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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图书馆是一座大学的灵魂。其存在意义，不仅在于丰富知识储存，更在于精神灵魂的陶冶。图书馆在对校园记忆的承载中，酝酿着绵长而独特的情怀，时代变迁，亦不能改其脊梁。 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从沙滩后街到颐和园路５号，时光荏苒，已近一百二十载。风雨飘摇，几易其址，北大图书馆以其厚重、以其坚毅，始终承载着莘莘学子对于“读书之地”最神圣的想象。“一塔湖图”的校园四景，令一切北大人引以为豪。 翻开北大图书馆的历史长卷，我们看到，无数代图书馆人躬行、坚守，无数代北大学子穿行、驻足。从这里，走出伟人，亦走出名师。朝来暮往，今日的我们，有时候沉醉于浩瀚书海，却很少思考这与风雨共生的伟大建筑，正记录着怎样厚重绵长、跨越了时光的情怀与故事，也很少意识到，你我其实正参与其中。 《北大青年》报社走近北大图书馆，推出“图书馆专题”，共计五篇文章。书写情怀之外，我们亦正视历史现实。在接下来的五天中，我们将先后回溯北大师生的图书馆记忆，探访它不为人知的角落，梳理图书馆建筑发展历程，倾听图书馆人的故事，并探究西楼重建的现实需要。愿《北大青年》“图书馆专题”，带给你感动，亦带给你思考。 在此，我们诚挚感谢北大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日光抚过架上静默的书籍与架下一张张急切的脸庞，月色与窗里映出的的灯光交织成温柔的网。北大图书馆在风雨洗礼、星月注视下默默独立，趟过了百多年的岁月。书山日月长，这其中当有许多故事，值得追想。 几易其址，几扩其容 一百多年里， 北京大学图书馆几易其址、几扩其容，才成为今日“一塔湖图”中的著名胜景。 1918年，北大图书馆从马神庙公主府梳妆楼迁到了沙滩红楼一层，并开设了两个分馆。馆长李大钊锐意改革，提倡开架式借阅，编制卡片目录便于师生们查询，将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真正转变为现代型的图书馆。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北大图书馆，广泛吸收各种书籍，成为连通新世界的窗口。至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终于有了历史上第一座独立馆舍。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北大迁入燕京大学校址，将燕大图书馆（现档案馆）作为总馆。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德学会等院校机构的馆藏并入北大图书馆，馆藏书籍达到160万册。但燕大图书馆储藏量有限，图书只能分散在德才均备斋和俄文楼等校园各处楼顶上。 借阅困难、书籍不能充分利用、自习位置不足，分散藏书带来的种种不便使得新图书馆的建设迫在眉睫。1973年，图书馆新馆（即西馆）动工建设，许多北大学子投入到建设工作中。 1972年级图书馆学系校友、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回忆，“我曾为新馆大楼挖过地基，也常与建筑的工人攀谈，还戴上安全帽，迫不及待钻进尚未完工的大楼里巡视一番。记得有一天，我爬到四楼顶的平台上，心旷神怡了一阵，不料，被师傅反锁在上面，好半天下不来。” 1975年，图书馆新馆建设完毕，分散在校园各处的几百万册书籍要靠人工打包运送到新馆里。看到运书的车停在新馆门前，路过的同学常常放下书包，排成一列传递的队伍，很快便把书传入库中。今日从书架上取下的那一本书，或许仍带着当年师兄师姐的手心余温。  1975年建成的图书馆西楼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博尔赫斯心中的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北大图书馆便是每一个爱书人的天堂。这里的图书浩如烟海，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北大人。 已故中文系教授陈贻焮是北大图书馆的常客。在六十年代编写《孟浩然诗选》期间，陈贻焮一直对孟诗中“涧南园”的位置问题感到困惑。北大图书馆里的众多地方志，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陈贻焮查找地方志时正值严冬，不能生火的书库里没有暖气，每天看书抄书的七八个小时里总被冻得手脚发木。在书库里连续工作二十多天而收集完成的资料，成为陈贻焮写作《孟浩然事迹考辨》的重要基础。 1972年，加尔布雷思等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访问中国，并在北大经济学系进行学术交流。1952级经济学系校友、著名学者厉以宁被选入相关资料编译小组，但五十年代以后国内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关教学研究甚至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批判。“唯有依靠北大图书馆。”厉以宁回忆。不管形势如何，北大图书馆依旧订阅着西方经济学主要刊物，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名著与工具书，“这也许正是北大图书馆的传统与特色。” 著名哲学家陈来在197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研究班，文科教师研究生阅览室（223室，现为文学图书借阅区）是他最常造访的地方。七十年代末写作《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期间，陈来将223室的靠窗座位变成了自己的“专座”。这个座位靠近书库，更有读书人才能体会到的浪漫：“人不多，十分安静；四周伫立着大部成卷的书，造成一种特别的气氛；桌、椅的配合，使人坐下来十分舒服；桌面的宽大，特别适合作考证工作的人，摆开一堆书放在上面，真是自在难得。” 八十年代思想界风起云涌，存在主义、社会批判、弗洛伊德、尼采……各种理论学说走马登场，令人眼花缭乱。1981级英语系校友、诗人西川收集了宿舍里的四十八张借书卡，从图书馆里一摞一摞借书，一摞一摞读完，“于是我拼命读书，拼命思考，直读得昏天黑地，眼里冒金星。”他好不容易借到《十日谈》，却需要在一个星期内还上，宿舍里每人只有一天时间读这本一寸多厚的大书，“夜里亮着灯的楼道也就成了我们读书的地方。” 工具书阅览室里的全套民国《万有文库》与《摛藻堂四库全书》十分难得，让2011级历史学系本科生张雪健爱不释手。他常常闲逛到此，读上几卷被百多年来的学长们翻烂的文史参考书，“《万有文库》里闲翻到的一卷宋俞文豹《吹剑录》印象深刻，里面记了当时的钓鱼执法，让人沉醉。有部《使琉球记》，说出使船队上备有锄头和种子，预备的是被风暴吹出航线流落荒岛后可以定居生活。这些书太广博了，其实记住的并不多，更多的是一种感觉，类似‘修行’。” 谈及图书馆对自己的影响，张雪健说：“看书原本就不完全是为了获取硬性的知识，而是滋润一种柔软的灵魂。像是泡温泉或是熬砂锅粥，慢慢地、一点点地，整个人都变化了。在这里我收获了一种平静和浪漫，在图书馆大厅，抬头的穹顶里是满满的星光，低头的地面上映出我们年轻的模样。这段经历，我永远怀念它。”  工具书阅览室（109室）中的《丛书集成初编》 我的图书馆时代 1952年迁至西郊后，北大扩大招生，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和数目固定的自习座位间始终有着绕不开的矛盾。1975年图书馆西馆落成，这里成为学生们最常去的自习场所。八十年代末，图书馆在天井里（现阳光大厅处）搭起了简易的大棚子，专供自习使用。但座位不足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抢占位置的场景十分火爆。 早上六点起床排队，打完早饭后就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急匆匆吃掉，用毛巾和饭盆占座……1984级中文系校友、中文系教授王风对这些占座技巧耳熟能详。“占座惊魂”曾发生在王风身边，“当时我们84级中文系有个同学，图书馆开门就奋不顾身地冲进去，然后就哐当一声，把图书馆玻璃给撞碎了，居然没有受伤。” 自习室位置拥挤，却能让年轻的心越走越近。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与夫人张玮瑛女士，便是在图书馆相识相知。两人都是历史系学生，在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下逐渐接近，课余最常同去的地方，便是图书馆。在今天的图书馆里，还有一张贴着侯仁之和张玮瑛合照的桌子，两人笑脸旁有一行小字：我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认识的。  候仁之与夫人张玮瑛，摄于图书馆特藏阅览室（318室） 见证爱情的同时，图书馆的书香让师生之谊更为浓醇。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在北大读研期间曾师从厉以宁。为了根据每个同学的特点找到合适的书，厉以宁在讲授国际金融学术史课程前花了一个月，亲自进书库给二十四位研究生各选了一本参考书。平新乔到老师家拜访，碰上了刚从书库里回来的厉以宁，“满身都是灰呀，穿的就像是打工服。当时图书馆夏天是没有空调的，书库也不开窗，一个老师在书库待一天啊，在那个不通风的地方。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忘。” 图书馆里免不了种种不便，但工作人员始终以负责专业的态度一一处理。1985级英语系校友、英语系教授辜正坤在223室的书库里发现了一间小藏书楼，里面藏有许多未编目的原版外文书。两个月后，辜正坤的研究急需一本仅见于那间藏书楼的参考书，返回寻找时却发现它们已经被搬走。他急忙找到管理员，两人在书海里翻查了大半天，然而一无所获。几天后辜正坤再去图书馆，却意外拿到了那本书。管理员告诉他，这是室里的鹿老师花了一整天时间找到的。 大雅的图书馆中自然也有卫生间，1995级计算机系校友、作家许知远曾对这个大俗之地做过一番仔细观察。图书馆卫生间门上对北大未来出路的讨论让他很是感动，其中一组比较北大与清华的讨论文字中就有七八种笔迹，甚至使用了中英双语，“由于情况特殊，环境所限，争辩双方未能做到有礼有节，但是参赛队员对于北大的爱惜之情都是溢于言表的。” 不图世上风云会，惟有山中日月长。无论世事如何更替，北大图书馆始终坚守在知识殿堂的入口。“百余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他们从这里眺望世界，走向未来”，它当得起这句称赞。 参考资料：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邹新明：《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李东明、武振江：《巧妙的构思 成功的连接—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的建筑特色》 （第三张图片为记者拍摄，其余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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