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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秋入北大学习算起，我在北大已经度过了六十多个年头，也可以说是个老北大人了。不能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十分熟悉，因为草木砖瓦几经变迁，多已不可复识。但矗立的建筑，还可追寻些许旧踪。
我熟悉的建筑之一是文史楼。入学时文史楼刚刚建成，一楼是教室，二楼分东西两边，作为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办公室和教研室，三楼是图书馆阅览室。我一般是在一楼上完课后，就到三楼阅览室读书。我喜欢这里的读书气氛，而且许多大部头的《二十五史》《九通》等参考书，都开架陈列，可以随便翻阅。还有各种中外文字典、辞书，可以查找难点，释疑解惑。1956年毕业留校后，差不多每周我都要到文史楼二楼的教研室学习、开会。挤在老师们中间，主要是侧耳倾听他们的发言，领略这全国最高学府教授们的风采。齐思和先生，和蔼可亲，对人循循善诱；杨人楩先生，为人豪爽，仗义执言，一派正气。张芝联先生对我最为关怀，辅导我学习外语。写作论文，受益良多。如今他们均已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文史楼全部改作教室，我已多年不进去，只是在校园漫步时，总还是要走到它前面的两棵梧桐树下，抬头凝望。当初入校时，它们是刚刚种下的两棵小树苗，如今已长成两人合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的另外一个熟悉的建筑就是图书馆。起初的图书馆是燕京大学的（现在的档案馆），因为地方太小，放不下从北大搬来的图书，所以图书馆就四散各地。我在图书馆查书、借书，除老燕大图书馆外，还在外文楼、俄文楼、电机馆（东门附近，早已拆除）、旧十楼学生宿舍（也已拆除）等这些图书馆的临时放书处查书、找书，四处奔跑，享受着熟悉各种图书的乐趣。1974年，北大盖了新图书馆，我也参加了建馆劳动，虽然新图书馆比起老燕大图书馆大了很多，但在盖的时候我已经听说，这个新馆也不足以放下全部藏书。不过如果再追加预算，等待上级批准，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盖新馆，只好先把它盖起来。新馆利用了一段时间，80年代在新馆的东边又加盖了新馆，就是现在看到的图书馆全貌。不过，图书馆面积的增加，始终赶不上图书数量的增加，我出入书库时，时常看到图书馆管理员汗流浃背地在书库各处将图书搬来搬去，为的是腾出一点地方，好放更多的、源源不断增加的图书。
起初我借书时，必须先到卡片柜查到该书，填写索书条，递交管理员后，等待片刻，才可以取得图书。后来做了教师，有了入库查找的权利，我就到书库里自己找书。改革开放后，可以向图书馆推荐采购书目。那时曾经花费不少时间，到图书馆采编部查新书，填写推荐条。等到自己急需的图书如期买到，心中着实充满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感激之情。图书馆的经费也日益充裕，我利用这一时机，购买了如《德国历史文献》《教父文献集成》、英国中世纪《财政署档案集》等大部头的史料集，使我们专业的图书大为扩充，为后来学生、教师的研究建立了一些有利条件。当然，图书也有买不着的时候。记得勃拉克顿的《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是四卷本的拉英对照本。但头一次只买到两本，后来多次填写条子请求补齐，可是都没有结果，不禁怅然者久之。好在此书在网上已极易查阅，尽可释怀。
现在图书馆建设的重点不只是买书，更多是购买数据库，几乎每周都会有新的数据库出现，有的是购买来的，有的是出版商推荐你试用的，日新月异，目不暇接。还有许多全文电子书库，也在不断建立、增加。足不出户，就可以进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查阅，网络化时代带来了研究的全新变化，全新便利。和我那时用索书条借书的时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对我来说，纸质书仍是最基本的。一本在手，可以颠来倒去，随意翻阅。网络的便利，我也享受一些。可是老眼昏花，不便久视。网络技术不熟练，善变的网络不时给我制造困难。所以我仍然时常跑到图书馆借书，而且按照过去的习惯，仍然是自己入库查找。我感到自己快成了图书馆的一道风景了。一进去，管理员小张、小王等就和我打招呼，入了库，他们就说，马老师你小心点，生怕我在电梯上或书库里摔跤。他们的好心照顾，我十分感激。当然毕竟年纪大了几岁，在书库里自己找书，如果书放在最下一层，蹲下起立就比较吃力；借的书多了几本，就会拿不动。到图书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问题归问题，可是自己查书、找书的乐趣，仍然吸引着我，我将继续查找下去。
第三个我熟悉的北大建筑应该是二院。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历史系就搬到二院办公（一度也曾经在三院），一直到前几年搬到新盖的人文学院为止，可算是那里的老住户了。这里原来是燕大女生宿舍，我们入学时是留学生宿舍，作为历史系各教研室用房，并不合适。那时我系有教职员一百二十余人（中国史专业和世界史专业各占一半，考古早已独立成系），一些教研室人员众多，在狭小的房间内坐不下，只好几个人挤在一条板凳上。椅子、板凳不够用，教研室开会时就到其他教研室拉来拉去。我们在二院的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教学科研高歌猛进，学生认真学，老师认真教，没有多少矛盾、诱惑，所思所想就是将历史科学搞好，将自己的专业搞好。
记得在二院前的草坪上，曾经有老燕大留下的两株西府海棠，每到春天，就繁花似锦，引得我驻足观看。上世纪70年代，这片草坪变为果园，栽种了一些苹果树。苹果树长得矮小枯干，秋天也不怎么结果。现在草坪虽然已经恢复旧貌，但是西府海棠却从此消失了…… 本文刊2018年5月4日《文汇报 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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