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要听人劝，但也要明辨是非，不能什么话都听

【夫听察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若人主听察不博。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数有所乱矣。】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四十八《体论》。

『听察』就是听取和考察各种意见；『门户』，这个是比喻，它比喻事物的关键；『机要』也是关键的意思；『无方』，没有方法；『数』就是策略的意思。这句话翻译过来意思是说：听和察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假如君主不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只接受亲信者的言论，那么谋划必定有疏漏，不能尽收好的策略；假如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但采纳的方法不对，考察也不精确，那么策略必然混乱无章。这一句话是提醒做领导者的，要广泛地听取建议。

但是君主身处万人之上，日理万机，要关心的事情很多,自然会有很多细小的事情被他遗漏。所以要依靠贤明的臣子来辅助他，洞察百姓的疾苦。所以他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情况，对全局有所了解，否则的话，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这里就讲：『若人主听察不博，偏受所信，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如果他不能广泛地听取和明察，只是接受亲信者的言论，一味地顺从他的欲望的言论，那么谋划必定会有所疏漏，不能把所有好的策略都能够用得上。

但是另一方面，『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数有所乱矣。』假如他能够广泛地听取和明察，但是采纳的时候又没有一定的方法，考察也不精确，那么谋略也会杂乱无章。也就是说，虽然广泛听取意见，但是如果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有可能被谗言所误导。

我们看一看唐太宗他是怎么样来对待谗言的，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句话。在贞观时期，尚书右仆射杜如晦上奏（这个尚书右仆射、左仆射就相当于宰相），他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奏折叫做『拔士论』（就是要选拔、提拔这些读书人）。在这个奏折里就讲道，人的思虑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能担任好几个职务，所以应当多选拔一些人来担任这些工作，不能一个人身兼数职。”杜如晦就讲道，他说：“这一段话应该是讲我们（就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些兼任了好几个国家重要职位的人。”

太宗听了之后，就对戴胄说：“我是以至公来治理天下，不是因为这几个臣子跟我关系不错就委以重任；不是因为他们是跟了我很长时间的旧臣，我才偏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有真正的才能和德行。所以陈师合这么讲，其实就是在毁谤这些大臣，刻意地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过去三国时期的蜀后主虽然昏弱，南北朝时期的齐文宣虽然狂悖，但是因为他们信任诸葛亮，还有杨尊彦，没有丝毫的怀疑，他们的国家才能够得以安定。今天我也是因为有杜如晦、房玄龄等这些大臣，才能够让国家得以治理。”于是，他就下令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南去了。你看，太宗虽然引导群臣要直言不讳、要劝谏他，但是他在接受劝谏的时候，也是要明辨是非邪正，不能什么话都听。

在贞观三年的时候，太宗又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他听闻自古这些帝王上合天心，都是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来治国，因而能让天下太平。但是，除了这些帝王有仁爱之心之外，关键还在于有这些股肱大臣的辅佐。所以他体会到这一点，就广开直言之路，让臣子劝谏。他广开言路的目的，就是要了解自己政事的得失，看看老百姓之中有没有被冤枉的。

但是近来却发现，这些上奏言事的人都是在揭发人家的隐私，谈论百官的缺点，而且有时讲的这个事情非常地细小，和国家的安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结果怎么样？太多的人都是在利用皇帝广开言路的机会批判别人的隐私。

太宗接着就说，他考查历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为一些人攻击臣子的隐私，造成君主怀疑臣子，对臣子不信任了。而一旦君王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达了。所以，臣子“欲尽忠极虑”，这个臣子想竭尽全力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也做不到了。

所以你看，中国人他讲事情都非常讲中庸之道，没有偏在一边。虽然是鼓励人们犯颜直谏，提不同的意见，直言不讳，但是也懂得明辨，不能诽谤别人的话也听，不符合公义的话也听。就是说，不能够因为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专门告发别人的隐私，进献谗言，而去怀疑臣子，乱了君臣之间的关系，这样对国家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唐太宗下令，从今以后，假如有人上书攻击别人的阴私小恶，就要定他进谗言的罪。所以唐太宗一方面广开言路、听取谏言，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能够明察、分辨这些劝言的邪正，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使谋划、策略不至于错误。

看了《群书治要》，体会到当一个明君不容易，而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要有识人之明，要知人善任。

因为一个团队什么人都有：有些人自己不干事，或者自己分内的事情干不好，还就喜欢干预、挑剔别人的事情，诋毁别人的善行，以此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有的人默默干了很多事，也没有把这些挂在嘴上，领导以为他没有做事；相反，有些人不怎么干事，就是喜欢围绕在领导身边汇报，领导以为他做了很多事；还有身边的人天天都辛苦做事，人往往习惯成自然，对他生不起感恩的心；而有人偶尔为我们付出了一次，我们反而对他感恩戴德（父母，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