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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 朱子注曰：“器之，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间，每相反而已矣。” 本章分别以“易事而难说”“难事而易说”来说君子与小人，依然是君子与小人对举。“说”通“悦”，君子之难说体现为：“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这句是进一步解说君子之“易事”。同样，下面再以“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来解说小人之“易说”与“难事”。 君子易事而小人难事，须注意，事奉与侍奉涵义不同，应把“事”与“侍”区分开来。如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儒家非常重视正名分，“事”虽分一个上下位，以下事上，但为公而不为私。如《中庸》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君子在下位须获乎上，目的是得君行道，实现“民可得而治”。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贤者”，此乃为仁之道。 至于侍奉，如太监宫女侍奉皇帝，仆人伺奉主人，只是在生活起居上提供服务。再如公孙衍、张仪等纵横捭阖，游说诸侯，不过是迎合诸侯王公的私欲，“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因而斥之为妾妇之道。枉道而从君，上下交征利，与其说那些纵横家是“事君”，不如说是“侍君”。弟子从先生游学，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虽说是“侍坐”，但合乎道义，“侍”即是“事”。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朱子曰：“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君子以上率下，“其身正，不令而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故易事。“君子不器”，这是君子对于自己的要求。君子志于道而学，得位行道，对于属下则“器之”，“随其材器而使之”，上下同心，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治国安民。周公谓鲁公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说的正是“小人求诸人”。儒家以德性区分君子与小人，有德行则高贵，君子以德配位，“位”是天下国家之公器，君子践其位而弘道化人。小人没有德行则卑贱，虽居于高位，但格局褊狭，公器私用，对上不能尽忠报国，对下则求全责备，搞人身依附，要求别人唯命是从。 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的大夫阶层心中只有本国国君，不知有周天子。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大夫的家臣只依附于大夫之私室，而不知有国君之公朝。天下无道，礼崩乐坏，所以，孔门弟子如曾皙、闵子骞等不愿意从政。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宪问》）。这两章对照着研读， 对于儒家主张的“德位相配”就会有更好的理解。 儒家合于“德”而言“位”，所谓德位相配，不仅仅是落在处理政务上，其意义决不局限于今天所说的称职。臧文仲很有才干，为政尽职尽责，但其忌贤妒能，有把持官位的私心，不能为国家举荐柳下惠这样的贤人，对于国家其实也是不够忠心，故孔子将其定性为“窃位”。卫国大夫公叔文子将自己的家臣推荐到公朝成为自己的同事，对国家忠心耿耿，对下属不搞人身依附，不夺人之志，受到了孔子的称赞。 君子难以取悦，“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如孟子心忧天下，劝说齐宣王行仁政，以解民之倒悬。如果齐宣王推行王道仁政，对孟子来说即是“说之以道”，孟子就会留下来辅佐齐宣王。而齐宣王念念不忘富国强兵，希望攻城略地，通过军事手段来一统天下，并找出“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等理由，说自己德行不够，不能行王道。孟子不能得君而行道，要离开齐国，齐宣王为了挽留孟子，“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怎么可能被利益所收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毅然离开了齐国。 商鞅见秦孝公先陈说帝道与王道，秦孝公无精打采，听得打瞌睡。商鞅又向秦孝公先陈说霸道与富国强兵之术，秦孝公听得入迷，“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秦孝公虽贵为一国之君，内心却很卑贱，商鞅“说之虽不以道，说也”。 魏文侯告诉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德音之谓乐，“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魏文侯虽身居高位，但德不配位，欣赏不了先王之雅乐，听郑卫靡靡之音，则不知疲倦，这也是“说之虽不以道，说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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