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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图》页，宋，纨扇页，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牡丹审美文化是唐代牡丹审美文化的延续，不过其中所具有的明确的政治取向却是唐代所罕有的。如果说唐代牡丹审美玩赏风习主要是建立在对于牡丹形色之美的发现与渲染，以及群体性、世俗性牡丹审美玩赏风习的形成这一基础之上，因而还没有在牡丹与政治盛衰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象征性与同构关系，那么，北宋百余年牡丹审美玩赏风习，恰恰与朝廷政治建立起了特别紧密的关联，牡丹及相应的审美玩赏活动被视为朝廷之祥瑞、政治之盛明、国家之繁荣的表征。这无疑为牡丹文化注入了强烈而明确的政治意涵。北宋末及南宋时期士大夫文人借题咏牡丹以表达政治关切与家国情怀，在牡丹与政治盛衰、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象征性与同构关系，其中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即源于北宋牡丹审美文化中的这种明确的政治取向。 北宋牡丹审美玩赏风习之趋于极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洛阳在北宋成为牡丹玩赏活动的中心，其繁华热烈之程度远超唐代；在此基础上，牡丹在北宋正式获得了“洛阳花”或“洛花”的文化身份；牡丹玩赏活动成为士大夫文人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比较稳定的、习惯性的休闲娱乐方式；洛阳牡丹及牡丹玩赏风习对其他地区和其他种类花卉之栽培与玩赏产生了较强的辐射效应；朝廷及地方政府围绕牡丹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或惯例，强化了牡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象征意味。 一、政治中心的转移与洛阳牡丹风俗之极盛 唐代牡丹玩赏活动的中心，首先是在长安，其次则在东都洛阳。这一点可以从唐代牡丹诗及大量涉及唐人牡丹玩赏活动的史料笔记中得到证实。晚唐五代，战乱频仍；长安洛阳，屡经焚掠；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劫持昭宗迁都洛阳，长安宫室、官署、民屋被拆焚殆尽；长安牡丹及相应的玩赏风习自然因而大受摧残，焚荡殆尽。五代时期，不同政权主要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同时以洛阳为西京，并时常驻跸于此。洛阳作为旧唐东都，虽有西都之名，在战乱中实亦比较落寞衰乱。北宋立国，以开封为首都，以洛阳为西都。随着天下形势的稳定，开封、洛阳等地区中心城市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就地理形势而论，北宋时期，长安已偏处西北一隅，无复唐时之盛。由于以上政治、地理形势的变迁，待天下重新定于一尊之后，人们又开始热衷于牡丹玩赏活动，而此时牡丹玩赏活动的中心，遂由唐代时的长安，转移到北宋时期的洛阳。 北宋洛阳种植及赏玩牡丹之盛况，见载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及大量宋人笔记小说。《洛阳牡丹记》云：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阳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是洛阳者，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1］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人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云：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姚花”初出邙山后白司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别本作“北”）诸寺间有之，岁不过十数枝，府中多取以进。次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枢密园池中岛上。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往观，他处未有也。自余花品甚多，天圣间钱文僖公留守时，欧阳公作《花谱》，才四十余品，至元祐间韩玉汝丞相留守，命留台张子坚续之，已百余品矣。“姚黄”自秾绿叶中出微黄花，至千叶。“魏花”紫红，叶少减。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黄”为王，“魏花”为妃云。［2］ 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可知，至少在北宋前期，洛阳人已极爱重牡丹，洛阳牡丹也已经当之无愧为天下第一，洛阳人称其他花为果子花，独称牡丹为“花”，洛阳人“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他诸花皆不足称花。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尝于西京留守钱惟演园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座后，细书字满其上”，列牡丹名“凡九十余种”，可知钱惟演已留意洛阳牡丹甚久；欧阳修在西京任职期间，虽然几次都没有赶上牡丹花盛开的时节，无缘一睹盛况，但却甚为留意洛阳牡丹风俗，后追忆前事，撰成《洛阳牡丹记》。邵伯温早年尝与诸名公交接，《邵氏闻见录》所引述的一则记载，对于洛阳牡丹种植与赏玩之风的描述，比欧阳修所见到的情景，更胜一筹。
宋参政欧阳文忠公修（清南薰殿藏本） 二、士大夫文人的牡丹情结与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确立 欧阳修因与洛阳及牡丹有这样一段因缘，所以后来在他的诗词歌咏中，多次以“洛阳花下客”自称。比如他在景祐三年（1036年）因书责高若讷，被贬任夷陵令［3］，有《戏答元珍》诗一首云：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有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1］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谪居夷陵时的情绪牢落和思乡怀归之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洛阳花下客”自称，既包含对昔日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期的忆念，又包含对洛阳牡丹的特殊感情。从诗意来看，夷陵花虽较晚，但号称天下第一的洛阳牡丹不也开花很晚吗？言下之意，不必因花开较晚而有所怨嗟。但细味诗情，夷陵野芳终究不能与洛阳牡丹相比，意即此时作者之贬谪流落，终不如洛阳时期之雍容风雅。因此“洛阳花下客”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比较明显的失落感。他的另一首《夷陵书事寄谢三舍人》结句云“曾是洛阳花下客，欲夸风物向君羞”［1］，也流露出相似的情感和心理。 欧阳修对于洛阳牡丹的关注，以及屡以“洛阳花下客”自称，使洛阳与牡丹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的另两首诗中《送西京提点刑狱张驾部》“洛阳花色笑春日，锦衣昼归闾里惊”［1］，《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赠以洛阳花满盘，半艳争奇红紫杂”［1］，都直接以“洛阳花”称牡丹。与欧阳修同时或稍后的诗文作者笔下，牡丹亦往往被直接称为“洛阳花”或“洛花”。比如张咏《劝酒惜别》诗云：“明朝匹马嘶春风，洛阳花发胭脂红。车驰马走狂似沸，家家帐幕临晴空。”司马光《和君锡雪后招探春》云：“天上诏来难久驻，直须早看洛阳花。”《送尧夫知河中府二首》其二云：“何时重载酒，同醉洛阳花。”赵抃《送刘昭寺丞游河南》云：“云水无心是处同，洛阳花发正春风。”《韩钦圣问西洛牡丹之感》云：“韩君问我洛阳花，争新较旧无穷已。”赵湘《答仲章别后见寄》云：“怅望洛阳花，金尊不同倒。”徐积《客去》云：“贪忆洛阳花，忘却江头柳。”范纯仁《鲜于谏议挽词三首》其三云：“连日赏穷伊阙寺，乘春看尽洛阳花。”华镇《春日杂兴诗》云：“宁如溱洧赠，复异洛阳花。”以上诸例，便皆以“洛阳花”代称牡丹。又比如韩琦《和袁陟节推龙兴寺芍药》云：“广陵芍药真奇差，名与洛花相上下。洛花年来品格卑，所在随人趁高价。”《览崔象之寺丞诗编》云：“秋月照空澄万景，洛花无品空多名。”《北第洛花新开》云：“移得花王自洛川，格高须许擅春权。”蔡襄《李阁使新种洛花》云：“新闻洛下传佳种，未必开时胜旧丛。”司马光《和君贶寄河阳侍中牡丹》云：“真宰无私妪煦同，洛共何事占全功。”文彦博《近以洛花寄献斋阁蒙赐诗五绝褒借辄成五篇以答来贶》云：“山翁为赏洛花奇，彩笔连挥五绝诗。”以及范纯仁《洛花已开报潞公》、苏轼《真觉院有洛花时不暇往……》等诗，都径以“洛花”代称牡丹。特别是祖无择《送宋寺丞通判邛州》云：“半刺侯藩重，临邛驿路赊。将经灞陵树，先看洛阳花。”梅尧臣《送赵虞部士宏知蜀州》云：“洛阳花自好，听从杜鹃归。”《寄题刘仲叟泽州园亭》云：“既移洛阳花，又种无家竹。”洪皓《和执中及谢检法》云：“三年不见洛阳花，今日襄阳看转嘉。”所送、所寄之人，皆非在（或至）洛阳，而亦径称其地牡丹为“洛阳花”。这表明，在北宋人心目中，“洛阳花”就是牡丹，牡丹就是“洛阳花”，二者之间联系紧密，“洛阳牡丹”因而获得了一种高识别度和高认同度的“文化身份”。 洛阳牡丹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文化身份”，与北宋文人士大夫把牡丹审美玩赏活动作为一种稳定的、习惯性的休闲娱乐和交往交流方式有密切关系。欧阳修撰写《洛阳牡丹记》，以及经常题咏牡丹，实发挥了很大的文化影响力。 中晚唐时期，牡丹玩赏活动由宫廷扩散到两京士庶及市井民间，并相沿成俗。中晚唐文人士大夫受时代风尚影响，对于牡丹玩赏活动也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从元稹、白居易、徐凝、刘禹锡、令狐楚、李商隐、温庭筠等著名诗人或政治家以诗歌形式对于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予以关注和唱和题品来看，牡丹审美玩赏活动已作为一种休闲娱乐和情感交流的方式进入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北宋时期随着牡丹玩赏之风的趋于极盛，牡丹审美玩赏活动更是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稳定的、习惯性的休闲娱乐和交往交流方式。这一点只须简单考察一下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牡丹诗，即可了解。比如宋初李昉《独赏牡丹因而成咏》云：“绕东丛了绕西丛，为爱丛丛紫间红。”张齐贤《答西京留守惠花酒》云：“有酒无花头慵举，有花无酒眼倦开。好是西园无事日，洛阳花酒一齐来。”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牡丹已成为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牡丹之玩赏已形成一种集体性心理期待。除此之外，王禹偁、晏殊、欧阳修、梅尧臣、韩琦、苏轼等诸名流，莫不在日常生活之中，在牡丹花开季节，闲暇之时，流连玩赏。士大夫群体的整体性关注和参与，以及不断以诗、词、文、赋等形式题咏牡丹，大大提升了牡丹玩赏的文化含量和审美品味，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强化。 在众多北宋知名士大夫中，欧阳修及其《洛阳牡丹记》对于洛阳牡丹“文化身份”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代花木谱众多，仅《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了22种。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并非最早的花木谱，甚至不是最早的牡丹谱。在他之前，先有僧仲休《越中牡丹花品》，后有钱惟演在双桂楼屏风上细书牡丹名九十余品。但是，由于欧阳修以极严谨的态度，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调查与酝酿构思，才动笔撰写这篇作品①。因此，这篇《洛阳牡丹记》在洛阳牡丹种植史的考述、各种牡丹品种的记录与描述、洛阳牡丹玩赏风俗的记述与分析等方面，都可以说是信而有征。比如钱惟演曾记录牡丹名九十余品，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实际上只记录了他所亲见的二十四品，其他则付之阙如。比如除洛阳外，其他各地也种植牡丹，欧阳修在逐一介绍后，从自然、地理、人文等角度重点分析洛阳牡丹之所以“为天下第一”的原因，很有说服力。对于每一牡丹品种得名的缘由，以及给牡丹命名的一般性规律，乃至牡丹栽培中的注意事项等，欧阳修也作了说明。对于当时洛阳牡丹风俗之盛况，欧阳修尤其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使人可以概见这一持续数百年的“京洛风流”。从体例上，《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篇，其中《花品叙》开宗明义即言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然后列举自己亲眼见到的洛阳牡丹中的名贵品目，如姚黄、魏紫等二十四种。这段叙文还对洛阳人之热爱牡丹有所强调，同时对于一些不科学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花释名》部分解释《花品叙》部分所列二十四种名贵品种名称的来历，指出“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同时对每一个品种名称的来历、花期、花形、花色等显著特征予以相当科学的描述。这种生物学的描述，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沿用。《花释名》的最后一节，追述了牡丹花的源起，指出牡丹自唐武则天以后始贵，至他所生活的北宋前期而臻于极盛，其说大体可信。《风俗记》记洛阳牡丹玩赏之风俗与栽培之方法。首述洛阳人爱花之风俗，次言西京贡花之举，最后详述接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以及花之忌讳等，通过众多侧面表明洛阳人对牡丹的喜爱。总体而言，作为一部随笔杂记性质的作品，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不仅层次谨然，结构完整，而且内容充实而丰富，体现出理性、科学的态度，是宋代博物学著作的典范，对后人影响极大。 《洛阳牡丹记》撰成之后，即为文人士大夫所传阅，甚至被大书法家蔡襄所全文抄写。欧阳修《牡丹记跋尾》对此有详细记载： 右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其平生手书小简、残篇断稿，时人得者甚多，惟不肯与人书石，而独喜书余文也。若《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将军碣》《真州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余家《集古录目序》，皆公之所书。最后又书此记，刻而自藏于家。方走人于亳，以模本遗予，使者未复于闽，而凶讣已至于亳矣，盖其绝笔于斯文也。於戏！君谟之笔既不可复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于是可不惜哉！故书以传两家子孙。［1］ 欧阳修为牡丹作记，蔡襄以书法形式加以表现和保存，这在当时已堪称佳话，在南宋时期更被传为美谈，如陈传良《牡丹和潘养大韵》云：“还知姚魏辈何在，但有欧蔡名不泯。”刘克庄《六州歌头·客赠牡丹》词云：“繁华事，修成谱，写成图。奇绝甚，欧公记，蔡公书，古来无。”都对此事作了赞美的记述。 由于欧阳修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他的《洛阳牡丹记》为许多文化名人所关注，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最早最权威的研究洛阳牡丹的论著，洛阳牡丹的文化身份因而更得到了充分确认。
宋徽宗《牡丹诗帖》 三、洛阳牡丹及其辐射效应 在洛阳牡丹获得了一种高识别度和高认同度“文化身份”的同时，其文化影响力和辐射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开封、陈州、杭州、越州、彭州等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洛阳牡丹风俗之影响而成为地方性的牡丹艺植与审美玩赏的中心。 开封距洛阳数百里，五代时期渐成政治中心，北宋立国，定都开封，号称汴京或东京。洛阳牡丹名闻天下，开封虽亦有种植牡丹者，但品种之繁富、花形花色之艳丽奇特，终究远不及洛阳。基于“宫妾爱君之意”，西京留守李迪首先发起向宫廷进贡洛阳牡丹的活动，从此拉开持续近百年的洛阳“贡花”活动的序幕。这种向朝廷进贡牡丹的举动，本身便体现了洛阳牡丹的文化影响力。 为便于牡丹之玩赏，北宋宫廷于各宫殿园囿多植牡丹，如宋真宗至宋神宗朝前期几乎年年举行的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活动，其观赏牡丹的地点便在皇宫后苑。仁宗天圣年间，景灵宫、玉宸殿、安福殿、清辉殿、瑶津亭等处，都曾培植出双头甚至三花牡丹。因这种花品与当时二圣并立的政治局势恰相暗合，一时间引发朝廷重臣题咏双头牡丹以歌颂二圣并立政治局面的诗赋创作活动。宫廷之中对于牡丹花的特别垂顾，一方面与朝臣的推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洛阳牡丹作为一种风尚或文化对宫廷文化产生影响力的体现。 不仅宫中，东京城内各公私园林以及诸士大夫及贵盛之家，也多植牡丹，花开时为开封士庶所追赏。北宋时期的东京，公私园林颇盛。《枫窗小牍》载： 先正有《洛阳名园记》，汴中园囿亦以名胜当时，聊记于此：州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州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4］ 诸园皆植各色花木，以备四时玩赏。如宜春苑，作为春秋游宴玩赏之处，“在朝阳门外道南，本秦王园……每岁内苑赏花，则诸苑进牡丹及缠枝杂花”②。琼林苑及金明池，为各节庆日车驾游幸及士庶纵赏之地。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 驾方幸琼林苑，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大门牙道皆古松怪柏，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占。苑之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冈，高数十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5］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5］ 园圃多植牡丹，暮春花时纵赏，虽不及洛阳之盛，而亦时时行牡丹游赏之事。至于东京士大夫文人的牡丹玩赏，在他们的牡丹诗词中多有咏及，此不赘述。总之，开封与洛阳，北宋之二京，所谓京洛风流，牡丹之玩赏必预焉。 陈州在开封东南三百余里，北宋中期已有栽培及游赏牡丹之事，如陈襄《和宛丘长官赏花》云：“遗我新诗雅兴长，一时花谱为传芳。不须满县栽桃李，却羡风流骑省郎。”陈襄，字述古，北宋中期著名学者、诗人。此处详味诗意，彼时陈州牡丹栽培与玩赏之风已盛，甚至还出现了花谱。陈襄诗中所提及的花谱，现在自然已无从查考。但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的张邦基倒是在《墨庄漫录》中记述过陈州牡丹之盛：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政和壬辰春，予侍亲在郡，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色如鹅雏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许，柔葩重叠，约千百叶，其本姚黄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晕缕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缕之。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以蘧篨作栅，屋围帐，复张青帟护之。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予亦获见之。郡守闻之，欲剪以进于内府，众园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变易者，不可为常。倘他时复来索此品，以何应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为辞，乃已。明年花开，果如旧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6］ 这篇文章述陈州牡丹之盛，文中主要记录陈州牛姓园户政和年间培植出一品名叫“缕金黄”的牡丹奇品并以此牟利的事。围绕这一偶然出现的品种，郡守与园户之间就“剪以进内府”及“欲移其根”的要求分析利弊，最终园户拒绝郡守的要求。郡守之索求，乃为邀功请赏、谄媚朝廷，而“明年花开，果如旧品”，验证了园户的担忧与明智。不过其对于陈州牡丹种植之盛况的描述，颇能引人遐想。按照文中的说法，陈州种花人家称为“园户”，相当于种花专业户，“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则种植规模相当惊人。如此看来，牡丹在当时的陈州，俨然是一项重要的产业。这与洛阳公私园囿种植牡丹以供众人观赏者有所区别。这里的牡丹花，可能不仅供游客就地欣赏，而是大规模集中种植再转售各地。结合北宋后期洛阳花户种植牡丹的情况，以及官家如征收赋税一般征收牡丹的情况来看，北宋后期的牡丹种植显然已颇具规模。 杭州牡丹之玩赏，始于中唐，开元寺僧惠澄移植牡丹入寺，白居易、徐凝、张祜等先后题品，杭州牡丹，由是知名。北宋时期，杭州牡丹种植及玩赏之风颇盛。苏轼在杭期间，曾多次与同僚咏及吉祥寺牡丹，其中《惜花》（“吉祥寺中锦千堆”）自注云：“钱塘吉祥花为第一，壬子清明赏会最盛，金盘彩蓝以献于坐者五十三人。夜归沙河塘上，观者如山。尔后无复继者。今年，诸家园圃花亦极盛，而龙兴僧房一丛尤奇。”［7］625又，苏轼《牡丹记叙》云：“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蓝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盖此花见重于世三百余年，穷妖极丽，以擅天下之观美，而近岁尤复变态百出，务为新奇以追逐时好者，不可胜纪。”［7］329其《吉祥寺赏牡丹》《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等，也是在其地赏牡丹之作。与此差不多同时，蔡襄亦屡赏吉祥寺牡丹，并题诗若干首：《杭州访吉祥璘上人追感苏才翁同赏牡丹》《十三日吉祥探花》《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十九日奉慈亲再往吉祥院看花》等皆是。杭州牡丹尽管早在中唐时期即已有种植，但在北宋洛阳牡丹趋于极盛之时，尤其是在欧阳修撰《洛阳牡丹记》以表彰之的背景下，杭州牡丹栽培及玩赏之风习，不可能不受到洛阳牡丹影响。 越州（今绍兴）距杭州百余里，北宋时期也以多植牡丹知名。宋释仲休《越中花品序》云： 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绝丽者三十二种，始乎郡斋，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里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8］ 据此可知，北宋时期，越州牡丹品种亦相当丰富，并且几乎形成了堪与洛阳比肩的牡丹玩赏风习。对于这一点，欧阳修显然有所了解，因此，他在撰写《洛阳牡丹记》时，与越中牡丹作了比较和评价：“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按照欧阳修的理解，由于绍兴距当时的政治中心比较远，因此，一方面，这里牡丹种植与玩赏的热烈程度不及洛阳，另一方面，绍兴作为地方性都会，其牡丹玩赏风习无法形成全国性影响。所以，他在经过比较后便作出了“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的判断。 据施宿《会稽志》记载，“吴越时钱传瓘为会稽，喜栽植牡丹，其盛若菜畦，其成丛列树者，颜色葩房率皆绝异，时人号为花精。会稽光孝观有牡丹亦甚美，其尤者名醉西施，熙宁间程给事公闢镇越，尝领客赏焉。公与坐客皆赋诗刻石观中，诗存而花亡。曹娥庙前牡丹二株，亦不凡，虽单叶而着花至数百，苞至今存”③。越中牡丹始盛于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后来相沿成俗，南宋中后期仍种植有较为可观的牡丹品种。 除杭、越外，苏州、常州、泰州、扬州等地，亦种植有牡丹，地方官员或过往行客常往寻访并题咏之。如宋初王禹偁在苏州做官期间，有种植和观赏牡丹之举，曾经写下《和张校书吴县厅前冬日双开牡丹歌依韵》《长洲种牡丹》等诗。吕夷简、范仲淹皆有西溪看牡丹之诗，西溪在今江苏泰州，可见宋时泰州亦有种植牡丹之事。常州太平寺亦有牡丹，苏轼《常州太平寺观牡丹》即记其离开杭州后，在常州太平寺观赏牡丹之事。潘阆《维扬秋日牡丹因寄六合县尉郭承范》、邱濬《仪真太守召看牡丹》等，记扬州、仪真赏牡丹之事，说明这些地方在北宋时期也都有种植牡丹。 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彭州牡丹成为一时之胜。宋陆游《天彭牡丹谱》云： 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其后花稍衰，人亦不复至。崇宁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宣和中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9］ 天彭号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遗风。大家至千本，花时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于清明寒食时。［9］ 根据陆游的记载，彭州牡丹种植规模及种植目的，与陈州略似。彭州牡丹品种多自洛中移植而来，其种花赏花之风习，也皆效洛阳。甚至《天彭牡丹谱》也直接仿照《洛阳牡丹记》写成。 与唐代相比，北宋时期牡丹栽培与玩赏之风并不仅仅局限于两京（尤其是洛阳），而是有弥漫天下之势，只要地有所宜，即有可能种植牡丹并时时观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乃是不争的事实，其他各地，包括早在中唐时期即已知名的杭州、越州牡丹，也远远不能与洛阳牡丹相抗衡。洛阳牡丹实以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对其他各地的牡丹栽培与玩赏之风形成辐射，有的地方有可能是从产业化角度弥补洛阳牡丹种植规模的不足（如陈州），有的地方则是对洛阳牡丹亦步亦趋（如彭州）。总之，在北宋时期，牡丹之栽培与玩赏风习，确已超过唐代。洛阳牡丹，则俨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获得了非常明确的文化身份。 注释 ①《洛阳牡丹记》，前人或谓撰于明道二年（1033年），或谓撰成于景祐元年（1034年），据洪本健先生考证，《洛阳牡丹记》当撰成于景祐二年（1035年）。参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4页。其时距欧阳修初任洛阳留守推官已经5年。 ②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一，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施宿《会稽志》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邵伯温.唐宋史料笔记：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袁褧.枫窗小牍［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8］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陆游.天彭牡丹谱［M］//陆游全集校注：第17册.马亚中，薛玉坤，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路成文，男，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74），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和词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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