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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要总结南北朝，总习惯说南方人天生打不过北方人，当时的经济呀，当时的武力呀，各种分析数据，各项测验指标，都是南方不如北方。这毕竟只是后人观点，虽然有可靠的文献依据，多少也还有点揣测，未必真的靠谱。当时情况怎么样，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追溯过往历史，生活在南京的原住民，又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又会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有个熟悉这段历史的南京人，写了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哀江南赋》，这人就是“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文章老更成，说起来，这姓庾的南京人也是不折不扣官二代，自小生活在南京台城的皇宫，与梁朝的太子一起玩着长大。他们家很有来头，所谓“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庾信的爹叫庾肩吾，曾任散骑常侍，当过中书令，是个很不小的官。 《南史·列传》上有这么一段，记录了庾信与萧韶之间的纠葛，萧韶也很有来头，是南朝梁的宗室，官至郢州刺史，祖父是梁开国皇帝萧衍之兄萧懿：
这个记载够狠，龙阳之癖和断袖之欢，在古代有所特指，用今天的流行词是“同性恋”，然而事实上也并不完全，因为有时候只是一种“玩弄”，并不等于现代意义中的“同性相恋相爱”。后人评论萧韶与庾信的关系，更多的是讥讽，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亦提及萧韶，颇有些不齿：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庾信当众羞辱萧韶，与后来纪昀的讥讽，都是同一路数。《哀江南赋》是骈文，文章写得非常漂亮，数不尽典故，掉不完书袋。读起来比较吃力，譬如这一句牢骚：
字面上有些复杂，意思很简单，就是世风日下，纳税交粮扛锄头种地的普通农户，慢慢都混好了，竟然也人模狗样，说话管用起来，和以前的豪门子弟平起平坐。作者的优越感，以及对草根暴发户的鄙视，暴露无遗。 这种观点放在后来，肯定要严厉批判，搁在当时，却相当写实，为什么呢，因为到六朝后期，经过刘宋萧齐两朝的发展进化，到庾信所在的梁朝，南京的门阀观念大大减弱了。 减弱并不是意味着没有，庾信能这么写，就说明还有。当然，对于人心不古，对于平民阶层的崛起，他的意思无非想弱弱地问一句，“江表王气”，难道真要“终于三百年乎”？ 事实上，六朝时南京的歧视一直都是普遍存在，贵族眼里没平民，北人看不上南人，南人也看不上北人。先到南方的北人，又看不上晚渡的北人。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眼中人，六朝进入中期，讥笑晚渡北人为“伧荒”不是早先的吴人，而是先一步衣冠南渡的王谢子弟，《通鉴》卷一二四《元嘉二十三年》有这样的记录：
《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也说：
譬如当过青冀二州刺史的杜坦，其高祖杜预为晋征南将军，曾祖避难河西，苻坚平凉州，父祖还于关中，刘裕北伐平长安，杜坦随从南迁。他虽然“任遇甚厚”，因为是“晚渡北人”，总觉得自己在仕途上吃了亏，“每为清途所隔”，动不动就发牢骚。有一次，宋文帝与杜坦说起汉朝的辅政大臣金日磾，盛赞日磾的忠心耿耿。杜坦就说人家日磾是个胡人，搁在今天，恐怕也只配养养马。 宋文帝听出他话中有话，很不高兴地说，“卿何量朝廷之薄也”，意思是说难道你还嫌我给你官小吗。杜坦也不退让，居然振振有辞，拿腔拿调地叫板了一句：
东晋时期，士族门阀的势力甚至超越皇权，皇帝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依赖士族的支持。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在文化上崇尚清谈，而且不与庶族通婚。到齐梁年间，这种风气依然根深蒂固，东魏降将侯景没有起兵叛乱时，曾经向梁武帝提出请求，想娶一位豪门世族的女子为妻，最好是王谢家族，他的这个请求立刻被拒绝了。 因此最后《哀江南赋》中的“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在庾信看来，“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大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545年，三十二岁的庾信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回到南京后，任东宫学士，兼任建康令，相当于当上了首都市长。很快侯景之乱爆发，太子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千余人，在朱雀航北扎营。可怜庾信一文化人，舞枪弄棍实在为难，文章虽然写得漂亮，又如何能应付这种紧急场面，侯景快到，他匆忙率军撤离，逃之夭夭。 作为亲历者，庾信无法正视梁朝的惨败。一方面，仍然鸭子死了嘴还硬，不承认南方军队不擅作战，说“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结果便是“分裂山河，宰割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说我们南人不强悍呢。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大发感慨，南方人不强大毕竟事实，南朝梁的军队太不经打，都是草包，“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 侯景之乱是梁朝的痛，也是整个六朝时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给南京这座城池带来了巨大伤害。不得不说一下梁武帝萧衍，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帝王，喜欢读书，信佛吃素，不止一次出家，寿命挺长，活到了八十多岁，最后却饿死在台城。六朝帝王中，数他在位时间最长，差不多有四十七年。 梁武帝年轻时，还是很有作为，他曾下令在门前放了两个盒子，一个叫肺石函，一个叫谤木函。如果谁觉得自己没有因功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有良才没被使用，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扔纸条。梁武帝的节俭也很出名，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一个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不讲究吃穿，每天常常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稀粥充饥。 蔡志忠笔下的梁武帝与达摩 如果梁武帝少活几年，如果他早一点死，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模样。公元547年，八十三岁的萧衍第四次出家当和尚，在南京的同泰寺里住了三十七天，然后再花巨款将他赎出。这一进一出，其实就是名正言顺地给寺庙捐银子，国库里的钱，皇上他老人家还不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也就在这一年，梁武帝接受了侯景的归顺，谁也没想到，这会招来彻底颠覆梁朝的一场灾乱。 侯景是鲜卑化羯人，先属于北魏尔朱荣，继归东魏高欢，镇守河南。547年高欢死，侯景恐被高欢之子高澄所杀，打算降西魏，不成，转而求助于南方的萧氏梁朝。梁武帝认为这可能是恢复中原的好机会，于是欣然接纳，封侯为河南王。没想到第二年，侯景这家伙想变卦就变卦，说翻脸说翻脸，与梁宗室萧正德勾结，举兵叛乱，南渡长江，进攻梁都建康的台城。前后一百多天，台城被攻破，囚禁了老皇帝梁武帝，活活地将他老人家给饿死了。 杜甫有诗纪念庾信，“羯胡事主终无赖”，这个无赖，说的就是侯景。侯景刚来南朝晋见，非常低调，毕恭毕敬，想在南方找个有些身份的老婆装点门面，梁武帝便警告他，别做梦，休想染指王谢家的女子，人家门槛太高。过了也就一年时间，侯景叛乱，占领了南京，不止是饿死老皇帝，干脆直接染指皇家，娶了梁武帝的孙女儿溧阳公主。不是不让娶门槛太高的女人吗，我就睡了你们家的孙女，帝王家的孙女儿，门槛总算够高了吧。 溧阳公主是梁简文帝萧纲的女儿，萧纲是编撰《文选》的昭明太子的弟弟，昭明太子夭折，萧纲被立为太子。据说因为被拒娶王谢家女子一事，侯景一直怀恨在心，曾发誓说，有朝一日，“会将吴儿女以配奴”，意思是你们南京的那些白富美都别得意，以后为奴的苦日子，正等着你们呢。 侯景兵抵建康，梁武帝之侄萧正德率军内应侯景，结果各处守将皆不战而逃。侯景兵分数路，攻石头城，攻白下城，攻东府城，最后围攻台城。久攻不下，侯景遂筑长围隔绝台城内外，并立萧正德为帝，随后攻陷东府城，令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二千余人”。台城易守难攻，久攻不下，侯景担心援军汇集，众必溃散，于是：
老百姓也不敢藏隐，只能认命，“旬日之间，众至数万”，都在乖乖地去干活筑土山。当时作战的方式还很原始，攻城要在“城东西各起一土山以临城内”，还要制造各种攻城的械具，譬如飞楼，橦车，登城车，登堞车，火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陈于阙前”。所谓火车，就是点了火的推车，侯景以火势攻城，城上守兵也纵火，焚毁其攻城的械具。火攻不成，又引玄武湖水灌台城，于是“城外水起数尺，阙前御街并为洪波矣”。 侯景纵火烧尽城外民居营寺，其残虐不可胜言。南京人好不容易等到援军，偏偏这些援军只是结营城外，隔岸观火，与侯景军队相持，毫无尽力攻救之意。建康百姓扶老携幼迎接王师，才渡过秦淮河，便被大肆抢掠，王师所表现出来的残暴程度，并不下于侯景之兵。到了公元549年的3月，侯军攻陷了台城，纵兵大掠，城内乘舆服玩后宫嫔妾，皆被掳掠。屯于城外的援兵见建康城已破，未曾与侯景交战，就全部作鸟兽散，一走了之。 在攻城时，侯景曾立萧正德为帝，饿死了梁武帝后，他又改立太子萧纲为帝，并立刻杀了萧正德。这时候，名义上仍为梁朝，实际大权已完全控于侯景之手。两年以后，侯景废了萧纲，立萧栋为帝，同时杀宗室二十余人，又命人杀萧纲。到这一年的11月，能杀的都杀得差不多了，侯景干脆逼萧栋禅位，自立为帝，史称南梁汉帝。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一段血泪历史，这段时候，梁武帝的子孙占据了长江中上游，割据各州，萧绎据荆州，萧詧据雍州，萧誉据湘州，萧纶据郢州，萧纪据益州。侯景占据建康四处攻掠之时，萧梁诸王不仅没有联合起来征伐侯景，拯救陷于水火之中的首都老百姓，反而骨肉相残，自相厮杀。 侯景攻陷建康的同年6月，萧绎派兵攻讨萧誉，次年5月平湘州，杀萧誉，8月遣王僧辩率军攻萧纶，萧纶弃郢州而逃。萧绎向魏请兵，以称臣为条件，让西魏军队擒杀萧纶。萧誉之弟萧詧起兵攻萧绎，被击退，以襄阳降附西魏，西魏封其为梁王，并派军队驻扎襄阳，萧詧于是也成为西魏的附庸傀儡。 通过宗室之间的内讧，萧绎基本上控制了长江中游，方才想起要派军攻讨南京的侯景。 侯景称帝的次年3月，王僧辩大军攻复建康，侯景败逃，随即被杀。侯景之乱中饱受酷虐的建康城，终于又一次迎来了王师，谁都没想到南京人会再度遭难。大军进驻建康的当夜，一把大火先烧毁了太极殿，《梁书·王僧辩传》上记录：
“王师之酷，甚于侯景”的一幕惨剧再次上演，南京城经历了数度浩劫，京都繁华尽毁。围城期间，城内大饥，死者十之七八，世族亦不能免灾。建康被攻破，文武大臣被杀者数以千计。掳掠的世冑子弟，王侯女眷，以及普通老百姓，多被“卖鬻”，也就是相互出售。庾信《哀江南赋》写到此惨状，用了八个字，“旅舍无烟，巢禽无树”清朝的倪璠专门为庾信的描写加上了注：
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子，他在宗室内斗中大获全胜，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大片国土沦丧，州郡太半入魏，西面丢了一大块，北面也丢了一大块，南朝现在能控制的实际疆域，已经远远小于前代。最让南京人受不了，不止战乱，不止老百姓受到了蹂躏，萧绎这个不肖子孙，居然首善之都也不要了，祖宗家法也不顾了，变南京为废都，竟然在江陵，也就是今天的荆州，一本正经地定了都，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难怪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哭天喊地，说起来，把首都迁到江陵的萧绎，与父亲梁武帝和哥哥昭明太子一样，也是个喜欢和会读书的文化人。他写的书多，藏的书也多，自称“韬于文士，愧于武夫”。江陵沦陷，萧绎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他回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为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痛心疾首，恨萧绎不懂得反省，不知道反省他的不仁不义不孝，却反过来怪罪读书。 梁元帝萧绎《职贡图》（局部） 六朝文化中成就最高，最能代表当年风韵，还是南朝时期的梁代。那可是文风极盛的年代，南京城有太多的文人，魏晋南北朝，南京人的文化品味很高，牛得狠。某种意义上，《昭明文选》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学史，有了昭明太子，有了他带头编选的这部文集，此前散落的很多优秀文章，因此永载史册。当时的南京，随便挑个文人，都可以作为样板。譬如沈约，宋齐梁三朝都当官，见识广博，官做得很大，尤其在梁代，“久居宰相之职”。有关他的政迹，基本上空白，然而诗歌的“四声”，据说就是他的发现，也是他所提倡，换句话说，中国诗歌史上长期以来的一个最重要规则，是沈约制定。 毫无疑问，南京文人在南朝的著作，最优秀的还是《哀江南赋》。庾信刚到北方，北方文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大家一读到《枯树赋》，立刻为之倾倒。因为有文才，庾信被留在长安，北方的皇帝十分欣赏，又封官又许愿，真没怎么亏待，他做的官比在南方还大。庾信从此成了离开南京的外乡人，一直活到隋朝的开皇元年，他的死，让隋文帝杨坚深为哀悼，赠以本职，加赠荆淮二州刺史，由其子庾立世袭爵位。 庾信终身改不了文人脾气，即使富贵，也要做出“沉沦穷巷，埋没荆扉”的寒酸样。他写的《哀江南赋》是中国文学史的瑰宝，是六朝的挽歌，是了解南京的必读书。历代文人评价特别高，翻译《茶花女》的林琴南先生认为，《哀江南赋》“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陈寅恪先生说庾信“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连不太喜欢夸人的钱钟书先生，也觉得庾信早年作品，只不过“体物浏亮、缘情绮靡”，离开家乡南京，“赋境大变”，渐渐“托物抒情，寄慨遥深”，到晚年“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所谓“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 注：本文原标题：《哀江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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