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

第一百五十六句：

【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即孔老夫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贤德的人、善人善行，就要想到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让自身也具备这种善行；见到不贤德的人，或者做得不好的人，一定要反过头来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如果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加以改正。所以，无论是见到贤德的人、还是见到不贤德的人，见到善行、还是见到不善，都要提起正确的观念。

怎样提起正确的观念？见到善行，要一丝不苟地自我对照，并且加以学习效法，而不是嫉妒、障碍他；看到不善的行为，一定要戒慎恐惧地反省检点自己，并且拿来警惕借鉴，而不是嘲笑、批评、瞧不起他人。修行一定是修正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都要善观己心。

“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批评指正我，又批评得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老师。所以那些真正有成就的君王，都重用能够批评指正自己的人。唐玄宗为什么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因为在创造开元盛世时，他所重用的是韩休、张九龄等这样的忠臣。他重用的韩休，会随时指出他的问题，以至于他都经常保持很紧张的状态。

有一次唐玄宗在照镜子的时候，好像瘦了很多，旁边的人就进谗言：“皇上，都是韩休让你瘦下来的，他这样做太过分了”。结果唐玄宗说：“有一个大臣叫萧嵩，他每次来跟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都顺从我的意思说，还称赞皇帝英明。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很高兴，但是他一离开，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得他所说的话都是谄媚我的，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心里很不踏实。而每一次韩休来的时候，都是指正我的过失，让我每每感到很难过，但是他劝完我以后，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虽然我很难过，但是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却睡得很踏实。”可见，唐玄宗是一个很明白的人。他还说：“我用韩休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我这个身体不要瘦下来。瘦了我一个人，但是肥了天下的人，很值得。”

从这一段话就能够体会到，唐玄宗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关键在于他能够重用正直的大臣。如果没有重用这些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他自己有了错误，自己都不能够认识，更谈不上去改正了。结果后来“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朝不复谏疏来”，后来张九龄年老，韩休也已过世了，就没有劝谏的奏折再递上来了。后来见到了杨贵妃，玄宗就陷到情欲当中不能自拔，从此皇帝不早朝。最后导致一个能够创建“开元盛世”的皇帝遇到了“安史之乱”，险些酿成亡国的悲剧。

由此可见，领导者身边的人，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可能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甚至决定他的团体、国家的命运。所以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而从劝谏我们的人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自身的不足，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肯定我，肯定得对，这是我的朋友。魏徵对于唐太宗而言，是亦师亦友。因为他不仅仅经常劝谏太宗的过失，也经常肯定太宗正确的言行。在《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在贞观六年的时候，皇帝对侍臣说：“你看古代的君主，有的兴盛、有的衰亡，就像有早晨也有晚上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都是因为闭塞视听，不知道时政的得失所在。”“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忠正的臣子不敢犯颜直谏，而邪曲不正的、谄媚巴结的人却被举进，以至于君王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导致了灭亡。

“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我处在宫廷之中，天下的事情不能完全地知晓，所以才任命大臣作为朕的耳目，不要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用心了。

《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书经》上说，可爱的不就是君主吗？可畏惧的不就是百姓吗？“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天子即一国之君，他有道的时候，人就把他推为君主；无道的时候，人们就会推翻他，弃而不用。这件事实在是令人畏惧。

魏徵听了之后怎么回答？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丧失了国家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在安定的时候，就忘记了危亡的时候；处在盛世的时候，就忘了国家可能会败乱，所以才不能长久。现在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平，还能够留心治理国家的道理，能够战战兢兢，像面临着深渊、踩着薄冰那样小心谨慎，国家自然会绵延久长。我又听古语说，君主像船一样，人民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认为这件事诚可以畏惧，应该小心谨慎，这确实是像您所说的那样。”

可见，魏徵对于唐太宗所说的正确言论，也是予以肯定，而且还要再进一步提醒他保持一种战兢惕厉的态度。所以他对于太宗而言，既是老师又是朋友。

“谄谀我者，吾贼也”，总是谄媚、巴结、顺承的，是贼害我的人。齐景公身边就有一个特别善于谄媚顺承、投其所好的谀臣梁丘据。有一天，齐景公看到梁丘据骑着马奔驰而去，就对晏子说：“梁丘据是与我意见相同的人，和我很和谐。”晏子说：“梁丘据只是和您保持意见相同的人，并不是与您和谐的人。”

齐景公就问“同”与“和”的区别？”晏子就用做菜来做比喻，说：“做菜烹饪的时候，要放酸、甜、苦、辣几种不同的味道加以烹饪，菜煮出来味道就好吃，这叫做“和”。而现在，您说什么好，梁丘据就跟着说什么好；您说什么不好，他也就说什么不好，这就是“同”。和你保持意见相同的，就像做菜只放一种调料，就很单调了。“同”与“和”的区别就在这里。”

所以，真正与君主和谐的臣子，恰恰能够弥补君主的不足，指正君主的过失，防止他一错再错。一味顺承、谄媚、巴结君主，就是放任他的错误，让他一错再错，错得离谱，甚至导致亡国。

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子：“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统一天下。而现在我的兵车有一千辆，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回答说：“齐桓公率领的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左右全是娼优，谄媚邪恶的人在前，阿谀奉承的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

可见，领导者成败的关键是任用贤臣、忠臣，而不在于兵车的多少、实力的雄厚与否。为什么任用忠臣这么重要？任用谀臣，会让君主洋洋自得，有过失也不知道；而任用忠臣，却可以随时指正君主的过失，改正君主的错误，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贞观政要》中说：“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这个君主很昏暗，臣子又阿谀奉承，君主昏暗，不能够识别人才，臣子还一味地讨好他、巴结他，不能指正他的过失，他的危亡马上就来到了。这是说明谀臣的危害。“谄谀我者，吾贼也”，对我谄媚巴结、一味顺承的，是贼害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