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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昭连 | 唐诗的口语化倾向

 无字无话 2018-05-05

原标题:孟昭连 | 唐诗的口语化倾向

内容提要:语言学家认为,汉魏时期书面语中已现古白话的萌芽,经过隋唐的发展,至唐末五代首先在佛教领域出现了基本以白话叙事的变文作品,并为宋代白话书面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在世俗文体中,白话的发展同样值得注目。唐代古文运动以复古相号召,“三代以下书不读”,语体的文言化超越魏晋。但在诗歌领域则完全不同,唐诗的口语化十分明显,宋词的语言正是唐诗口语化的延续与发展。

作者简介:孟昭连(1950- ),男,江苏沛县人,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艺术与理论研究。

原文出处:《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与作为“史官末事”的小说及散文相比,唐代诗歌在语言观念上更为开放。唐太宗喜文学,设文学馆,招揽文士,提倡吟咏。武后专政,亦大倡文治。文人趋附,多为应制之作,故沈宋之体出,专讲声律,将齐梁诗风发展至顶峰。但民间优人却有《回波儿》(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祇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这样的口语诗,甚至连献给皇帝的赋都是口语化的:“直获得盘古髓,掐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1]开元年间,“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也应该是学习民间而成的接近口语化的词曲。中宗时,李峤做宰相,歌女唱其《汾水行》:“山川满目泪沾衣,荣华富贵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竟把中宗感动得“凄然泣下”[2]。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显然与明白如话的口语有关,如果用骈四俪六的语言,就不至于让中宗如此感慨。由此可见,虽然皇帝对歌功颂德的应制作品并不反对,因为毕竟有政治的因素,但对那些绮词丽句能否真正理解却很值得怀疑;要说从感情上真正喜欢的,应该是这些白话作品,因为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引起共鸣。

一、从“四杰”到李杜

王、杨、卢、骆之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闻名于世,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他们面对南朝齐梁以来的浮艳文风,勇于“思革其弊”,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勇于革新,为唐诗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语体上,针对“上官体”的浮词艳句,“初唐四杰”勇于以口语入诗,创造了清新的诗风。如王勃《九日》诗有“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之句,卢照邻《行路难》中也有“若个游人不竞攀,若个娼家不来折”。其中“若个”是当时口语,意为“哪个”,既可指人,也可泛指。这个词在唐诗中运用相当广泛,指人的再如王维《愚公谷》:“不知吾与子,若个是愚公?”戎昱《听杜山人弹胡笳》:“如今世上雅风衰,若个深知此声好!”李贺《南园》:“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泛指的如东方虬《春雪》:“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张籍《胡山人归王屋,因有赠》:“君归与访移家处,若个峰头最较幽?”等。史书中也有这个词,如《旧唐书·李巨传》:“国忠颇怠,对奉庭谓巨曰:‘比来人多口打贼,公不尔乎?’巨曰:‘不知若个将军能与相公手打贼乎?”卢照邻还有“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后者更为历代读者耳熟能详,甚至已经化作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贺知章那首题为《回乡偶书》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白话程度也很高。《旧唐书·文苑传》谓知章晚年纵诞,无复规检,“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其诗用白话,可能就与其“遨游里巷”的习惯有关,既然接触的是里巷细民,自然就要用他们的语言。曾“求丐取给”的边塞诗人高适,继承了汉乐府口语化的特点,所作五言、七言,多近口语或竟全为白话,如“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以及“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皆令今人读之感到平白如话。高适性格狂放不羁,年轻时结交游侠,有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酒肆或淹留,渔潭屡栖泊”到处游荡的生活经历,这种与下层生活的密切接触,对他的诗风肯定是有影响的。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的诗也是如此,像“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适须醉倒”、“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一类的诗句,用明白易晓的语言,直抒胸臆。再如他写异域风光:“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他的名作《轮台歌》、《走马川行》等,也无不如此。

白话不但在以悲壮为宗的高岑边塞诗中常见,在风格完全不同的以“闲淡自得”为主的王孟诗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大量民间口语。如王维著名的诗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非常直白。“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虽有对仗,读之亦如脱口而出,如口语般清新自然。孟浩然的诗更是即兴而发,信手拈来,无不散发着天然之美。他那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小诗,千余年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一直作为儿童的启蒙教材,原因正在于语体之浑然天成,完全口语化,不但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让孩子们易于理解,便于记忆。

李杜诗的风格虽然迥然有异,但白话在他们的诗中都很常见。李白虽有短暂的宫廷生活经历,但大部分时间混迹于社会的下层,过着“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的日子,“日与饮徒醉于酒肆”。他作诗多是酒后抒情,读者多是下层百姓,当然也包括那些酒客们,很自然地要用这些人才懂的白话。如此,则无论是悲壮的《将进酒》,还是美艳的《长相思》,无论是飘逸的《怀仙歌》,还是沉痛的《战城南》,无不显示出通俗易懂的特色。诸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或者“长相思,在长安”、“长相思,摧心肝”,不都是明白晓畅、近乎脱口而出的口语吗?李白虽然没有现成的诗歌理论,但从他的诗句中,也隐约透露出他的诗歌观念。比如他有“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说明他对齐梁的靡丽诗风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提倡一种清新、真实的诗风。如何用“清真”来挽救“绮丽”的诗风呢?那就是大胆运用口语,用这种最质朴的语言表达心声。

相较于李白,杜甫诗中的白话更为普遍,其最著名的《三吏》、《三别》,就像是用整齐的白话讲故事,给人的感觉好像不是诗,而是如散文般自然亲切。如“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这样的叙事诗,诗人或作旁观,或为剧中人,以质朴无华的口语娓娓道来,无论客观写景,抑或主观抒情,情景交融,如怨如诉。再如“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也是全篇口语。即使是在讲究对仗的诗中,仍然充满口语化的表达,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类,对仗既工,又全作口语,与那些传统骈体专用僻词丽字绝然不同。胡适先生说:“杜甫的‘小诗’常常用绝句体,并且用最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如‘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3]并引南宋胡元任语曰:“此诗浅近,决非少陵语。庸俗所乱,不足凭也。”胡元任所以不相信这是杜诗,乃是因为“此诗浅近”,也就是语言太过口语化,太白。其实,这是杜诗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不知胡元任何以看不出。既然能写出“群鸡正乱叫”、“家家养乌鬼”这样的话,再写“狂风大放颠”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杜甫虽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语,说明他在语言锤炼上非常下功夫,但并不意味着他排斥口语。杜诗之所以被尊为“诗史”,自然是因为其诗内容丰富,反映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而时代语言的运用,正是他能成为“诗史”的重要条件。如果他的诗句仅仅是模仿前代经史诗赋中现成的词汇和典故,又怎能真实表现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比如他在《遭田父泥饮》中写一个农夫社日请自己尝春酒,他描写那位田翁“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把农夫那热情好客却又大大咧咧的性格写得形象生动。再如《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一诗中有“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馔”、“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阌乡姜七少府设鱼十会戏赠长歌》中有“可怜为人好心事,于我见子真颜色”等,清人仇兆鳌评云:“此章赠王倚,后有《赠姜七少府》诗,皆用方言谚语,盖王、姜二子,本非诗流,故就世俗常谈,发出恳至真情,令其晓然易见。文章浅深,随人而施,此其所以有益也。”写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人物,就要用不同的语言。

如果我们将杜甫的诗句分解开来,就会发现杜诗所用的词汇几乎全为口语词,而且又喜欢引用里谚,这是杜诗“晓然易见”的根本原因。所以南宋人孙奕在《履斋诗说》中说:“子美善以方言里谚点化入诗句中,词人墨客,口不绝谈。”[4]他举了二十余例来证明杜诗的这个特点,其中有“吾家老孙子,质朴古人风”(《吾宗》)、“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夜客》)、“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新婚别》)、“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北征》)、“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北征》),以及“南村群儿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几乎都是以日常口语组成的诗句。有些在当时看来十分“鄙俗”的字眼,一般诗人不敢使用,但杜甫也同样大胆引入诗中。比如“吃”字在唐代就是个口语词,在文言中与之相对的是“食”,但杜诗中常用“吃”而不用“食”。如“对酒不能吃”、“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等。杜诗中数量词的使用也很频繁,举凡一、二、两、三、四、五、八、九、十,以及百、千、万等数字,经常出现于杜诗中,而且往往成对入诗,形成对仗。如“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在语言学家看来,量词的大量运用,是近代汉语发展的表现之一。上古文中数词并不少见,但量词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称数仍以不用量词为常见,但较之上古,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使用频率上都有较大发展。杜诗中的量词运用十分普遍,几与现代无异。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等。尤其是一些口语化更明显的量词,杜甫也不回避。如“个”字,即使在现代也是口语中用得最多的量词,杜诗中就经常出现。如“萧萧千里马,个个五花文”、“却绕井栏添个个,偶经花蘂弄辉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后人对杜甫以白话入诗大多给予肯定,如元人房希白这样评价杜诗:“后学为诗务斗奇,诗家奇病最难医。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5]当然,对杜甫以朴实真切的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的倾向,复古主义者是不满意的。比如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6]他说的所谓“雅道”实即文言化,用文言记录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都是雅的,口语进入书面语不论表达什么内容都是俗的。

二、元白尚易

至元稹、白居易,唐诗的口语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还把这种趋势扩展至散文领域。更重要的是,元白对诗文的革新,不仅是一种感性的创作行为,而且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主张。白居易痛感诗道崩坏,“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反对梁陈以来“嘲风雪,弄花草”的诗风,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7]。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认为杜甫的诗歌也不过只有“《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可以称善;而这些才不过是杜甫诗作的十分之三四而已。如何实现“为时”、“为事”的创作主张呢?白居易认为古代立谏诤讽议之官,“俾乎补察遗阙,辅助聪明”,所以他建议恢复采诗制度,“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以实现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另外,白居易还认为应该具有不同的语言观念,在通俗易懂上下功夫。要真实地反映民意,诗歌的语言亦要用人民的语言,即要贴近口语,“删淫辞,削丽藻”。他认为“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所以主张大胆“尚质抑淫,著诚去伪”。所以元稹评价白诗,谓“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8]。也就是在语言上要运用白话,只有这样,诗文要表达的情感和寓意,才能为人所理解,达到普及,最终实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传说“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9]。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己的诗“往往在人口中”,“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有人认为元白诗“鄙俚”,显然是站在传统文言立场上的一种偏见。

其实元白诗的口语化、通俗化是在一种明确的诗歌主张的基础上出现的,并不是他们不懂声律。元稹自谓“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识声病”[10]。白居易“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白居易《与元九书》),可见他们对传统诗歌的格律声韵要求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元白也都有这一类格律、声韵严谨的诗作。语体上的通俗化、口语化,是他们为实现其“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歌主张的自觉行为。有记载称:“世以乐天诗为得于容易,而耒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窜涂抹,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11]周敦颐亦称:“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12]这说明为了实现诗歌的通俗化,诗人下了很大的功夫。要达到“老妪能解”的“平易”境界,也还要经过艰苦的艺术劳动,而非信口胡言的粗制滥造。清人赵翼《瓯北诗话》有云:“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13]文学发展的历史也证明,恰恰是这些写“眼前景”、记“口头语”的诗作,才保持着永恒的生命力。

白居易又作有不少闲适诗,既有写景抒情,也有说理,其共同特点为语言浅易,如“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睡。未尽一壶酒,已成三独醉。勿嫌饮太少,且喜欢易致。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宋人洪迈曾指出东坡诗中喜用“老”字,如“老阿童”、“老庄周”之类;同时还说东坡其实是学习白居易,因白诗中已有用例。语言学家公认作为前缀的“老”字是由形容词转化而来,见于书面语最早是在唐代。由此推测,在口语中也可能早于唐代就已经产生。诗中用“老”字,应该是白居易的首创,他的诗句“十五年前哭老刘”常被语言学家引为最早用例,可以说明这一点。白诗此处“老刘”是指诗友刘敦质。除了这一次,白诗另外还出现了两处“老刘”,皆指刘梦得。另有一处“老元”,指好友元稹,还有一处“老张”指张藉。“老”字是近代汉语中的一个重要前缀词,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凡由“老”字构成的词汇,往往口语性较强,因为在秦汉文言中并没有“老王”、“老李”之类的说法。以“老”字作姓名的前缀,兼有尊敬与亲昵的双重含义,更能准确表现出诗人与他们的密切关系,读起来也亲切自然。

白居易的诗歌语言观念在当时就已经受到诗歌主流的非议,他自己当然也能意识到。他在《自吟拙什,因有所怀》:“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14]“淡无味”当然不会是白居易的自我评价,而是嗤笑他的“众人”对他的攻击,因为他的诗不符合当时讲究声律与辞采的诗歌标准。但白居易对这样的讥讽不以为然,他还是以“时时自吟咏”来表明自信,而且明确表示只有韦苏州和陶彭泽才是真正的知音,才理解他的诗歌。

三、怪辞惊众

韩孟诗派的诗风与元白有很大区别,后人谓韩孟“尚奇警”,元白“尚坦易”。但这不是绝对的,事实上,韩孟的不少诗作也是语言通俗,很接近元白。如孟郊《织妇辞》:“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着蓝缕衣。官家榜村路,更索栽桑树。”我们看不出这样的叙述有什么“奇警”处,只觉得娓娓道来,如叙家常,真实表现了农家女的生活和心声。韩愈《寄卢仝》:“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这也没有什么“奇警”的描写,相反,我们觉得诗人是在讲故事,无论叙述还是描写,都是那样质朴无华。韩愈另有《赠刘师复》:“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馀皆兀臲。”[15]《赠张籍》:“吾老着读书,馀事不挂眼。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不也是一口大白话吗?无怪乎陈师道有“韩以文为诗,故不工”[16]之论。究竟如何看待韩愈这种“以文为诗”的写法,后人看法不一。就宋人论,既有如陈师道所论者,也有相反的看法。《冷斋夜话》记载了北宋几个文人为韩愈诗引起争论的故事。沈括以稍嫌鄙夷的语气说:“韩退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是诗。”[15]但吕吉甫却持相反看法:“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冷斋夜话》的作者惠洪也说:“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读书城南》诗‘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又‘脑脂盖眼卧壮士,大招挂壁何由弯’,皆自然也。”所谓“自然”,就是指诗歌的语言更接近口语,书面语与口语保持着较高的统一性。

卢仝的诗风“怪辞惊众”,“为体峭挺严放,脱略拘维,特立群品之外”,属韩孟一派。卢诗的“怪”首先体现在内容上,如他的《月蚀诗》、《与马异结交诗》、《东行三首》之三、《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所写内容直如天马行空,故胡适谓之“上天下地瞎嚼蛆”。在写法上也“怪”,不拘长短,随意而为,遣词用语,故意用口语。如《与马异结交诗》开头一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如等闲,卢仝四十无往还。……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天公发怒化龙蛇,此龙此蛇得死病,神农合药救死命。天怪神农党龙蛇,罚神农为牛头,令载元气车。”虽然卢仝在口语化上并未超过王梵志,但其诗的散文化程度却是无人匹敌。卢仝除了以“险怪豪放”著称外,也有相当平易的作品。如《村醉》:“村醉黄昏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嗔我惊尔不。”①《小妇吟》:“小妇欲入门,隈门匀红妆。大妇出门迎,正顿罗衣裳。门边两相见,笑乐不可当。”《寄男抱孙》:“下学偷工夫,新宅锄蔾莠。乘凉劝奴婢,园里耨葱韭。”“两手莫破拳,一吻莫饮酒。莫学捕鸠鸽,莫学打鸡狗。”后一首是写给儿子的,故全用乡语。其中“下学”、“偷功夫”这样的词汇,直到现在还活在北方的口语中。宋僧惠洪《冷斋诗话》对卢仝白话诗评价甚高,他说:“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举的例子就是卢仝的《村醉》诗。他认为诗歌只有真实才有气,而口语的运用正是诗人感情真挚的表现。

晚唐继承通俗诗风的诗人还有罗隐、卢延让等。罗隐有诗谓“野水无情去不回,水边花好为谁开。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卢延让的白话诗更有名,甚至还因此得官,不能不说也是一段奇谈。据《五代诗话》: 卢延逊五举方登第。尝作诗云:“狐冲官道过,犬刺客门开。”租庸张相每诵之。又曰:“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成中令激赏之。又曰:“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王中懿爱之。延逊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猫儿狗子力也。”[17]

卢延逊中第之前作诗甚苦,有名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就是出自他的笔下,应该是他自己苦吟的写照。他考了五次才得第,不知与他写白话诗有没有关系。按照常理,卢延逊不会在科场上写白话诗,他应该很清楚不论以白话答题还是作诗,就等于缘木求鱼,不会有好结果。据此则资料,他写白话是用来投谒公卿用的。这种猫狗诗不但题材很俗,又没有什么寓意,语言更是极为口语化的,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诗,居然引起了租庸张相的阅读兴趣而“每诵之”,另一位成中令更是“激赏之”。可见当时并不是每一位士人都抱着传统的诗歌观念不放,用白话写诗照样能产生美感,至少是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卢延逊显然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对症下药地写这种白话诗作为投谒的作品,不想真的派上了用场。既然他自己对人说是得力于“猫儿狗子”,这应该不是谎话。卢延让中第后曾与同科进士被请到宫中参加御宴,每人吃了红绫饼餤一枚,成为他终生的荣耀,年老时尝有诗记之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仍然保持浓厚的口语化特色。

四、白狗身上肿

古诗中有一种调笑谐谑类的作品,往往多白话。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将谐与隐联类而论,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入唐以来,诗人在以诗歌表达兴观群怨的同时,有时也以游戏笔墨写作幽默或嘲戏的诗作,自称“戏作”或“嘲某某”。这类游戏之作,正是以“辞浅会俗”来达到“悦笑”的目的。如唐初长孙无忌就写过《嘲欧阳询》的诗:“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角上,画此一狝猴。”诗中以讽刺的笔法描写欧阳询的长相瘦削。欧阳询也还以颜色,这样描写长孙无忌的矮胖:“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浑浑,所以面团团。”杜甫也有几十首题作“戏作”的作品。清金圣叹在《杜诗解》中说:“先生凡题中有戏字者,悉复用滑稽语。”[18]仇兆鳌在《阌乡姜七少府设鱠戏赠长歌注》中也说:“此有戏意。为人好心事,以俗语入诗,乃对姜少府言耳。”[19]这类作品往往只是作者的随兴闲适之作,没有什么高深严肃的创作目的,有时就是为了单纯的娱乐,有时也是为了讽刺。比如顾况的作品就倾向于讽刺。《旧唐书》说他“能为歌诗,性诙谐,虽士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然以嘲诮能文,人多狎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赠柳宜城辞句率多戏剧,文体皆此类也”[20]。说明顾况是一个性格狂放而诙谐的人。《酬柳相公》:“天下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个身恰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21]《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奚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杜生知我恋沧洲,画作一障张床头。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

唐代还有一些民间诗人,善以白话写诗。据宋钱易《南部新书》:“有胡钉饺、张打油二人皆能为诗。”[22]又据《升庵集》卷五十六:“唐人有张打油,作《雪》诗云:‘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23]所用皆俚语,且故作诙谐,有时暗含讥讽,后人称这类诗歌为打油诗。《唐诗纪事》载胡令能诗三首:“《咏绣障》云:日暮堂前花蘂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小儿垂钓》云: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云:“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24]还有一种“权龙褒体”,也是这种打油之流。据《全唐诗话》卷六有“权龙褒”条,云左武卫将军权龙褒,好赋诗,而不知声律。唐中宗与学士赋诗,权不请自去,中宗戏呼为“权学士”。权龙褒曾受连累被贬岭南,归来献诗云:“龙褒有何罪,天恩放岭南?敕知无罪过,追来与将军。”中宗听了大笑不已。他曾作了一首《赋皇太子夏日赐宴》诗,中有“严雪白皓皓,明月赤团团”之句。有人问他:这哪里是夏景?他回答说:“不过是趁韵而已。”他还作过一首《沧州刺史呈州官》,诗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25]又作《秋日述怀》诗云:“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疆。饱食房里侧,家粪野集螂。”人们看不明白,他便解释说:“鹞子檐前飞,值七百文;洗衫挂园中,乾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如厕见野泽蜣螂也。”又为《喜雨》诗云:“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氤氲。”这位权龙褒是武官,文化素养不是太高,显然欠缺文言知识,但他又想附庸风雅,所以只能本能地以口语作诗。权龙褒的所作所为,在一帮文士们看来是一个笑话,他们认为作诗是不能用口语的;权龙褒却认为只有用口语才能写出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没有什么不可以。可见,这个笑话也无意中反映了唐代诗人在语言观念上的冲突。后来南唐有个叫杨鸾的人,也用纯口语写诗:“白日苍蝇满饭盘,夜来蚊子又成团。每到更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鸾。”虽然不像传统的诗,但句句是明白易懂的大实话,反而让人感觉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反映他的真实感受,用文言反倒是歪曲了。

唐诗中的白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形象生动,表现力极强,这不是那些骈四俪六的花哨文体所能相比的。这些口语化的诗句,表面上看来好像随手拈来,实际上都是来源于社会现实,有很多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充满哲理,所以通过唐诗的传播,流传甚广,对后来的词曲、小说、戏曲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林下何曾见一人’,灵澈诗也;‘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也;‘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也;‘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也;‘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也;‘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在家贫亦好’,戎昱诗也。”[26]除了这些著名的诗句,还有来源于佛教的谚语:“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来自禅宗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来自禅诗诗句:“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引乃真知灼见。

注释:

①此诗又作《归醉》:“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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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翼.瓯北诗话: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4]彭定求.全唐诗:卷429[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5]韩愈.韩愈集:卷5[M].长沙:岳麓书社,2000.

[16]何文焕.后山诗话[M]//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王士禛.五代诗话:卷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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