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诗经历了怎样的兴衰史？ 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小话诗词思虑多日，写下这篇文章。全文一万一千余字，图文并茂，有趣有料，有理有据，可读性强，还有参考价值，阅读大约需要40分钟，建议先收藏。 本文以唐代289年的历史为时间纵贯线，以唐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转型期为时间节点，以合力谱写诗歌的诗人们构建起的一座座馥郁芬芳的诗歌阆苑为驻足点，共同见证唐诗由发展到巅峰再到落幕的全过程。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姘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诚如王国维所说，在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唐代文学中，诗歌是最光彩夺目的，是唐代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清朝初年，彭定求等十余名学者编纂的《全唐诗》，其中就收录了唐代2300多名诗人的48900多首诗，而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冲这一点来说，就远超了任何一个时代。 唐诗是唐代文学成就的杰出代表，唐诗在中国诗史上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唐诗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它的繁荣兴盛经历了一个曲折演变的过程。 但是就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言，唐诗也不例外地经历了发展期，巅峰期，衰退期几个阶段。明初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把唐诗总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大致符合唐诗的发展情况。
一、低调出场的初唐诗歌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延和元年为初唐，共92年，然而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和诗歌。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初唐时间最长，可是无论诗歌的质量还是数量都是最差的，而且一百年间竟然没有出现一流的诗人，缺少异峰的突起。 初唐时期，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初唐四杰的出现使这种风气发生了转变。 初唐四杰是指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四杰齐名，原并非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后世沿用此名评价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名句。
初唐四杰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气和壮烈的抱负，拓宽了诗歌的题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初唐四杰的诗文虽未完全脱离南朝齐梁以来绮丽浮华的诗风，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并酝酿形成了各种新的诗歌形式——律诗，可以说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叩开了半扇大门。 唐高宗时期，诗坛奉上官仪诗歌为圭臬。上官体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干体。这类诗歌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修辞之美。 《旧唐书·上官仪传》如是记载此事：“（上官仪）工五言，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 王勃明确反对流行于当时诗坛“上官体”，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为诗坛注入新风尚，赋予诗以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 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勃、杨炯的五言律诗和绝句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丰赡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
初唐诗人除四杰外，此外还有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等诗人。其中，沈佺期和宋之问在诗歌史留下了体面的名声，因为他们合力促成了格律诗的定型。 沈佺期和宋之问在以南朝山水诗人沈约、谢朓为代表的永明体基础上，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总结出诗歌高低抑扬的平仄变化规律，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对以及中间二联必须上下句属对，从而形成完整的律诗。 沈佺期和宋之问使五律更趋精密，完全定型，如沈佺期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夜宿七盘岭》，宋之问的《麟趾殿侍宴应制》、《陆浑山庄》等。这些律诗虽然大多内容贫弱，但词采精丽，严谨合律，逐渐形成了律诗固定的粘对规律，影响甚大，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初唐诗坛上，有四个人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他们是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人的作品风格较接近，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文章四友”因此得名。 四人中，以杜审言成就最高。杜审言现存的28首五言律，除一首失黏外，其余的完全符合近体诗的黏式律。他在五律方面的成就已超过了杨炯，使五言律的创作首先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杜审言最有名的五律，是他早年在江阴任职时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二，登峰造极的盛唐诗歌 唐玄宗执政期间，唐王朝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鼎盛。所谓诗史上的盛唐，盛主要是就诗歌的质量和诗歌的韵度风貌而言的。盛唐诗歌的艺术水平之高，从“盛唐气象”四个字可以感受。 盛唐诗人在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唐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意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 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其中诗史上的盛唐指“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双子星座”指李白和杜甫，二人合称“李杜”。 盛唐诗歌中，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 边塞诗派是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边塞诗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的生活为主。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的诗歌成就最高，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 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是边塞诗中的天花板界别。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 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该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 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 山水田园诗派以王维成就最高。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场生活，热爱自然，熟悉乡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宋代大文豪苏轼高度称赞王维的诗歌：“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他们以其垂范后世的诗歌艺术成就，荣膺大唐诗坛“双子星座”的美称。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后世尊称他为“诗仙”，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 李白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加上他的天才与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爱憎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歌哭笑骂，无所避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句便能体现太白的真性情。 第二个特点是其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诗思来如迅雷，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所用。 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比比皆是。极其夸张，却也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反而极为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情感。
如天宝二载，唐玄宗带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花，派乐师李龟年下圣旨召李白来作诗助兴。此时李白在翰林院任职，他应唐玄宗之令，提笔写下三首赞美杨贵妃和牡丹花的绝句——《清平调三首》。 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如春风满纸，花光满眼，人面迷离。诗人没有刻意地描绘，没有刻意地堆砌辞藻，营造意境，反而让诗意一气呵成、流畅自然。 浑厚、雄壮，是盛唐诗歌的风格特征，也是盛唐盛唐气象的文字表现和诗意再现。而李白将超凡的想象力，流转自然的清新飘逸的语言，华丽的辞藻，和谐多变的音律融合交织在一起，织就了一首首色彩瑰丽绚烂的篇章，谱写了一曲曲浑厚、雄起的盛唐诗歌。 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
大唐诗坛“双子星座”的另一个星座是杜甫。 杜甫，字子美，诗艺精湛，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的作品风格，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有《杜工部集》传世，现存诗歌约有1500首之多。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杜甫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诗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
另外，在盛唐诗人中，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盛唐时期，经过近一百年的稳定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国家农业生产持续上升，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安定，商业活跃。 安定的社会环境，优越的物质条件，使得诗人潜心研究，漫游各地，开阔视野，大大增加了诗歌创作内容，对儒、道、佛和其它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思想禁锢较少，同时，儒家主张入世，成为唐代许多文人的共同风尚。 道家蔑视礼法，主张高蹈出世的思想对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有着重大的影响；儒道出世入世互补的世界观构成了诗人的双重人格；佛教的传入，则对王维等诗人的思想和创作有着不小的影响。 同时，正如前面所说，初唐诗人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也为盛唐诗歌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近体诗，歌行体和新乐府的发展，古近体诗两者共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促进盛唐诗歌的发展。 盛唐时期，官方对诗歌更为重视，科举以诗赋取士，文人为中举入世，终生勤劳创作。另外，绘画，音乐，书法舞蹈的繁荣，对诗歌内容的丰富也有着推动作用。
三、另起高峰的中唐诗歌 中唐初期，指的就是大历年间的诗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处于低潮。“大历十才子”是这一时期诗坛上的明星，但他们的诗歌只重文辞修饰，作品格调不高，只有韦应物顾况等写出了值得注意的作品。 “大历十才子”最早见于姚合的《极玄集》：“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五年进士。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 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大历十才子”诗歌的基本主题。但他们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中，间或也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语词优美，音律协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
大历十才子在艺术表现上以谢朓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寄情于山水，歌咏自然，其中也有一些佳作。格律规整、字句精工也是“大历十才子”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他们的作品体裁多用近体格律，很少能见到乐府歌行体。 警句名联在十才子的诗中俯拾皆是，说明他们均有较深的功底，所以时有惊人之笔。不过有时也不免显露出雕琢的痕迹，从而因小失大，走到唯美的道路上去。 “大历十才子”虽有警句而全篇欠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诗僧皎然在其《诗式》中如是评价大历诗风：“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为己有。” 大历十才子等人的诗歌在内容上比较狭窄，不过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虽然在气格上不及盛唐，但对前辈名家还是有所继承的。
中唐后期，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掀起了诗歌史上赫赫有名的新乐府运动；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在艺术上刻意创新，形成了奇险怪癖的风格特色。而柳宗元刘禹锡则各以其独特的诗风相继崛起。 贞元年间（785—805）所营造出来的文学环境，却孕育了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诗坛的优秀诗坛人群——这是诗中唐诗坛上的元和体和元和诗人们。 元和体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开始流行的诗体专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李肇认为，元和以后流行的新的文风、诗风，是由韩愈等元和时的著名作家开创的，所以总称之为元和体，这是广义的元和体；狭义的元和体是指元稹、白居易诗中的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包括艳体在内的流连光景的中短篇杂体诗。这成为学界定论。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 从元稹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元和体即元和时流行的新体诗，专指元、白诗体中的一个方面及其模仿的作品而言。
《旧唐书·元稹传》论述道：“（元稹）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 元稹、白居易二人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在中唐诗坛影响很大。但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元稹稍逊于白居易。对二人的评价，历来有扬有抑：扬者始自张为，抑者始自杜牧。 元稹、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二人文学观点相同，作品风格相近。他们强调诗歌的讽谕作用，写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都擅长于新乐府、七言歌行、长篇排律等诗体，注意诗歌语言的平易浅切和通俗性。 《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赞指出：“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但元稹诗在主题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诗稍逊一筹。 白居易能够在诗歌方面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个人天赋外，不能不说是与当时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有着莫大关系。所以，《辍锻录》盛赞这一时期的诗歌成就：“唐诗至元和年间，天地精华，尽为发泄，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旗鼓相当，各成壁垒。” 在中唐诗坛上，元白的影响很大。唐中后期的诗人争相模仿他们的诗风，他们学习元稹词采华丽，文字冶艳以及白居易的浅直，他们一同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名词——元和诗人。 元和诗人共同组成了异彩纷呈的元和诗坛，形成唐诗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他不像盛唐时期在丰富多样的同时有比较统一的风貌特征，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诗坛盛况，“各人各具一种笔意”。
四、落下帷幕的晚唐诗歌 但是到了晚唐，诗风转变，杜牧的咏史诗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慨。李商隐的《筹笔驿》，沉郁顿挫，类似杜甫诗风，而他的《锦瑟》《无题》等朦胧诗则深入心灵世界，幽深窈渺，形成凄艳浑融的风格。 晚唐诗人中向来是推小李杜为大家，即李商隐和杜牧。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唐诗的回光返照时期。小李杜也有大李杜的忧国忧民之心，创作上也继承了李杜的精神手法。但已没有他们的气度与魄力。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十六岁时写出了《才论》《圣论》。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 待屡次科举落第和被人诋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年，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 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无题》诗，在浓艳绮丽的外衣下，包裹着愤懑凄苦的内核，因此最为人们所传诵。其诗文思清丽，命意幽深，构思新奇，令人捧读不舍。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日渐式微时，李商隐却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比肩名家，喜老庄道学。杜牧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并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 杜牧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 杜牧的绝句数量与律诗相当，亦有很高成就，一向享有盛誉。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云：“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七言绝句一体，殆尤专长。” 杜牧的写景抒情绝句，意境幽美，韵味隽永，于盛唐七绝之外，别开妙境。杜牧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美的形象，用绝句体小诗加以描写，含蓄精炼，情景交融，在短短的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优美的景象，宛如一幅图画，如《江南春绝句》再如杜牧赞美扬州的诗歌，直接成为扬州的一张含金量十足的人文名片。 杜牧的律诗在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艺术成就也很高，尤其是七律，杜牧诗歌俊爽峭健、雄姿英发的风格在律诗中最为突出。 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精致婉约。
此外，在晚唐社会与文学的大背景下，相当一部分诗人，以苦吟的态度作着“清新其僻”的诗，代表人物就是贾岛和姚合。两人都有着非常认真的创作态度，他们所要追求达到的审美效果即是苦吟的手段达到平淡自然的境界，甚至有刻意追求险急幽僻的意象的目的，故有“姚合”之说。 贾岛所写内容题材多有失意和怨愤，有贫穷窘迫生活的哀叹，甚至有对佛禅境界的感受等等，大都不会走出个人的范围，这一点姚合诗的题材与之相近。 姚合及其追随者，所创作的诗歌内容都比较狭窄，很少反映社会问题，比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贾姚一派诗人的心态，与封建王朝末世一些政治上无出路的文人比较吻合，因而贾岛、姚合便很容易成为后世追摹的对象，不仅五代时，不少诗人效法贾姚，南宋的永嘉四灵诗派和江湖诗派，亦以宗法晚唐成为一时风尚。
黄巢起义之后，具有代表的是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他们的作品主要反映农民起义时代尖锐的社会矛盾。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晚唐诗坛，还有一个以隐逸诗人而出名的的圈子，陆龟蒙和王绩、王希夷，陆羽，孙思邈、张志和等著名隐者合力构建了唐代的隐逸文化圈，并名垂青史。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在编修《新唐书》时，专门为唐代隐者开辟了一个人物传记栏目，把以陆龟蒙为代表的唐代隐者的事迹修写进《新唐书·隐逸传》里。 在晚唐隐逸诗人里，陆龟蒙是杰出代表，陆龟蒙晚年的诗歌虽然平淡，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也有很高的现实意义。陆龟蒙是时代的清醒者，他的声誉没有掩盖在时间的尘埃中，反而与日俱增。 后来，鲁迅先生读到陆龟蒙的事迹，有感于他的人生际遇和高尚情怀，做出了很高的评价陆龟蒙：“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从公元618年李渊建唐到907年唐朝灭亡，经历了289年漫长历史的唐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唐诗这个独属于唐朝的文学产物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名词，唐诗随着唐朝的发展而发展，而唐代的诗人们合力将它们的诗歌推向了巅峰。
唐代诗歌繁荣的时代原因和文学原因 一，经济繁荣 唐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和隋朝的频繁更迭和社会动荡，经济持续恢复，并且大力发展，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一系列发展，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也为文学和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作为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诗歌也以全新的面貌和形式呈现在世人的眼前，终于在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诗歌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等闲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 二、社会稳定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汉代始，多民族的统一体已经形成。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再现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使多民族的统一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为加封边疆的治理，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 边塞的戎马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一大批寄情于边塞的诗人应运而生。据统计，《全唐诗》收录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有两千余首，边塞诗的兴盛为唐诗的繁荣增添了异彩。
三，科举体制 唐初社会经济恢复迅速，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为广泛吸收庶族地主参政、唐承隋制，取消了魏晋六朝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唐科举取士分常举和制举两类。科举由皇帝主持，科目临时设置，不常举行。 常举每年一次，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六科。考生集中在秀才、进士两科。进士重在诗赋，虽难及第，但及第后仕途广泛，颇易晋升，尤为士人所重。 科举考试的应制诗多为点缀升平、雕字琢字之作，但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刺激了时人发愤学诗，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于诗歌创作，这有利于诗歌艺术形式的不断完善和创作经验的广泛传播。 四，官方倡导 唐代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诗。唐太宗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揽学士，编纂文书，与之唱和吟咏。唐高宗自制新词以入乐。唐玄宗本人就是诗人兼艺术发烧友，自述每运笔赋诗，辄“乐以忘忧”。唐文宗特制诗学士七十二人。武则天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正所谓上行下效，官方的爱好、倡导提高了诗人的声誉，有助于形成全社会重视诗歌的风气。
五，宽松的诗歌创作环境 文学艺术的高峰，总是出现在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唐朝统治者清明大度，敢于招贤纳谏。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 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 他们可以用诗歌的形式批评权贵阶层和朝廷，如杜甫有名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甚至是宫中的幽怨和官场丑闻，如曹邺的“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等，都可以作为诗歌的题材。
六，社会变迁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社会的巨变丰富了诗人的创作素材，刺激着诗人的灵感，也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素材。 杜甫、元结、顾况等诗人对黑暗现实做了痛苦的观察与冷静的思考，从而创作了大量揭露阶级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优秀诗作。 七，文化交流 随着唐朝的繁荣和强盛，很多周边国家都派出留学生来到唐朝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知识。这时，唐诗就像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一样，为文化的传递和交流做出了很高的贡献。 这些留学生来到唐朝后，不但被唐朝的繁荣和强大所吸引，而且爱上了唐朝的文化，尤其是诗歌，其中日本的阿倍仲麻吕不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经过刻苦的学习，还考中了进士。阿倍仲麻吕还曾写过有名的诗歌《衔命还国作》、《望月望乡》，他和王维、李白、储光羲等因为诗歌而建立了友谊。 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唐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新鲜的活力。 作为与诗歌同等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
八、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 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一方面有对以往文学艺术的继承，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唐诗也是这样。 从先秦到汉魏六朝，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七言古诗已经成熟，律诗、绝句也基本上跨越了试验阶段，无论是创作方法、文体特征、艺术技巧，还是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 唐朝的诗人们博采众长，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从先秦到六朝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而且发展了各种形式和技巧的艺术传统。难能可贵的是唐代诗人对待文学艺术遗产，并不是简单地拿来，而是采取了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科学态度。 初唐诗坛是齐梁浮艳诗风的延续，“绮丽婉媚为本”的上官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初唐四杰用实践把诗歌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扩大了诗歌题材的领域。陈子昂痛斥诗坛“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汉魏风骨”，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一扫齐梁遗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 盛唐诗人李白，一面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学习楚辞，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完成了诗歌革新的使命。他追求理想，要求自由的精神，恣肆纵放、雄奇飘逸的风格，为唐诗繁荣打开了局面。 杜甫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既批判又继承，既注意思想内容，又注意声律形式。杜诗以深刻的内容、沉郁雄浑、叙事严谨的风格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王维、孟浩然歌颂山水田园的静谧，高适，岑参描绘边塞风光的雄奇。众多的流派，以各自的风格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迎来了唐诗纷繁的局面。
小话诗词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但诗歌并不是在唐朝才产生的，中国诗歌的源头是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可以说，我国的诗歌有着久远的历史，诗歌一直是发展着的。 自诗经始，诗歌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汉代的乐府诗就很出名。进入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诗人，如“兼笼前美，垂范后世”的建安诗歌，代表人物就有曹植等。 东晋的陶渊明，南朝时期的谢灵运，鲍照，庾信等，都写出过很多有名的诗歌。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歌，谢灵运则成为山水诗歌的鼻祖。 一部分初唐诗人其实都是经过了南朝末期与隋朝的洗礼才进入新的纪元的，如唐初的诗人虞世南，就曾做过隋朝官员，虞世南的五言诗很出名，如我们大家熟知的《蝉》诗。 虞世南和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家”，他们的诗歌作品中还有南朝齐梁时期的余韵。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就写出过唐诗中的精品之作《滕王阁序》等诗。 稍后的陈子昂又将诗歌的形式持续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盛唐时期，也是唐诗最为繁荣的时期，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才华横溢的诗人将诗歌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唐诗进入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成为诗歌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从中唐至唐末，唐代诗歌也经历了这样的一条抛物线式的发展之路。直至宋词的出现，一代文学的另一座高峰才又一次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康庄大道上，成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时代文学。 总的来说，唐朝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最发达的时代，不止作家和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广阔，形式丰富都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是紧密相关的。 当然，诗人们继承发展诗经楚辞以来的诗歌传统，推陈出新，开拓创新，积极努力也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这些综合的力量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诗歌繁盛的唐王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