，见逐、逐捕、逐召、禽、拘系、拘留、收、收系、夺收捕、系亭、手械等。调查审核见案行视、案诊视、案行、实核、实问、考问、考实、复考等。判决行为称『治决』，又见『以实附法比』等实施办法。取证担保见证、证见、任、葆任等。 刑名及行政处罚见耐、耐为司寇、司空作，免为庶人、适作、谇等。 涉及伤势检验见疻痏、创等称谓。 从司法类简牍的行文亦可看出当时诉讼程序及各级机构的职权范围，这对研究东汉法制史具有重大价值。 简牍中亦屡见物品乃至土地交易的记载，涉及具体物价、如『牛肉五斤，斤直十七，鲶三斤，直钱卅；胃三斤，直卅；胡果一斗，直十五；葱五把，直十五』，『上马直钱四万』，『……钱一万，以雇冢地五百九千……』等。 就简文书体而言，该批简牍大多为官文书正本，由于文书的责任人或撰写者多为各级官吏，故书体相对端正，甚少草稿。就字体而言，隶书居多，结构平正，波挑分明；也有一些笔画较粗，波磔不明显而趋于楷化的写法。草书见于名籍及批示文字，结构也相对周正，略带隶势，用笔流畅，或可称做隶草。尚有少量习字简，字体为隶书的草率写法，多重叠。 以往全国各地出土东汉早中期简牍较少，且传世史料对该时期的记载较为缺乏，此次出土纪年明确、保存较好、形制规整、字迹清楚、数量众多的官府档案文书，对于弥补该时期简牍缺环以及补证史料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相信随着整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还会有大量以往未知的历史信息出现。 三、整理保护 简牍出土后，全部运至长沙市文物科技保护中心（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加挂的机构名称）实验室，由四位文物保护专业人员专职负责管理保护。封装的简牍全部按序摆放，浸泡于蒸馏水中，并每日更换，防止出现霉变及遭受简牍表面粘附泥土中的铁离子的侵蚀。同时，制定了清洗保护计划和操作要求，不间断地开展室内清洗揭剥工作。 室内清洗揭剥工作是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延续，文物保护专业人员遵循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按照发掘出土的编号顺序，依次对提取的简牍进行绘图、拍照，然后再开展细致的清洗揭剥工作。每一枚简牍清洗前，先对其原始形貌进行近距离拍摄、测量尺寸、称重，并观察保存状况，做好文字描述和记录工作。清洗工作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每揭剥提取一枚简牍后，专业人员将其置于清洗盆中，使用小字号的软毛笔，在简牍表面上轻轻点蘸，并用蒸馏水缓缓喷洒冲洗，先使粘结的泥土和脏物一点点软化、散落，再慢慢剔除残余的粘结物，清洗过程耗时长，平均每人每天清洗简牍不足一枚。清洗完后，依次编号并拍照、测量、称重、记录，然后用细绳将号牌缠绕于简牍上端，置于编列的蒸馏水盒中，按顺序安放到柜架上，保存于基本恒温恒湿的实验室中。自发掘出土时至今，简牍清洗揭剥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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