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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题 材 的 改 动 ——谈马致远的《汉宫秋》 蒋红娟 史书中的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的故事最早见于班固《汉书》中，《汉书·元帝纪》载：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即优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记载说：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单于自言愿为婿，改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 又据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所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这些史书记载表明：王昭君本是汉元帝的宫女，但是连汉元帝的面也未曾见到，在汉宫里虚度青春，后来呼韩邪来汉求亲，王昭君自动请行出嫁匈奴。入匈奴后，先嫁老单于，后不得不服从成帝之敕令，按照胡俗又嫁给了新单于，而且在那里生儿育女。昭君的和亲，完全是汉朝强盛匈奴衰弱的形势下，为了民族和睦而采取的政治婚姻。 昭君故事的演变 昭君是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她的悲剧的一生，引起人们深切的同情和惋惜。自从汉代人托名“王嫱”作《昭君怨》和晋代石崇作《王明君辞》以来，王昭君便进入诗词领域，成为历代文人和民间艺人所创作的对象。 西晋石崇的《王昭君辞》把王昭君自愿请行改为被迫出塞，描写了昭君辞汉时的悲伤和到匈奴后的怨恨，以及希望借大雁的双翼飞回汉家的愿望。石崇认为昭君到匈奴后的痛苦是因为民族的不同“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昭君怀念汉宫生活时感叹“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就是说昭君虽然贵为阏氏，也不过象美玉落在粪土上一样，那是极大的不幸，这样的比喻显然是对匈奴的蔑视，抹煞了汉宫对她的迫害，带有作者的大汉民族的情绪。 东晋葛洪编的《西京杂记》中的《王嫱》，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文章在史实基础上增添了画师毛延寿这一形象。毛延寿因向王昭君索贿不成，丑画昭君像，昭君“遂不得见”元帝。后来匈奴单于求婚，元帝临别时才发现昭君的美貌，但为时已晚，便把毛延寿杀了。这篇文章赞扬了昭君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很多诗文都采用《西京杂记》里的这一说法。 稍后于《西京杂记》的《王明君词》，附会乌孙公主远嫁，“令琵琶马上作乐”事，让出塞的昭君，借琵琶抒发哀怨。 唐宋时期以昭君为题材的作品就更多了，但已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从昭君个人遭遇转向和亲政策。如唐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拙计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宋欧阳修《明妃曲》对汉元帝有所批评：“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堂堂大汉天子对眼底下的良莠都分辨不了，又怎么能使边境宁静呢？这些昭君的作品中，反映个人态度的少了。然而总的看来，北宋以前的诗歌基本上还没有把昭君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 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极为尖锐，蒙古贵族对南宋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广大妇女惨遭蹂躏，于是昭君故事在人们心中产生强烈共鸣，开始给昭君出塞故事注入爱国主义和反对民族压迫的内容。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与宫妃们同时被俘，被押赴元上都，他曾写诗把此行比作昭君出塞：“宫人清夜按瑶琴，谁识明妃出塞心；十八拍中无限恨，轻弦又奏广陵音。”民族英雄文天祥也作 “功业飘零五丈原，如今局促傍谁辕，俯首北去明妃曲，啼血南飞望帝魂。骨肉凋残唯我在，形容变尽只声存。江流千古英雄恨，兰作行舟柳作樊” 。 总之，历代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作品数不胜数。历代文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创作出不同的作品，或者同情昭君的悲苦命运，或者用和亲之举讽刺时事，或借昭君美貌不被皇帝发现而感叹诗人自己的怀才不遇等，从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王昭君。但是遵照史实，最终昭君出塞和亲成功几乎是故事的必然的结局，而马致远所创作的杂剧《汉宫秋》却并非如此，他在吸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艺术性的对历史真实进行大胆的改动，安排昭君在出塞路上投江自杀，表现她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在同类题材中别具一格。 对历史真实的改动 马致远在创作《汉宫秋》时对昭君出塞的历史真实是清楚的。他曾在他的散曲《天净沙》中写到：“西风塞上胡笳，月明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台下，淡烟衰草黄沙”。另一首小令《紫芝路》中写到“雁北飞，人北望，抛闪煞明妃也汉君王。小单于把盏呀刺刺唱，青草畔有收酪牛，黑河边有扇尾羊，他只是思故乡”，这里表现昭君的思乡之情。在这两首散曲中，马致远基本依照史实，但在写杂剧《汉宫秋》时，作者根据创作需要对历史事件作了一系列的处理和独特的创作。 一、改变了汉朝与匈奴的力量对比，将汉朝强于匈奴的时代背景改为汉朝衰弱匈 奴强盛，使双方力量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汉宫秋》中呼韩邪“久居溯漠，独霸北方。以射猎为生，攻伐为事”。匈奴使者竟然当汉元帝面宣称：“呼韩邪单于……特差臣来，单索昭君为阏氏，以息两国刀兵。陛下若不从，俺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以决胜负。”这是对宋金王朝的真实写照。金宣宗时，成吉思汗兵围中都，金王朝被迫以歧国公主和亲；元世祖时，伯颜丞相率兵包围临安，向南宋王朝强索了大批宫女。从这些可以看出，《汉宫秋》汉弱匈奴强的写法是有所寄托的。 正是设置了这样的典型环境，马致远才能借古喻今，一方面揭示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对当时的政事进行抨击；另一方面激发生活在金元之际的汉人，使之回顾南宋灭亡前后的痛苦经历。 二、虚构了中大夫兼画师毛延寿，把他塑造成一个卑鄙无耻、欺上瞒下、敲诈勒索、叛国投敌的民族罪人。在有关史书记载中原来是没有毛延寿这个人的，西晋葛洪的《西京杂记》第一次出现毛延寿贪污舞弊昭君拒贿的情节。马致远采用了这种说法，并且改变了毛延寿的画师地位，使他成为一个 “为人雕心雁爪，做事欺大压小。全凭谄佞奸贪，一生受用不了”的中大夫形象，并增加了毛延寿被“斩首祭明妃”的结局。剧中的毛延寿自我夸耀说：“因我百般巧诈，一味谄谀，哄的皇帝老头儿十分欢喜……教皇帝少见儒臣，多昵女色”。无耻之极。他先是在选美绘图中贪赃勒索，事情败露后叛国投敌，几乎挑起汉匈之间的民族大战。《汉宫秋》中毛延寿作为否定形象，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其深刻性是《西京杂记》所不能比拟的。 三 、将王昭君的出身由“良家子”具体化为“庄农人家”，把王昭君由入宫数载不得见御的“侍诏”“宫女”的身份改为汉元帝宠信的“明妃”，把王昭君入宫数载未得宠幸的自动请行改变成皇帝宠幸的明妃被番使催索的和亲。这种在胡强汉弱的历史背景下改变历史人物身份，使人物具有了政治色彩。皇帝是国家的象征，番王对元帝、明妃的凌辱超出了元帝与明妃个人悲剧的范围，加深了民族矛盾的性质，使个人的悲剧上升为国家民族的悲剧。 四、改变了历史人物的关系，使元帝与明妃产生了深深的爱情，把王昭君直到出塞前才见到元帝改为两人此前已经相遇并且深受元帝宠爱，虚构了他们的相遇、热恋、以及生离死别。在民族矛盾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作为国家象征的一国之君、堂堂大汉皇帝竟连一个心爱的妃子都保护不了，不得不让爱妃出塞和亲，更具有悲剧色彩。 五、重新安排了昭君出塞的结局。史书记载昭君出塞嫁给呼韩单于，生儿育女，终随胡俗，马致远对之做了重大改动。《汉宫秋》中的王昭君走到汉匈交界的黑龙江，设酒望南祭尊，后纵身投江，壮烈殉国。这个情节震撼人心，表现了她热爱祖国，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同时也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一情节也衬托出汉元帝的昏庸软弱，满朝文武的贪生怕死。 所有这些对历史事件的改动，都不是作者偶然为之。当历史事件与时代精神与作者创作意图不符时，马致远改变了历史事实，加入自己的虚构，使历史与虚构融合在一起。要理解马致远对“昭君出塞”历史真实所作的一系列改动，我们有必要了解马致远所处元代的社会政治形势。 马致远经历了蒙古时代的后期及元政权统治的前期。元朝是蒙古族统治者在中国统治的朝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打破了自古以来汉民族的正统地位，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生活在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境遇悲惨，他们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以往的读书人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使不得入仕，社会地位也较高。元蒙统治者是马上得天下，一向是重武功，轻文治，由于他们认识不到儒家思想治理封建国家的方法，因而对汉族知识分子既轻视，又存有戒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元代知识分子对现实强烈不满，对民族压迫强烈愤慨，但是又敢怒不敢言。因而作家只能把这些心灵的伤害反应到艺术创作上，把压抑的情感发泄在历史剧创作之中，马致远的《汉宫秋》是这一类的典型。马致远作为一个失意的汉族知识分子，对史实作一系列改动揭示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残酷的民族压迫，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汉元帝形象与马致远 元杂剧为一人主唱，正旦主唱为旦本戏，正末主唱为末本戏。《汉宫秋》是一出由正末主唱的戏，汉元帝以正末扮，便成了主角。马致远以汉元帝为主唱人物是因为汉元帝的形象反映了马致远的心声。 汉元帝被马致远塑造成了一个无能昏庸而又可悲的角色。汉元帝有一段唱词：“四时雨露匀，万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无忧。守着那皓齿星眸，争忍的虚白昼。近新来染得些症候，一半儿为国忧民，一半儿愁花病酒。”大军压境，他却高枕无忧，多么昏庸的皇帝。“一半儿为国忧民”是假，“愁花病酒”才是真。这里马致远对汉元帝作了批判，但是却不深刻。马致远以较多篇幅描写汉元帝对昭君的爱怜与怀念。自古以来，封建帝王三宫六院，不可能对某一个女子有什么专一的爱情。然而作者却竭力美化元帝对昭君的爱情，描写他对昭君的深情厚爱，甚至描写汉元帝把失去昭君看作失去自己的灵魂，对她有无限的离愁别恨，这里马致远不过是以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离愁别恨的方式来刻画汉元帝，俨然把他写成了一个怜香惜玉的多情才子。剧中的汉元帝成了马致远的传声筒，汉元帝的一言一语，仿佛是马致远自己在说话，这里运用了“借他人手中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的创作手法，这正是马致远杂剧的特色。 汉元帝身为大汉天子，当呼韩邪索要昭君和番时，满朝文武了无良策，却众口一词，劝他割恩断爱，以美人换取和平，这样的皇帝多么屈辱。汉元帝对以尚书令五鹿充宗为首的文武大臣痛骂道：“太平时卖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递流，你们干请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忧。”“恁也丹墀里头，枉被金章紫绶，恁也朱门里头，都宠着歌衫舞绣。恐怕边关透漏，央及家人奔骤，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休休，少不得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这样的曲词，《汉宫秋》第二折、第三折共有九支之多。这些与其说是汉元帝在骂，不如说是马致远在骂。这也的确骂到封建朝廷的文武大臣们的痛处了。翻开南宋的历史，当这个风雨飘摇中的王朝还能苟延残喘于杭州山水之时，文臣武将都围着皇帝转，可当元兵压境便树倒猢狲散，象文天祥那样的忠贞之士不过凤毛麟角。马致远是南宋末年出生的人，他对于南宋灭之时的情景不能无所风闻。他骂满朝文武，恐怕不是脱口乱骂，而是有感慨赋予其中。 汉元帝虽为一国之主，但实际上许多事情身不由己，甚至在送别昭君时，本想多留昭君片刻，尚书即横加干预道：“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罢。”汉元帝悲从中来，痛苦不堪地唱道：“说什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连多看昭君一眼，诉衷情的自由也没有。在汉元帝被迫弃昭君时，作者又让他唱道：“虽然似昭君般成败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这“不自由”三字，力重千钧，体现出马致远塑造汉元帝形象的苦心孤诣。 在脍炙人口的[梅花酒] 中，他唱道： 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这支曲子一开始用了四个五言句，描述了汉元帝面对深秋郊外肃杀的景象勾起的无限伤情。三个“他”字和三个“我”字的叠用，把汉元帝悲伤的泣不成声的哽咽传神的表达出来。似乎汉元帝是强辽强金欺压下的宋朝皇帝那样的无奈君主，又好象大汉朝受过多么大的凌辱。接着采用“顶针续麻”式的修辞手法，后一个分句重复前一个分句，层层递进，令人荡气回肠。 [收江南] 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汉元帝点起红烛，对着爱妃的画像通夜不眠，至此痛苦心情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十分感人。元帝之痛，表面上是失去爱妃之痛，但作者所营造的意境和表达的主人公的心绪，又何尝不是作者个人心理的外化，是他个人不幸遭遇的折射呢。虽然汉元帝与马致远从身份到境遇并不相似，但我们可以从汉元帝身上捕捉到作者的影子。 作者在第四折进一步渲染了汉元帝对昭君的思念。在汉宫，人去楼空，汉元帝挂起美人图，苦苦追忆，朦胧间昭君入梦，梦醒则茫然若失，只是孤雁哀鸣，“一声声绕汉宫，一声声寄渭城”，陪伴他度过寂寞的黄昏。马致远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传达出作者人生落寞、迷惘的感受。 马致远通过对“昭君出塞”这一特定历史题材的改动，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感受，含蓄地指出了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表达了他心中的愤怒和不满，表达了当时处于压迫地位的文人的共同心声，倾诉了他们的共同悲哀和怨恨，寄寓了作者的历史兴亡之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的反映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生活在元代阶级压迫下的马致远写出这样具有独创性的昭君戏，确实很不容易。我们可以找出马致远剧作中不合史实、和史实有矛盾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否认马致远对历史题材改动后剧作所含有的魅力。马致远《汉宫秋》创作上成功的经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李修生.元杂剧史 [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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