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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阴阳神气的天命观·内化于理之神之“我”的觉醒 5.5.2“我”的觉醒 理性识神的核心在“我”-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升华，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等外部环境，发展出以文字为载体的具有内在条理性的逻辑模式，促进思维的发展。所有文化技术，无不是思维的产物，文化本身无法证明自己，或其它文化是否具有生命的真理性，只有最佳生命结局-“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才能评判文化的人文价值。人们迷信科技文化，习惯将科技文化作为文化标准，评价中华传统文化，评价中医学。 “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我”；相对于其他群体，我所在群体是“我”；相对于其他个体，自己是“我”；相对于自然界、生物界，人类是“我”等等。“我”的意识、思维、理论、技能，建立在理性识神之上，以外调节为途径，没有理性识神，就没有文化技术，就没有世界文明。 人是哺乳动物的高级生命形式，存在哺乳动物的共性特征，一有机会，灵魂深处的野性会爆发出来，造成文化灾难、形成技术牢房，肆意摧残、杀戮“我”之外的人、人群，消灭“我”之外的文化。人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既有人之形，又有人之神，人之形和人之神“形与神俱”，没有“我”的人性之善的精神净化是不可能的。 “我”的灵魂中有野性，有人性，人性大于野性，理性识神创造的文化技术就具备人文精神，野性大于人性，文化技术就成为野性张扬的助推剂，对自然的破坏性和对生命的危害性，都是无法估量的。 文化以人性之善为导向，“我”应该知道人的自然位置，知道在不破坏自然和谐、营造人际和谐关系的前提下，运用、推广、转化文化技术，让文化行为在生命可持续发展的约束下活动。对自然客观，文化技术不伤天害理，和同于生命之道是“我”的人性觉醒的标志；在人际关系，文化技术不以经济利益为动力，不以功名成就为取舍，平等待人、谦虚做人、利他，是“我”的人性觉醒的标志。 混沌之人，没有破坏自然的能力，对他人的伤害也很有限，野性犹如笼中之兽，走不出基本需要的生命范围。人早就脱离了混沌蒙昧状态，大脑的进化使人具有了理性识神，“我”的意识觉醒大多是自发的，以野性意识为主，表现出掠夺性、扩张性和排他性的外调节行为。在具有了文化技术之后，这种外调节的能动作用，有了充分施展的条件和本事，而且会随着文化技术的进步而发展，比《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还厉害。航天器大闹天宫，潜艇搅翻龙宫，钻探遁地，拔一根毛就克隆生命。神通广大的本领没有人性的控制，孙悟空自我意识觉醒的后果，天宫、龙宫失去了安宁，没有了自然秩序，给大多数人带来的是灾难，不是幸福。 孙悟空皈依佛门，“我”戴上人性的紧箍咒，稍有妄动，就会受到人性之善的责罚，天得到宁静，海得到宁静。网名“彻底放下”，佛教精微选了这样一段话：“学佛不是迷信，而是学习一份真理。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当念头里有欲望、怨恨时，就会造作恶业，感受苦果；但若念头里有慈悲、有奉献，那将会造作善业，感得乐果。因此，我们无须担忧未来如何，我们只要顾好当下的行为即可。”他转清心法师的话，“红尘看破了，不过是浮尘；美丽看破了，不过是躯壳；生命看破了，不过是无常；爱情看破了，不过是聚散。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 佛学是人性之学，是引导人性之善的文化。佛学普度众生脱离野性之苦、野性之难。弘扬佛学等中华传统文化，普及人性之善的国学，对于预防再出现孙悟空式的野性灾难具有积极意义。没有人性文化的教育，就很难保证不会再出现希特勒，不会再出现东条英机。现在的人，多么像没有皈依佛门、野性十足的孙悟空，文化技术不断制造出来的生态灾难，使大家丧失了安宁、自然的生活家园。“我”的觉醒，要有人性之善的精神保证，没有人性净化，人人都像孙悟空那样，任随“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野性发展，暴力横行，搅乱社会秩序，就丧失安居乐业的时空条件。 科技文化的发展，不能像当年的红卫兵，不顾一切地宣扬、培养“造反”精神。人不能造自然的反，也不能造社会的反。自然是人类的摇篮，把摇篮砍烂了，人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社会是人们相互依存的条件，把社会秩序破坏了，人们就会流离失所、亡命天涯。战国纷争，楚汉拼斗，隋唐更替，金元战乱，乃至于近代的八国联军，甲午海战，德日发动的世界大战等，哪一次没有造成生命的灾难！ “我”的意识觉醒，只是人性净化的开端，不代表具有了善的精神。灵魂中的野性极其顽强，在物质进步、经济发展不断彰显着科技文化、商业文化正确性的情况下，理性识神昏昏然也，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自觉，反被当成落后、当成愚昧，打倒而后快。“我”的觉悟应该是人性之善的生命觉悟，没有人性之善的驾驭主导，科技文化、商业文化越发展，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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