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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蒙克《呐喊》1893年 爱德华·蒙克（1864-1944）画了这幅《呐喊》来表达内心的焦虑不安。在奥斯陆度过惨淡童年的蒙克，成长在一个被疾病和忧郁困扰、充满宗教狂热的家庭里，他从小就有一种悲观的生活态度。蒙克5岁时，母亲因肺结核去世。9年后，他的姐姐也死于同样的疾病。蒙克在父亲突然离世3年后创作了这件作品，故意运用了孩子似的、天真的视觉语言。蒙克有意识地不受社会期望的影响。他解释自己是如何捕捉回忆的：我不画自己所理解的，而是画自己所看见的。画面前景上扭曲、骷髅般的人物形象，被剥去了一切细节，它的嘴和眼睛在恐惧的尖叫中张大，这个景象是他与两位朋友一起在日落中行走时产生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描述了那个瞬间：“一个傍晚，我沿着一条街道走着，疲倦又不适，一起走的还有两个朋友，这座城市和峡湾就在我们脚下，太阳慢慢落下，云开始变成血红色，我站在那里，因为惊恐而瑟瑟发抖，我感受到一声巨大的无尽的尖叫划破了自然。”海面和天空的波动和呈对角线的线条，加强了紧张不安的印象，几乎吞没了这个尖叫着的人形，但是尖叫本身似乎对远处的两个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由此暗示出痛苦仅在于这个主要人物的头脑中。蒙克为这个景象创作了两幅油画、两幅色粉画和大量版画。画面挑战了已有的艺术传统，以及艺术家的导师——画家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它表达了艺术家个人的极度痛苦，并帮助他缓解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中反复发作的抑郁症和不时产生的恐惧感。 蒙克是一位躁动不安的创新者，他所经历的苦难成就了他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他认为，艺术家应当记录记忆中的场景和感受所带来的印象，而不是绘制客观的画像。他的有如涂雅般潦草的抽象色彩，有悖于传统的绘画实践。他的很多作品都带有自传色彩，令人想起象征主义，表现了诸如悲惨、恐惧和死亡等主题。在巴黎看过保罗·高更和文森特·梵·高的饱含情感的作品后，蒙克发展出了自己的个人风格。他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启发了包括凯绥·柯勒惠支、奥古斯特·麦克和弗朗西斯·培根在内的艺术家。 保罗·克利《新天使》1920年 这个形象，是保罗·克利（1879-1940）在慕尼黑举办他的第一次大型展览时创作的，当时他正要进入包豪斯当一名教师，刚刚写完一本艺术理论《创造性自白》描述他的玄学信仰。克利十分赞赏孩子们的艺术以及他们的绘画中自由尽情的表现方式。在这件作品中，他努力达到一种与之相似的直觉的简单性。所以，尽管小孩子能够画出类似的涂鸦，但是这幅看似小鸟、又像人形、还有些许类似天使的怪画，是为了表现战争留下的记忆和带来的威胁，这次战争笼罩了当时生活在欧洲的每个人。当时还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教动荡不安的时期，虽然《新天使》像出自孩子之手，但它是克利反映时局的超自然想象的表达。当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1921年买下这幅作品时，他在《历史哲学论文》中写道：《新天使》描绘的天使，看似要飞离他正沉思的东西，他双眼凝神，嘴唇微张，双翼展开。这就是人如何描绘历史的天使。他的脸朝向过去……天堂刮来了一阵风，他的双翼遇到了这阵风景，几乎无法合扰。这股风景以无可抗拒之势将他推向未来，也就是他所背对的方向，这场风景就是我们所说的进程。克利作为一名先验论者，认为物质世界只是存在于不同层次的许多世界中的一个。这件作品表现了他如何用一种直觉的、本能的方法来探索这些形而上学的哲学。 克利富有创造力和独立性。他运用包括油画、色粉画、水彩、墨水和蚀刻版画在内的各种媒质，在多种多样的基料上进行创作，例如帆布、棉布、硬纸板、金属薄片、墙纸和新闻纸，使用的技术繁多，其中包括喷漆、上釉和厚涂画法。他的作品包含了几何形状、字母、人物形象或完全抽象形式。他以用色丰富而闻名，从明亮多色到几乎单色都有。作为一名音乐家，克利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了韵律和共鸣。虽然克利与许多艺术运动有关，其中包括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但他的作品依然难以被归类。20世纪50年代之后，他深刻影响了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和色域画家，特别是对神秘学、无意识、儿童艺术和原始主义的感兴趣的艺术家们。 安德烈·马松《女人》1925年 安德列·马松（1896-1987）在一战期间身负重伤。他花了两年时间在医院接受伤口治疗和弹震症带来的影响。他的余生都忍受着身体上的疼痛、噩梦和失眠，情感深受重创，这些都启发他思索矛盾冲突、敌对统治下的人类命运、世界和生活。和当代先锋艺术着迷于儿童艺术的率真一样，马松也表现出类似的诚实风格。《女人》大量呈现出他所期望达到的反学院派的、天真烂漫的创作手法。他最初受到立体主义的启发，特别是胡安·格里斯和安德烈·德兰，艺术成为他表达观念的渠道。到他画这件作品时，他参加了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运动。有迹象表明他运用了自动主义绘画的先进方法，他借这种方法表达了潜意识的想法，表现了他对宇宙力量的信仰。卷曲而有角度的线条，盘绕的波浪线和颜料有肌理的块面，都是在无意识的状况中摆在画布上的，但依然揭示出他崇尚率真的儿童艺术，以及当时被称为原始艺术的简单性。为了达到自动主义绘画所需的状态，他曾说过自己经常绝食或不睡觉，或是在毒品的作用下工作。在充斥着整体构衅的图案之下，可以分辨出一个坐着的女人像，飘浮在一个难以辨识的空间中，这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像。也描绘粗略的内脏器官，象征了宇宙和生活力之间的明显联系。 马松最初在一家刺绣工坊里做图案画工，从画风景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以探索立体主义创作手法继续了艺术道路，然后实验了自动主义，其中包括创作沙画——他在涂料有胶水的画布上撒沙子，然后在形成的图案周围使用油画颜料。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开始运用更加结构化的风格，经常创作带有暴力性主题的作品。后来，他还为戏剧设计道具和服装，绘制书籍插画。 当马松在1923年成为自动主义的倡导者时，他煽动了超现实主义从达达主义中分离出来。对无意识的关注为他们带来了独立。马松最初从立体主义、艺术家格里斯和德兰那里汲取创作灵感，随后在1924-1929年间参加了超现实主义。二战后他搬到了美国，影响了数不清的艺术家，其中包括阿希尔·高尔基、杰克逊·波洛克和马克·罗斯科。 巴勃罗·毕卡索《读》1932年 巴勃罗·毕卡索（1881-1973）在和玛丽-特蕾丝·沃特尔相识5年后，画下了这幅肖像画《读》，他在画中用一种新颖的风格表达了对她的爱意。虽然这件作品表现了他的许多立体主义观点，包括在一个绘画平面上描绘不同的角度，但也以大胆、鲜亮的颜色，和谐、卷曲的线条和潜藏的色情意味为特点。1931至1932年间，毕卡索在布瓦解卢城堡的工作室，画了一系列玛丽-特蕾丝的肖像画，当时她才22岁，刚刚与这位51岁的艺术家开始一段长期关系。在他画的几乎所有关于她的画像中，她都被画成一系列美丽的曲线和富有节奏感的圆形。甚至她的两只胳膊、椅子的扶手都被夸张，与圆圆的身体相呼应。毕卡索将淡紫色的左手画成与鸽子的翅膀有模糊的相似性，因为他有时将她与这个和平、爱的象征相关联。玛丽-特蕾丝的这些画像甚至导致了毕卡索的第一次婚姻的彻底破裂。与此相反，这些图像象征着生殖、性和幸福。这张近似心形的脸庞，可以被看做一种双重肖像：既是玛丽-特蕾丝的脸，又是毕卡索轻吻她双唇的侧脸。毕卡索的名言是，“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才有像拉斐尔那样绘画，然而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绘画”，以及“每个孩子都是是艺术家。问题就是当我们长大后如何依然是一名艺术家”。他在这件作品中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纯洁和童真，但是他也在作品中包含有了许多复杂而革新的思想，这是孩子们无法做到的。例如同时描绘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及糅合各种风格。 毕卡索是20世纪重要艺术家，他和乔治·布拉克一起开创了立体主义，他还对诸多其他运动做了关键贡献。他主要以绘画为主，但民创作版画、拼贴画、雕塑和陶瓷。他不断地发展自己的风格，尝试新的创作技巧，革新了人们对艺术的态度和创作手法。早期受到爱德华·蒙克和享利·德·图卢兹-劳特累克的影响，毕卡索很快开始对保罗·尚尚、享利·卢梭和诸多大师，以及原始艺术产生了兴趣。和布拉克一起发展了立体主义之后，他开创了从多创造力非凡的艺术方向，对现代艺术的革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让·弗特里埃《人质的头》1944年 让·弗特里埃（1898-1964）在伦敦学习艺术时，从特纳的画作中汲取了创作灵感。1917年，他回法国参军，但在1921年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退伍，二战期间，他在巴黎参加了一个由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组成的反抗组织，随后在1943年被纳粹逮捕。在一个朋友的交涉下，弗特里埃被释放，由巴黎郊区的一家精神病直接收容。不过，纳粹用精神病院周围的森林来折磨并处死囚犯，虽然他们的罪行在视线之外，但他依然能听到受害者的尖叫声。从1943年到1945年，他创作了32幅系列绘画，并用青铜铸造了现在称为《人质们》的作品，表达出他的反感和痛苦。这些半抽象的、扭曲的、令人不安的作品，是对战争受害者的象征性再现。这幅画用厚厚的一层石膏做成，然后在薄涂的彩色上用调色刀粗略地涂抹、堆叠颜料，做进一步的构图。从身体上割下来的头颅，放置在黑暗、灰蒙蒙的背景中，暗示了纳粹的暴行的残忍，有力证明了弗特里埃听到、但没有见到的恐惧暴行。有意模糊形象的图像感人、悲凉，是对战争暴行的成熟手法的视觉传达，有边地再现了大屠杀的牺牲者。 出生在巴黎的弗特里埃曾在伦敦短暂地学过艺术，以画家和雕塑家的身份工作，创作抽象但与现实世界中的元素有着既强烈又通常模糊的相似性的画作。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人质》系列，使用了多种表现方式，其中包括渐淡画法和用干笔涂抹多层鲜艳的颜料，还常常加入石膏以增加厚重感。虽然他与现代艺术团体和运动始终保持距离，但他的作品依然以其神秘感、力量和洞见，影响了许多艺术家。他独自工作，不与其他艺术团体来往，他被称为非形象艺术的先驱者，也是斑点派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这两个术语描述的是40至50年代在欧洲占据主要地位的广泛意义上的抽象艺术。弗特里埃影响了许多其他艺术家，特别是让·杜布菲。 让·杜布菲《花花公子》1948年 尽管让·杜布菲（1901-1985）在年轻时学过绘画，但很快就放弃从艺，在1942年40岁时又重新开始艺术之路，当时他开始收藏被他称为“丑的艺术”或“原生艺术”。这种艺术是孩子或者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创作的艺术品。杜布菲不仅仅被儿童艺术所吸引，他还有意识地画得像儿童画，以简单、真挚的点、线、面，尽可能地摆脱知识分子和学院派所关注的问题。他认为自然的和童稚般的艺术比传统的、技巧熟练的艺术，能更真诚更具感染力地表现真实的情感和景观。杜布菲如果知道观众以为《花花公子》出自5岁的小孩子之手，他会十分高兴的，因为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大约从1945年开始，他走访心理机构，收集精神病患者创作的艺术品。 1948年，当他画这幅肖像时，由于他蔑视传统的艺术价值、技巧和方法，倾向由儿童、未经绘画基础训练的人、精神病患者画出的风格，他敏锐感觉到这类人的艺术不加掩饰地表达出含义。他还促进了“反艺术”运动，是在一战期间由达达主义艺术家试图破坏传统艺术观念时产生的运动。杜布菲有着超群智慧，用他的艺术作品引起了公众的愤慨。这张用厚涂颜料和热烈的、孩子似的活力画成的脸，提示出他大胆的背叛精神，以及他的讽刺的幽默感。对于杜布菲来说，图像的粗糙感，以及它粗略描绘的特征，使得这幅画比任何分析性的或技巧性的成品更能引发共鸣。尽管其他二战后的艺术家与他有着共同的想法，但是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被真挚的未提炼的艺术所提示地真理深深吸引。1945年，杜布菲创作了他的“特技绘画”，在焦油、沥青和铅形成的厚实表面上使用极少的色彩。杜布菲以粗略的肌理和看似童稚的描绘手法，用包括水泥、焦油、碎石、金属箔和灰尘在内的多种材料，探索了许多创作手法。他希望凭借这些方法表达激动不安的感情，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他还认为社会应当接受自己的失败，并开始再一次重建自身。 杜布菲最初受到让·弗特里埃的启发，将自己反美学的、淳朴的艺术风格称为原生艺术，这种艺术还被称为局外人艺术。艺术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摆脱传统的观点，影响了许多其他艺术家，其中包括朱利安·施纳贝尔和乔治·巴塞利兹。 威廉·德·库宁《女人像I》1950-1952年 《女人像I》是威廉·德·库宁（1904-1997）在1950-1953年间画的一组6幅女人像之一。虽然这幅画看似是艺术家的随性而发，但是德·库宁断断续续地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画，在上面添加或刮去颜色，继而放弃画它，然后又回来画它。颜料的厚薄、粗糙和光滑，不透明和透明夹杂出现。《女人像I》荒诞的、看似暴怒的画面，是用情感充沛的线条、点面和相互冲突的颜色构成的。画面没有做任何深度感的尝试。大而怪异的眼睛，奇怪张开的嘴，以及庞然大物似的身躯表现了人类被压抑的性欲。当1953年3月德·库宁第一次展出这个系列时，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感到惊愕，认为他背叛了抽象表现的理念。但是，这个女性形象既将他的作品与已有的艺术传统相关联，又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正如他所说：“肉体是发明油画颜料的原因。”这个坐着的女人有着凶光毕露的眼睛和骇人的露齿笑容，像混合了很多女性形象的原型，从圣母像、石器时代的丰饶女神像，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女像。德·库宁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女神像宽大的眼睛、笑容，以及巨大的乳房和锥形的胳膊，为他带来了创作灵感。画面之所以出现露齿的嘴，一般认为是因为他喜欢将杂志图片中人物的嘴剪下，贴在自己的作品上。 德·库宁用他富有表现力、形象化的风格，成为了继杰兄逊·波洛克之后最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虽然创作了许多抽象作品，他依然以扭曲的女人像最为闻名，以自由、大幅度和放肆的笔触为特征。他多次重绘自己的作品，并常常不完成它们，以暗示活力和模糊性。德·库宁认为这件作品是失败之作，差一点在完成前毁掉它。 受到包括从鲁本斯到毕卡索在内的诸多艺术家的影响，德·库宁认为阿希尔·高尔基对他的影响最大。他说：“我遇到过很多艺术家，但是后来我认识了高尔期。”他被归在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行列，在他的行动绘画中融合了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影响了其他许多艺术家，其中包括罗伯特·劳申伯格、弗朗茨·克莱恩和塞西莉·布朗。 塞·托姆布雷《奥林匹亚》1957年 对古物感兴趣的塞·托姆布雷（1928-2011），即使受到弗朗茨·克莱恩形象化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和保罗·克利的童稚画的影响，但依然拒绝了时下流行的艺术运动的观念。1952年，他去北非、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旅行，1953年返回美国时，以密码破译家的身份入伍。从1955到1959年，他在纽约、意大利工作，最终在罗马定居。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奥林匹亚》，从密码学、诗学和神话中汲取灵感，并用自己发明的符号和标志组成的词汇进行创作，其中包括一些可以辨识的文字和数字。白色的画布上覆满了用蜡笔、铅笔和油漆画的涂鸦和划痕，因为托姆布雷想要否定观众对艺术的传统鉴赏，并模糊素描和油画之间明显的区别。这些记号几乎令人难以理解，很像公共厕所里的涂鸦，但也暗指了古代历史的图案和传统，因为画面上可以辨识出单词如“Roma”（罗马）和“Amor”（爱神埃莫），只有眼睛在画面上不断扫视时才能破解。 这幅作品，经常被说成是孩子的乱涂乱画，它与二战后美国艺术分庭抗礼、凌乱的线条，难以辨认的涂鸦，并不是因为缺乏绘画技巧，而是它们是对人类存在的探索，反映并关联了古典艺术和文学。这种具有挑战性并反映了存在主义的元素，战在了抽象表现主义所坚持的创作方法的对立面。 托姆布雷的艺术充满了一收养他的家庭和更广阔的古代传统相关的内容，并且暗指了传说、文艺复兴艺术家，以及意大利的某些地方或事件。他不断革新自己的技术，实验纤细的铅笔线条和厚实的颜料，以跨越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在他的画布上直截了当而自然随性地思考书写、涂画单词和密码的过程。他在军队担任密码破译专家之后，发展出大尺幅的涂鸦风格。托姆布雷的灵感源于行动绘画艺术家的形象化笔触和构图，以及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他独特的风格使他成为国际艺术界中重要人物，并对新表现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彼得·多伊格《水泥小屋》1991-1992年 1991年，彼得·多伊格（1959-）参观了位于法国东北部布里埃的单元公寓楼，这座建筑是富有革命精神的建筑师柯布西耶设计的许多二战后期项目之一，。这座公寓楼被看成是未来的理想生活空间，于1961年投入使用，但是后来却败落。30年后，多伊格和其他建筑师、艺术家在这里进行创作。他使用一台手提录像机，拍摄他穿过树林走向大楼时的周边环境，然后按照自己拍的影片剧照画画。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一系列画作，画面上的建筑似乎在树林之间时隐时现，而这幅画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图像做了剪载，去掉了地面和天空，增强了氛围的张力。这幅油画就像挂毯一样，由多个层次构成，投射出一种引人注目却让人迷惑的光晕，引出孤独和模糊不清的感觉。多伊格说：“直到我看见透过树林拍摄下来的大楼照片时，事情才变得有趣起来……这栋大楼将自己从一座建筑转变为一种感觉方式，让我惊叹不已。”他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氛围和神秘感，而不是照片式的写实。他想让观众思考现实之外的世界。 他最初采用了野兽派风格那种绚丽的色彩创作，令人想起马蒂斯，不过很快他发展出一种柔和的手法。他使用大量不同的媒介，其中包括水彩、水墨、木炭、油画、彩色铅笔和丙烯，他依据直接观察，摄影和想象力进行创作。多伊格不断挑战自己的创作方法，他富有表现力的色彩和构图，它们受到了多种不同的影响，其中包括野兽派、莫奈、高更、怀斯、米尔恩和尤恩的风景画，他的创作与20世纪90年代主流艺术相去甚远。 乔治·巴塞利兹《樵夫》1967-1968年 20世纪60年代，乔治·巴塞利兹（1938-）开始创作表现性的画作，以画面覆盖厚厚的颜料和通常情绪化的主题为特征，灵感源自德国的美术和文化遗产。在1967年到1969年间，他着手创作名为“破裂绘画”的系列，在该系列中用不规则的、破碎的片段来描绘包括动物、牧羊人和樵夫在内的主题。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支离破碎，其中之一还上下颠倒，他用破碎的、颠倒的图像，来反对现代社会和占优势的极简主义和观念艺术。画面上的樵夫头朝地、背靠树，这个倒立的椎夫是巴塞利兹最早的颠倒人物形象之一。画作令人想起1946年在战争重创之后分裂的德国所经历的混乱和不安。巴塞利兹在离开分裂的柏林、居住在一个小乡村时创作了这件作品。他对自己的技巧并不看重，曾经称之为“无风格”。不过，上下颠倒、支离破碎的人物形象和倾注的民族感受开始广为人知、备受赞誉。创作这件作品时，德国社会正在按照美国消费主义的形象进行自我重建，而它象征了一种拒绝的态度。绘画风格表现出许多纳粹所禁止的东西，它也可以被看成对现代生活的抗议。 受到非洲雕塑、样式主义的影响，以及包括爱德华·蒙克、让·弗特里埃、让·杜布菲和他自己的老师汉恩·特里尔在内的艺术家对他产生的作用，巴塞利兹成为了新表现主义的先锋人物，新表现主义以粗率、激进的艺术风格，追随了早期德国表现主义的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壮大，反对观念主义和极简主义。 本系列回顾: 部分图片和文字来自《走近经典 西方现代艺术》一书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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