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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打量他的一些诗题，如《周末在一家有啤酒的店里》、《‘我和黄昏擦肩而过……’》、《大卫·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等，就可以明白，为了揽住不断向外舒张的句子和意象，诗题无需特别讲究，或具有特别的象征，事实上，它只是一个随意的标记，以便让那些闪闪发光的意象，能汇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样，想对句子的肆意舒张加以钳制，就几乎不可能。这种做法倒令人想起惠特曼。“当我走近，这些紧握着我的手并用我所喜爱的声音活泼地大声地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的人，什么神能胜过他们呢？”（惠特曼《横过布鲁克林渡口》），对比看庞培的诗：“但它有时只是一条街、破旧、下着雨，/面包店门口写着“面包”两个字，/修脚踏车的摊头上一位摊主正在抱怨。”（庞培《周末在一家有啤酒的店里》），他们舒张的诗句都不太规避散文长句，大概有太多的话要说，只好让诗歌与散文交融在一起，共建一座经验和挚爱的大厦。他们似乎都懂得长句的弱点，以及运用得法会产生的奇效。我把这视为庞培后来创作出许多本散文的秘诀。即不在于他对长句的喜好，而在于散文化的倾向可以帮他揽括更广袤富饶的意味。 大概是几年前，我偶然在《雨花》杂志读到过他写的小说，当时的发稿人是毕飞宇。记得毕飞宇与我交流过那篇小说，他认为庞培写得不错，但我的看法完全不同。那篇小说表明，他没有真正掌握小说的形式，反倒让人惊叹他的随笔才华。大概他考虑写随笔要比写诗晚，写小说要比写随笔晚，这样我就可以把他写随笔和小说的出发点，都理解为与写诗有关。对一个有越来越多内容要表达的诗人，诗歌能发挥效果的范围，就成了一个局限。怎样处理某些题材或经验，自然就演变成处理更宽松体裁的需要。我认为舒张不羁，以及让诗和随笔相互塑造，是他给诗、随笔带来异质的根本原因。说真的，小说对这一做法的接受程度，要小得多。小说需要更为全面的推进，而推进恰恰不是他的长处，这使他在小说中受到限制，小说不再像随笔那样，可以任他纵横驰骋。读完他去年送给我的两本随笔，这个看法越发变得清晰。即他的浪漫抒情天性，天然地为他准备好了通向抒情诗歌和随笔的道路。他对色彩、细节、反常的偏爱，甚至还可以视为纳博科夫，试图附魂于一个东方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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