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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泰履（Terry Kleeman），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负责教授该校的东亚宗教课程。祁泰履教授的研究重心在于道教天师道及中国民间宗教。 译者： 肖涵露 译 陈霞 校 编者按：原文发表于《正一道教》第五辑，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古时候的汉人认为只有自己有文明，其文明的存在就像一座孤岛，四周是茫茫的“蛮夷”大海。汉人的文明是其他那些无足轻重的种族的灯塔。那些反思能力强的民族，会完全被汉族文化吸引并且会主动同化，而不够聪明的反抗者，会被武力征服或者直接驱逐出去。但现实要比这个概论复杂得多。近期的考古学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时许多先进的地区文明沿着杭州湾发展到了辽宁。当然，传统的中心地带的文化无疑是其中最为先进的一个。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外族与汉人通婚，共同向外扩张。在东周,“蛮夷”参加了诸侯国会盟，根据中山国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他们其实也过着一种方方面面都不比汉人差的生活。这些野蛮人一般被认为是地理上不在中华文明的版图内的，但事实上，那时的中国内部有非汉族的部落在山林和野外活动。在五、六世纪，人们认为野蛮人的存在对于中原的安全是长期性的威胁。今天，中国有55个官方承认的民族，他们说着150种不同的语言并崇拜不同的神灵。 道教是真正本土的中国宗教，是一系列特殊的中国信仰、实践和运动的巅峰，包括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国家和家族的仪式实践，自修实践与中医药，宇宙观和黄老学派的政治哲学与长生信仰，汉代的儒教和谶纬。道教对于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不似神道对于日本的影响。神道包含了所有日本本土的教派和信仰，而道教不是一个国教。相反，道教是不断积极进行着改革的宗教，它有意识地排斥了许多传统实践的重要部分，甚至把它们看做异端和邪恶。但是，道教历经漫长的时间，成为了中国宗教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信仰的神也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神，道士们常在仪式中祭拜这些为人熟知的神。道教是典型的中国宗教，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中国的历史演进密切关联。  令人惊讶的是，粗略地翻翻道教历史就能发现，少数民族从道教发展之初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到今天，道教还活跃在中国国内外的众多少数民族中间。而且，道教原始的形态在汉人中已经失传，却被一些少数民族保留了下来。因此，本文就旨在讨论少数民族在道教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对道教的信仰、道教从过去到现在对这些民族的影响，最后指出多民族道教对于我们学者研究道教的重要性。由于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题目，我会集中讨论一些相对更加重要的证据并指出我认为可能出现丰硕成果的研究分支。 历史上的四川和道教的兴起
我读到的最早最重要的有关非汉族的的少数民族的资料出现在道教兴起的时期。尽管在现有的资料中没有可信的证据，但张陵从江苏迁往四川，后在公元142年遇到显灵的太上老君的故事广为人信。但人们几乎是忽视了他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现。四川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表明，商朝以及西周时期就有人居住在此，并且证明了四川本土文明高度发达。秦朝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占领了四川，大面积地重新安置了他们，最终改变了四川的面貌（Sage 1992，107-142）。在传奇的教育家文翁的努力下，四川很快成为了学习的中心。在西汉时期，四川地区培养出了官阶高至三公九卿的官员，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在王莽簒汉时期，四川成为谶纬制作的重要中心。 你可能以为在汉朝末期，这地区已经被汉化且融入了汉族文化。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我们发现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族隔离居住的地方；文化上，相互靠近的大型城镇相互同化而偏远的原始部落却得以保存自身的特性。在四川东部，周朝巴国所在地区尤其如此。巴是古代的另一族群，活跃在公元前700左右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是一群战士，崇尚战场上的英勇，欢庆时也往往以军歌军舞的形式进行，是精力旺盛的民族；他们为汉朝首位皇帝所欣赏，常邀请他们在宫廷里进行表演。他们作为以狩猎为主、有限的耕种为辅的民族，虽然还赶不上成都平原的农民，但却保持了一种异常高的生活水准。他们高标准生活的秘密就是为他们的邻居楚国和蜀国做雇佣兵，当然还有盐商和其他贸易的商贩。不管怎么说，巴是中国的近邻中很独特的一支，甚至发展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字（实际上两种文字中的一种其功能比较有限）。这种有限的读写能力可能是他们之所以能不被同化的原因，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二世纪时，很多巴人生活在四川，这时道教正在形成。那时，巴人陷入与当地政府的对抗关系中，因为政府希望将未被同化、力量强大、富足的巴人部落的收入征用到中国的行政框架中，但遭到了强烈的反抗。这时道教传播的救赎信息，让巴人看到了新的信仰。巴国国王和皇后以及部落首领们带领着族人去往应许之地——汉中。一般我们不认为早期天师教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社团组织，但汉人之外的少数民族确实是其中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我们就要考虑道教和巴人原本的信仰有什么联系。根据他们平时主要的活动有狩猎、钓鱼和战争来看，我们可以猜想他们的宗教信仰与这些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声名远播的巴渝舞蹈中就含有大量狩猎、战争的元素，因为巴人认为这样的舞蹈中含有潜在的魔法，有助于这样的活动取得成功。巴族人打老虎，人变成老虎的故事和对虎的崇拜占据了巴人宗教历史的大量篇幅。许多实物也证明了虎的重要，在兵器、乐器和其他器皿上都有虎的象征符号。蛇、鸟类，尤其是鸬鹚，这是第二常见的主题。另外，我们还发现有巴人血统的人的名字中也常含有虎字，比如带领他的随从来到汉中加入天师教的李虎（《汉中志》 9.119，5）。现在，对虎的崇拜和对其他一些动物的崇拜对巴人的宗教有很大影响。虎人的主题可能表现了萨满人的信仰形态。传说萨满人会变成虎，或者与虎成为密友。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巴人宗教类似于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本土宗教，即由指引部落发展方向的萨满进行的对自然、英雄和祖灵的崇拜。鉴于二世纪汉朝的统治有很长的历史，这期间一些中国流行的信仰和神灵发生了混合，影响程度随被汉族文化同化的程度不同而不同。事实上，尽管本土信仰应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思想，但总的来说，巴人宗教的要旨，包括强调了萨满式的对邪灵的控制，与当代中国流行的宗教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点在近些年被一些学者所揭示，比如Harada Masami（1963，1967）Donald Harper（1985）还有后来的Anna Seidel(1987)。  人们也许会惊讶，怎么会有那么多巴人转而去信仰了天师教，当地的首领带着整个地区的人都信了道教；李虎的追随者们就有500个家庭，大约2500人。一些人迁移到汉中来加入张鲁统治的千年王国，其他人留在四川东北地区，这样当曹操压制他们的时候，还能有个退路。 有关巴人如何被新的信仰所吸引的最具细节的历史学描述如下文： 他们的民族是强壮而勇敢的民族，并且历来喜欢巫婆神汉。在汉朝末期，张鲁占领了汉中，开始向普通民众传播鬼道。汉中人民相信并且敬仰他。（《华阳国志》9.119，4-5） “鬼道”究竟是什么，没人确定。一种说法是运动的发起者被称为“鬼卒”。 有173块碑刻记载了初入道的称为“鬼卒”。我们还知道教会成员具有神职授任的证书，称为“授箓”，上面清楚的注明了他们能控制的神将有多少个，该将领以及他们的军队的数量。他们一旦脱离了道的教化，就会恢复为原来的鬼。这些在早期道经《女青鬼律》（Ghostly Ordinaces of NVQING,HY563）里有详细的解释。但天师也谴责这种流传甚广、却没有固定形式的信仰形式，也拒绝了他们所从事的的血祭。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现在的葛老，老的后裔在四世纪时入侵四川，最初的宗教神职人员被称为道士，但最普遍的称呼却是鬼师。另一个类似的是鬼王。男巫是今天四川西南部和云南省的彝族祭师毕摩的直系祖先。《新唐书》里对于这个人物的描述不禁让人回想起巴人早期的文本：
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云。
如果巴人的信仰也是如此，每年上交五斗米道也应该等同于祭祀时贡献的肉。男巫与管理大片地区的大鬼王、管理小群人的一般鬼王也有所区分。天师道的大祭酒和祭酒之间的等级与此类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道士或祭祀者的社会学角色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治鬼的本领，正是这点吸引了信徒对新教的信仰。 天师道还有什么地方能吸引巴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新兴教派的中心教义是的看重罪行。古人认为，神界有专门负责记录世人善恶的官员，最终依次对人进行奖惩。当然，也可以向天地水三官忏悔自己的罪，表示悔改之意，再做些苦修来减少个人的罪孽。从现代的人类学的类似例子看，巴人不会这样去想，但存在着通过教义改变巴人已有信仰的可能，就像基督教的地狱之火和硫磺的故事恐吓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土著人一样，最终使他们皈依了新来的宗教。 但巴人可能主要还是被新教的社会内容所吸引。我们知道他们多次因为过高的税和其他不公平政策而反叛。天师道设立“祭酒”一职，祭酒们取代了地方政府的位置，只要求每户人家贡献数额不多而且确定的大米。繁重的劳役被适当参与教区公益活动（比如修路）等所取代。同时，筑路这样的劳作通常是对罪犯的惩罚或是一些人行善积德的行为。我们不知道有名的义舍是如何起作用的，但至少为当地吃不起饭的人提供了援助。所有这些特点是大的社会公平性的体现，即太平。这就不难想象平均主义对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巴人来说是多么有吸引力了。新教的教义给巴人带来了和他们的千年的期盼相似的吸引力。巴人们不需要在接受同化而放弃自己的文明，或保留自己的文化但要继续被压迫之间进行选择，世界突然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可以在一个新的完美的世界中和汉人和谐共处，拥有同样的身份，那就是“种民”。 我们必须承认，早期天师道治所确实是多种族的，接受各个种族背景的人，在新的信仰下平等地对待他们。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这一点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赞许。蛮夷一直在吸收华夏文明化变革中的影响，有融入并成为融合进汉人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人在保留自己特性的同时却能结合为一个群体，这正是巴人和汉人做出的成绩。 巴人缔造的道教王国 曹操占领汉中的时候，道士们都被迫背井离乡，大部分去了北方，也有的去了西北地区（现在的陕西和甘肃）。看上去，巴人们也向西北方向进行过迁移。三世纪的可靠文献很少，但天师道保留了与传播到中国北方地区同一时期的一些组织形态。我们没法得知在张鲁的统治下，陕西甘肃地区道教发展的具体情况，但是他们的确保留了道士的个性和实践。 在三世纪末期，由于动荡不安的时局、自然灾害以及饥荒，主要由少数民族和道士组成的难民被迫向南转移。李虎的后人，最早居住在四川东部的宕渠，后来主要在甘肃的天水。他们被推选为这批移民的首领。他们南下进入汉中，走小路到达四川，又在一个世纪之后回到了他们最初的据点。在那里，他们做的是通常给难民的最下贱的工作。但是，当地方政权企图把他们赶回北方的时候，他们就叛乱了。李特和他的儿子李雄相继担任他们的领袖，建立了一个王国称为大成。这个名字取自一本道经里的一段预言，该书提到有一个太平的地方，将会有一个姓李的人，他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将来要到这里建立一个乌托邦。李雄伪造皇权的时候，一位年纪很大的高道范长生为其授位。此人可能就是一个巴人，他证明了李雄的确是天命所归的君主。范长生继而被任命为国师，后来由他的儿子继任了他的职位。尽管他们似乎对政治并不那么热衷，但范长生还是继续指导了国家的发展和对国家的管理。在晋朝吞并这个国家之前，他的儿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重建大成国。 在这个王朝短暂的半个世纪的历史里，大成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道教的乌托邦理想。在这里，被攻陷前的汉中地区，汉人和少数民族和谐、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享受在道教的规范下近乎无为而治的统治。需要注意的是，在巴人接受道教理念的同时并未丢弃自己的民族个性。恰恰相反，道教反而有了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建立起跨越了种族的新的人际关系、合作形式。 道教对少数民族的看法 回顾道教早期的文献中对于原始教团中的少数民族的描述，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在《大道家令戒》里，张鲁继续在另一个世界监视他的教民，通过附体与世人交流，太上老君也是这样做的，负责与神交流。一部唐朝时期道教的百科全书《三洞珠囊》记载了官员们的职责。 可以看出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并不少。尽管这种交流的来源还需要被证实，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少数民族是被排除在外的。在三世纪中期，道教对于少数民族一直都是处于开放的状态。 有证据表明，道士们也不认为他们的教义只传给汉人。在道教文献中，中华民族的圣人舜曾从神秘的戎胡那里学过秘传的炼金技术。  另外，在描述经典编纂的过程中，《正一法文经图科戒品》里引用过，列出了十二万三千章经书给汉族人看，八万四千章给四个方向上的野蛮人，即戎夷蛮狄。早期有关“化胡”的文学和五世纪、六世纪的激烈争辩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时候，佛教被认为是道教衍生出来的，比道教低一个层次。老子在进入西部地区后认为有必要根据当地人贪婪好色的特性改变他的传教方式，从而形成了戒律严格、强调独身、素食和禁欲主义的佛教。这些戒律构成了对其他信仰的某些方面的抵制，同时确认了佛教的基本价值观，就像智顗的判教所证实的那样，同时诋毁同一时代所有在国外的其他类型的佛教。《正一法文经》的片段中似乎更进了一步，认为所有方向上的野蛮人都被赐予能够传递同一信息的神圣手稿，这些手稿承载着和道教戒律一样的信息。 无论这个梦想是多么的乌托邦，我们不应把早期道教治所本身看作一个传统的等级、种族观念都不存在的仙境。《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对仆人和非汉族信众授予神职的行为指导就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其中道教的开放性就受到了传统中国概念中的夷夏之间关系的影响。除了明确地把非汉族与奴隶、仆人和家臣联系到一起之外，这份文献还建议乞求着坦白承认他或她的祖先是蛮、苗、氐（狄）、佬。并申明尽管前世的罪孽造成了今生的卑贱出身，却没有任何怨言。需要注意的是，提到的非汉族可能来自境外，也有可能来自中国偏远的未开化的地区。因为个体丑陋邪恶的天性使得他们在仪式和道德准则上，显示出他们来自不为人知的偏远地区。但就在这样的泥潭中，前世做的善事为他们播种了“善根”，引领他们存活下来，能够和汉人生活在一起，并受到道教的养育。除了要改成汉人的姓名外，他们还学会写正规的请愿书。因此，尽管道教的大门向每个人开放，非汉族想要融入道教教区还得精通一些中国文化。 道教与非汉族早期的关系是否存在某种模式呢？二世纪在四川安定下来的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你可能发现这样的态度和政策在公元317年后被放弃或变得不稳定起来，当时中国北部一半都落入非汉族势力之手，这些势力时不时还威胁着残存在南方的领土。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总结出了一种交往方式，道教最初把自身设想为是全宇宙性的，而佛教是一个兄弟信仰，渐渐地，道教把其他所有外国宗教都当做对手，同时着力与儒教改善关系。他认为这一趋势在唐朝中期达到高潮，唐玄宗之时，《上清经》开始创作。之后几位皇帝在位时，道教与儒教的关系又恶化了，严重到本来是儒教直接针对佛教的争论后来被用在了道教上面。这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去检测和修正的可行猜想。未来的研究应该关注证实和深入探讨这样的转折点，然后再深挖出现此转折的原因。当然，关于道教的民族志历史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元素，创造了民族主义极强、排外的哲学。元朝，道教吸引了蒙古人，还有宁愿罢官也不愿意在元朝任职的汉人。这都是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道教和现代东亚的种族划分 最后我想谈的是，道教对于现代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意义。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瑶族，他们一度居住在中国南部，但现在也有部分居住在东南亚国家的山区，比如泰国、老挝和越南。瑶族保留了一个普遍的道教职位，瑶族聚居区里的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地位更高的教员持续的授箓，就像天师道所做的那样。瑶族内部的社会地位是直接与其在教内的地位挂钩的。尽管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威身份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村里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是不相上下的。瑶族也有自己本土的神，有名的造物者盘古就供奉在他们的神殿里。在近一个世纪里瑶族的文化模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他们能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信仰一个特殊的汉族宗教的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瑶族的例子引出了整个道教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道教这样独特的社会组织，最初的典型形态，仍存在于瑶族社区，但是什么时候从汉人身上消失的呢？今天汉族社区的道教入教典礼没有举办集会皈依的，仅仅有从特定的会员中不定期地举办入教仪式。瑶族人一定是在旧制度仍然存在的时候接触道教的。瑶族使用的手稿和神像应该出现在宋朝或以后，继承天心正法的仪式在他们的实践中似乎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宋朝和元朝也见证了四川、云南和贵州许多道观的建成。如果时间没有弄错，我们可以认为早期道教的社会秩序一定以可识别的形态延续了下来，直到11世纪或者12世纪中国的南方。因为在正史中缺乏道教的资料。我们迄今为止只能依靠大量的手稿的日期和其他宗教文献来跟踪道教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对于瑶族的假定结论是正确的，就表明我们能通过道教形成新的宗教和少数民族对道教的接受来推算道教实践发展的时间表。同样，也可以通过道教文化的元素传入邻国，比如韩国和日本的时间来进行研究。  尽管像瑶族的例子一样有些细节尚不清楚，许多生活在或曾经生活在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信仰道教。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云南，人们会聚集在一起背诵道教的经文，有时候被称为洞经会或是皇经会，根据他们背诵的是《大洞真经》还是《玉皇本心经》来区分。现在道教的任职已与这些聚会的人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的历史仍然是模糊的，并且他们不像是随意挑选出了这样关键的经文。道教的地位，包括被选定的道教牧师和道教文献的存在，在中国少数民族和亚洲大陆东南部分，可能是这一问题最令人兴奋的部分。我们仍处于这个研究的初期阶段，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知识都来自于专业道教知识有限的人类学家。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总是可靠的。但是，对于多数民族宗教的调查表明，道教对于中国西南大部分地区都产生了影响。许多主要的正在进行的研究造就了一批中国宗教专家和人种论学家，其中一项研究是印第安纳大学John McRae教授主持的和另一个Maruyama Hiroshi参与的在日本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更好、更精确的数据。我们应该开始锤炼我们的问题，我们会从其他人的研究中受益，比如少数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道教？他们吸取了道教哪些信条和实践?本地的神和信仰因此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掌握汉语口语或者写作对于参与道教的一些活动是否必需？当代的实践者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扮演的角色？道教对于这些人的影响是增强还是减弱了？对于道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他们与汉人的交往？ 结 论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种族的特性还未被细究就已消失。出生在给定的环境里，一个人通过接纳本族的宗教、社会等级和家庭盛行的概念来回答谁应该归属到哪个群体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近几年，我们开始怀疑大多数之前的猜测。我们现在认为，少数民族特性有着文化性的结构，与基因、语言和历史的关系是薄弱的。但是，中国刷新了我们对民族性的认识。中国特性的发展主要以文化假设、在中国与汉人接触的非汉人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生在两个方向上文化互融复杂的交往为基础，让最基本的民族性的定义都需要停下来调整。但是，要理解中国文化体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东亚少数民族与道教丰富的互动经历。 在这个领域，宗教不再是一个大的困难。尽管只是分析的一个类别，没有一种分类方法能使其和我们西方学术界所谓的“宗教”联系在一起，但它的存在是不可否定的。即使是外来宗教，比如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也发生了许多种不同的演化，而我们马上就会谈到中国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化，其内部的多样性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道教不只是一个概念这么简单，即使在这章所用到的狭隘的定义中也不简单。早期道教采用了许多不同的知识传统并整合了许多分离的群体的宗教实践元素。 在本文里，我将重点放在了道教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是怎样与那些从创教时就拥有大批追随者的非汉族的本土信仰发生的关系。我相信要想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谨慎地回答以下问题：哪些人能被称为汉人？汉人的文化特性与非汉人的有何不同？个体世界观和群体世界观、道德观和修行的什么元素是天生就具有宗教性的？这些元素作为总体是否构成一种或多种宗教？最后，什么样的人能被称为道士？宗教修行的哪些部分是包含在本题目下的？哪些至少名义上是道士的修行和信仰应该被排除在道士的身份象征之外，并且某个地区其他居民所信仰和修行的内容是否被自称为道士的人刻意避开？我在本文以及其他出版物中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点思路。我希望能为这一重要课题的未来研究开一个好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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