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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福楼，天津市中小学教研室副主任，正高级教师，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入库专家。 写过几篇关于减负的文章。近日又见舆论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事的热度又增加了。 减负是个老话题。当前旧事重提，舆论有一个新的看法：学校这边由政府主导，行政部门所抓的是增效减负。你这边负担减一点，社会机构发现了商机（这属于市场部分），家长同步跟进，又把负担加上了。一减一增，学生的负担依然故我。 针对这个情况，舆论呼吁要从社会综合治理方面落实减负任务。这个想法很好，决心也很大，政府也希望有作为。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要说清楚：学校增负、家长增负，学生自主增负，这些方面的增负都是被动性的。也就是说，这些行为方并不是乐于增加学生学业负担的；他们增负的行为都是迫于形势，出于对于学生发展预期的紧迫感和社会传导的压力。 或许，在增负的各个方面，只有培训机构是出于盈利目的，而在适合市场需要提供针对性教育服务。你这里让学校减负，你那里让社会培训机构自律，并且加强监管，规范行为；可是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一个现实——当前社会发展之于人才的需要，日益专业化和走向高端；与之同时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生存压力和过好日子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某些时候，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以及就业中，客观存在一个既定事实——只有获得学业竞争优势，才能在未来面对社会竞争时有好的占位和条件。 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如此。国家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他们的发展通道就是学业竞争。人才竞争，转化为学业竞争，学业竞争再转化为主动增加负担。这个紧箍咒，至少在这个教育发展阶段是摘不下来的。 中国如此，世界如此；儒家文化圈这个现象更加突出。日本有学业负担问题，韩国有学业负担问题；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社会福利较好，对于高端发展的学生而言，一样需要主动增加学业负担。 今天如此，过去也如此。本世纪初，我们启动课程改革实验，本人与新加坡和台湾教育人士交流，他们同样困惑于无法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而且很难干预市场部分。出于教育责任，他们又不忍心看着孩子们，出了校门又重新进入培训机构，这门出那门进。学业负担客观存在，在不同的人群感受力不一样。我国教育的压力传导更为突出，这个现象要比其他教育体表现得更为显著。 中小学的教育负担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在教育本体上，我们提供的教育服务，不是最高质量的，不是支持各个区域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是平衡的，也无法满足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化需求。这个特殊需求你给不了，我就要到社会上去选择，去补偿，这就是购买服务。二是在大国发展，初级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提供的社会福利有限，就业压力上还是很大；我们无法做到，让学生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学习，为了实现社会价值而学习，还要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特长、专长来学习。基于学生本体需要的学习条件并不具备，学生在强制性的环境里学习，他们的心理感受至少是有巨大压迫感的。 减负这个事，不要造舆论。这是个问题，就按照问题对待，逐步探寻解决的办法。我们也不是一无作为。当前启动的深化课程改革，要求学校进行课程建设，在落实国家课程，保证教学高质量的同时，要建设丰富的校本课程，为学生发展提供个性化选择学习机会。这不就是为支持学生特长和专长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吗？另外，也要教育家长，要让他们不要盲目追高教育需求，对于孩子发展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超出其承受力去压迫他们学习。中国的家长式作风，总是强制性的，从自己一厢情愿出发，规定孩子做什么。在一些中国家庭里，教育民主，以及对于孩子主动性的激发，对于孩子的尊重，都做得不好。这些都是有改进空间的。当然，某些培训结构，打着名师名校的旗号，不断为高厉害考试推泼助澜，有损于良好的教育舆论环境。这也是要管一管的。 减负这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尊重学生的需要，为学生发展服务，全社会都有这个意识，而且这样坚持做下去，所谓负担的问题逐渐就不再是问题。这个问题是教育发展的附着性和连带性问题，不是本体性问题。对此我反而是不那么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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