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皇皇徐州西汉楚王墓及陪葬墓出土的玉器

汉代是古人对玉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玉文化在汉代时达到高峰。由于汉代的帝陵均未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发掘，目前世人能见到的级别最高的汉代玉器都来自于各地诸侯王墓中。西汉前期（西汉初年至文景时期），玉器主要延续了战国时期的风格，造型、纹饰等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期。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社会日趋繁荣，玉器逐步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西汉后期（武帝后至西汉末年），上层社会对玉器的使用逐步有了比较明确的规范，同时随着社会文化的丰富与宗教思想的渗透，开始出现一些玉雕新题材。东汉时期，玉器文化又有了新的变化。

徐州，作为西汉最重要的诸侯国—楚国都城，埋葬了历代楚王和大量宗室贵族。在这些楚国贵族墓葬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种类多样、做工精美的玉器，以西汉早期的狮子山楚王墓最为著名。分散在楚王墓周边的陪葬墓同样值得关注，如西郊韩山刘女宰墓、火山刘和墓、骆驼山 29 号段翘墓、黑头山 1 号刘慎萧真夫妇合葬墓等。《礼记·曲礼下》中以“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来形容诸侯王们仅次于天子的庄肃盛貌。西汉初期的诸侯国虽与周代分封的诸侯国不同，但同样拥有独霸一方的实力。丰富的玉

器文物出土为研究汉代楚国文化与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徐州楚王

西汉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汉高祖刘邦封弟弟刘交为楚元王，掌管“砀、薛、郯三郡三十六县”（主要为今淮河以北的江苏大部和安徽东部地区），都城设在彭城（今徐州）。在汉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楚国疆域广阔、经济发达，丰沛更是高祖刘邦的故乡，这使楚国在当时有着特殊的地位。汉景帝时，第三代楚王刘戊因参与“吴楚七国之乱”失败而亡，楚国受到重创。但因其经济发达、地理位置重要，几经兴废，直至东汉明帝废除楚国改彭城国，楚国存在了 270 余年。历史记载楚国共有 13 位楚王，12 位生活于西汉时期，可以说见证了西汉中央与地方诸侯国关系变迁的历史。

楚王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几乎涵盖了目前考古发掘同时代的所有器类，礼仪玉、装饰玉、生活用玉、葬玉等等，其中装饰玉和葬玉发现的数量较大且多见精品，体现了汉代玉文化最重要的两方面。圆雕玉器、玉质容器也十分引人注目。如，狮子山楚王墓地宫中的耳室中发现了一组耳杯、高足杯和玉卮（图 1 ～ 5），琢刻精美、组合清晰，是楚王生前使用的一组玉酒器。除此之外，有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些来自战国或更早时候的玉器（图6, 此件玉人的造型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玉人非常相近，只是没有刻划出表示衣纹的线条。汉墓中出土战国器物，类似的情况在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中也有发现。但在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战国玺印和玉人还是比较少见的。这些器物应与墓主人刘颀有某种特殊关系），拥有丰富的玉器制品不仅体现了高等级阶层对物质财富的积累，更反映了汉代贵族阶层对玉的重视。玉器不仅是重要的物质财富，更寄托了人们精神上的追求，体现了一种高贵的生活态度。

识文断印

汉代有殉印的习惯。汉墓多缺乏明确的纪年资料，因此，考古发现的刻有印文的印章至关重要。如近年备受关注的江 

西南昌海昏侯墓，也是由一枚玉印直接认定了墓主人的身份。除此之外，有些印章还对探知官职、社会制度等方面很有帮助。如 2006 年徐州黑头山 1 号墓出土“刘慎”铜印、玉印，“萧真”铜印，“东宫府印”铜印。由此可知该墓是夫妻合葬墓，墓主人名刘慎、妻子萧真，应是楚国宗室成员；“东宫府”是楚国东宫掌管财务的部门，“东宫府印”表明刘慎曾在此担任官职。“刘慎”螭纽玉印（图 7），印纽雕琢一蟠曲的螭，印面阴刻篆书“刘慎”二字，是此墓出土印章中最为精美的一件。除了兽纽印，西汉比较常见的还有覆斗纽印和双面印。徐州火山刘和墓出土一件覆斗纽篆书“刘和”玉印（图 8）即是一枚标准的西汉时期的印。徐州市鼓楼区万寨村 1 号墓出土一件“王讳”双面石印（图 9），一面鸟虫书“王讳”二字，另一面无文字。双面印一般正、背两面都有印文，正面为姓名，男性背面刻“臣”加上名字，女性背面刻“妾”加上名字，故也有人将其称为“臣印”和“妾印”。“王讳”印的情况比较特殊，仅正面有“王讳”的印文，背面为一平面，应该是准备刻写印文的，后因故未刻写。

尊龙崇凤

龙凤题材的玉雕是徐州楚王墓出土玉器的一大特色，龙与凤不但彰显了楚王尊贵的身份，更是区域文化传承的体现。源于西周、鼎盛于战国的楚文化承载着中原文化的基因，楚人对龙、凤的崇拜成为楚文化最为公认的特点。楚式玉器是楚文化在物质上的体现。

汉高祖刘邦生于沛丰邑中阳里，原是楚国故地，受楚文化的熏陶。西汉建立之初，皇室将楚文化带到了关中地区并发扬光大。已发掘的西汉早期楚王墓以及一些未能确定墓主人身份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玉器多带有战国楚式玉器的地域特色。

以龙为造型的玉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凌家滩文化。商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也发现了一些龙形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的玉龙，突破了以首尾相对的玦形为主 

的造型模式，雕琢成灵动活泼的回首S形。西汉早期的玉龙继承战国时期的特点，主要有双龙首样式和 S 形样式。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种竖式 S 形玉龙（图 10）是西汉早期独有的一种造型，别致的造型被后人理解有“龙潜深渊，蛰伏待时”的意蕴，成为西汉楚国玉器极具代表性的一种类型。

以凤鸟为造型的玉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就已经出现。西周时期，因周人崇凤，凤纹较为流行。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人继承了周人崇凤的习俗，强调对凤首的表现，并多以镂空的技法追求繁缛复杂的装饰效果。这种风格被保留并发展至西汉时期，如徐州市鼓楼区白云山石灰厂汉墓出土的玉凤饰件（图 11）采用透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透雕出凤首、尾及卷云纹的大体轮廓，再以阴刻线勾画出展翅立凤形象。技法娴熟随意、活泼灵动。

楚式玉器中的凤纹常常与龙纹交织在一起，其或附于龙身，或相对独立共处一器。如徐州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件白玉龙凤纹珩（图 12），珩体上下两侧和两端皆琢出牙槽。两面纹饰相同，每面以穿孔为中心，中间为一兽面纹，两侧各雕龙、凤纹。两面全部采用浅浮雕，共雕 20 条龙、4 只凤鸟和 2 个兽面，即使穿系孔的周边也浮雕出轮廓，不留空白。使得整件玉珩构图饱满，密而不塞，给人以龙凤呈祥、龙腾万里之感，工艺精湛，令人叫绝。玉珩出土于甬道中，是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众多玉珩中最为精美的一件。

华美玉饰

自史前玉文化发源，玉的装饰作用就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进入文明时代后，随着琢玉技术的进步，玉之美被更大限度发挥出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冲破了西周等级严格的组玉佩制度，配饰玉发展出新的样式组合和佩戴方式。珩、璧、环等逐渐代替了璜，成为构架组玉佩的主体，而觽、韘形佩、龙形佩等造型华美的佩饰，增强了组玉佩的装饰效果。西汉初年的诸侯王们佩玉习俗延续了战国时代的组合形式，依然华丽精美。西汉中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社会风尚的演变，组玉佩逐渐被简化。徐州市骆驼山 29 号段翘墓出土了一套西汉时期贵族女性佩戴的完整的组玉佩（图13）。组玉佩由环、玉舞人、珩、玉觽、玉凤饰组成，其中玉舞人、玉觽都是汉代常见的配饰玉。整套配饰体量精致、每个玉饰件都琢刻精美。

《诗经·卫风·竹竿》中有“巧笑之瑳，佩玉之傩”的诗句，表达了当时人们佩玉有美其礼仪、节制行度的意味。西周以来的佩玉文化也在汉代得到了总结与升华。很多成书于汉，总结先秦文化的典籍中都对佩玉有着详细的记述，其中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最为后世继承，使得玉有别于金银等贵金属，承载了中华文明特有的精神寄托。

《诗经·秦风·渭阳》：“何以赠之，琼瑰玉佩。”琼瑰多指美石。松石、玛瑙、水晶等都是古人常用的美石，与玉杂糅组合成佩。西汉中期，配饰玉逐渐形成了自身风格。随着组玉佩的简化，原本附属其中的一些更为精美的配饰被单独佩戴或组成了新的佩戴组合。

环在成串的配饰中可起串联的作用。环的造型可繁可简，有些装饰复杂的环浅浮雕或镂空出龙、凤、熊、螭虎等动物纹饰。徐州市东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白玉凤纹貘纹环（图 14），以三条螭龙蟠绕而成，环身透雕有凤鸟、貘及卷云纹，造型精美、线条流畅。

玉舞人是汉代贵族女性的配饰。战国时期已有玉舞人，但造型线条相较于西汉，略显死板。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过圆雕的玉舞人，但至今为止，多数玉舞人是片雕。两汉出土的玉舞人造型极其统一：一只手臂抬起，高过头顶，长袖随势垂下；另一只手臂向身体躯干方向略微弯曲（图15、16）。无论做工复杂或简单，舞人造型着重表现长袖、细腰两点，这或与汉代宫中盛行长袖舞有关，如高祖宠姬戚夫人、武帝宠爱的李夫人、成帝的皇后赵飞燕，个个能歌善舞。

韘形佩是由韘发展而来的配饰，原本是在拉弓时用来勾弦的辅助工具。商代妇好墓就出土了玉韘。春秋战国时期，玉韘脱胎为韘形佩，成为一种装饰玉。西汉初年的韘形佩形式多样不固定。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一件龙凤纹韘形佩（图 17），正背面分别雕刻一龙一凤。龙首及凤首并列，采用圆雕技法琢成。龙鼻和眼睛突起清晰，凤冠突起，喙作内勾状，回首展望。凹面边端处阴线刻饰勾连云纹，造型甚是奇特。西汉中期，韘形佩形成比较固定的样式，一般在心形主体的两侧雕有透雕的附饰，并以卷云纹为主要纹饰。西汉中期至后期时，韘形佩的心形主体逐渐瘦长，出现了韘、觽相结合的样式。

剑之玉具

除了装饰在人身上的配饰，汉代还有很多玉件用于其他装饰，最常见的就是玉剑饰。西周晚期墓葬就曾出土过带有玉饰件的铜剑。战国时期，上层社会以佩精美玉件装饰的宝剑为风尚。20 世纪 60 年代，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首次发现了一把玉具铁剑。此后，四个不同位置均装饰玉件的玉具剑，在汉代诸侯王墓出土文物中屡有所见。玉具剑体现了拥有者尊贵的身份和那个时代的尚武精神。

玉剑饰包括剑首、剑格、剑璏和剑珌四种。剑首，饰于剑茎顶端，多为圆形。剑格，剑茎与剑身之间，一般为菱形。剑璏，剑鞘上用于穿带佩挂。剑珌，饰于剑鞘末端，一般平面呈梯形。

汉代玉剑饰一般都高浮雕螭虎形象进行装饰，非常精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一套剑璏、剑珌（图 18），剑璏正面浮雕一螭虎，翻转成 S 型；剑珌随料形采用圆雕手法雕刻一兽，造型抽象

别致。同一块料制作的一套玉剑饰，造型一件写实、一件抽象，用意耐人寻味。

玉葬长生

葬玉虽不是汉代人首创，但却在汉代达到鼎盛，葬玉反映了汉代人对于灵魂观念的解读和对生与死的重视。葬玉又称殓尸玉，“是指那些专门为保护尸体而制作的随葬玉器”。种类包括：玉衣、玉窍塞、玉琀、玉握、玉棺、玉枕等。越是高等级的墓葬发现的葬玉品种越齐全，身着玉衣、口中含玉、头下枕玉、身下铺玉、手中握玉、九窍塞玉、漆棺镶玉，所有葬玉都以护卫墓主人尸体为目的。

葬玉之中最为著名的是玉衣。玉衣和玉面罩都源于西周时期的缀玉面幕。周人将玉琢刻成五官形状的小玉片，缝缀在织物上覆盖在死者面部。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发展，西汉早期，玉片的使用量不断加大，覆盖全脸，成为面罩。包裹全身，成为玉衣。并且，玉片逐步脱离对织物的依附，发展为以金属丝线等媒介进行相互连接的形式。西汉早期的玉衣形制尚未统一，出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样式。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发现的玉衣片（图19）形似鳞片，与常见的方片状玉衣片不同，目前仅此一例。有学者认为玉衣的编缀是参照铠甲制作的，这种鳞片状的玉衣片与汉代的鱼鳞甲（图 20）十分相似。这种特殊形状的玉衣片也可以证明楚国有自己的至玉作坊，专为楚国王室制作玉器。西汉早期的使用玉衣的等级制度也不够完善，王公贵族凭借自身财力便可使用玉衣。如，徐州火山刘和墓出土的银缕玉衣（图 21）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唯一一套完整的银缕玉衣。因为刘和墓未被盗掘过，因此玉衣在出土时被比较完好地保留下来。至于刘和此人的身份，在文献中并无记载，应是楚王的亲族。

西汉时期葬玉制度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搭配，这种搭配以玉衣、玉面罩为主，配合使用玉枕、玉璧、玉九窍塞、玉握、玉琀等其他种类的葬玉。玉枕成为葬玉中重要的一类，徐州楚王墓也出土了若干精美的玉枕。如，狮子山楚王墓的“食官监”陪葬墓室中发现一件玉枕（图 22）。整个玉枕为板凳形，枕板内为一长方形木枕芯，上面镶饰有 35 片雕琢精美的龙形、长方形、“亚”字形等玉片。枕板两端为兽头状玉饰。枕足略呈“工”字形。徐州后楼山汉墓出土一件蟠龙铜架镶玉枕（图23），玉枕被镶嵌在鎏金的蟠龙铜架上，木芯已腐朽，枕的四面都嵌满玉片，枕面上有龙形的玉片，一侧还做出了门的形状，应是迎合汉代神仙方术灵魂升天的思想，为死者灵魂留出的通道。

玉握为死者握在双手中的葬玉，成对出现。最为世人熟知的汉代玉握为猪形。事实上，西汉中期以前的玉握还有璜形、觽形等，有的为前朝佩玉，后改作握玉使用。如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一对龙形玉握（图 24），原应为装饰玉，是典型的战国楚式玉器，造型流行于战国早中期，但龙身饰减地浅浮雕谷纹，故制作年代为战国中期后段。西汉早期，它被用作了玉握。西汉中期直至东汉，猪形玉握（图 25）才成为时代的主流。

《汉书·杨王孙传》载：“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是古人含玉的基本用意。蝉之幼虫入土多年，之后破土而出化成虫，再飞上枝头，这种生理特征在汉代人看来可以代表死而复生。因此，口中含玉蝉，祈盼灵魂重生。（图 26）但并不是所有口琀都为蝉形，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中也会出现其他造型的口琀，如徐州市奎山汉墓出土一件龙形玉琀（图 27），原本是战国中期玉龙佩龙尾部分，尖钩状尾，实为抽象的凤首，体侧的钩状凸饰和尖端平齐凸饰（包括凸饰上的纹饰）在战国玉龙佩中极为常见。

汉代的玉窍塞包括眼盖、耳塞、鼻塞、口塞、肛门塞等，也有以玉琀代替口塞的情况。玉窍塞往往与玉衣一同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属于高级贵族的丧葬用玉。玉窍塞的制作工艺通常十分简朴，素面无纹，只是进行表面抛光。（责任编辑：木子）

文章来源：收藏家 2017年04期 ，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